人文主义哲学之三：质疑上帝

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上帝是无法回避的。他好比一堵挡在人们面前无边无际的高墙，你或者仰视它，或者逾越它，或者推倒它，或者便把自己化作一撮泥沙依附于它。不论采取哪种态度，你就是无法回避它。即使你掉头而去，你也绝难摆脱掉这无边大墙罩在你身上的影子。

推倒这堵高墙，并非文艺复兴时代各类精英人物的初衷。无论他们是以科技而鸣，以思想而鸣，以宗教改革而鸣，还是以人文理想而鸣，他们对于上帝都绝少采取蔑视或根本否定的态度。即使逾跃上帝，实在也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愿意相信上帝，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信徒。然而，时代变了，昔日那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地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热点问题。现实教育了他们，新的思想启发了他们，科学成果推动和唤醒了他们。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处在上帝与科学的矛盾之间，处在腐朽的教会组织与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处在人的种种世俗要求与教会权力的横蛮霸道之间，处在人的种种欲望和教会的清规戒律之间，处在上帝的崇高威望和科学技术铁一般的事实之间。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于是这些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经再三思索，再四徬徨，终于远离上帝，归依科学，这是他们最艰难的选择，这也正是他们的杰出之处。

按照他们的信仰，他们本不应背弃上帝，而按照他们的科学实践与科学信念，他们又不得不与上帝告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于没有因为信仰而伤及科学，而是以同样虔诚的精神，在上帝与人生、上帝与科学、天堂与世俗、教规与情欲之间，经过慎重选择，心怀坦荡，义无反顾地归依于那个时代赋与他们的真理怀抱之中。

这其中一位典型人物，就是伽里略。

伽里略是一位划时代的大科学家。他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研究广泛，创见迭出。在力学研究中，他既对静力学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也对动力学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在静力学方面，他研究了物体的重心与平衡，研究了船体放大的几何比例以及材料的硬度问题，他还利用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亲手制造了流体静力学天平。他亲自实验，证明空气具有重量。他在静力学方面的贡献已足以名标青史，而他在动力学方面的贡献，更使他卓尔不群。二者比较，他在动力学方面的贡献还要大些。他在动力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他发现和科学总结了自由落体和抛物体的运动规律，发现了钟摆运动的等时性原则，这两项重大发现，使他成为牛顿以前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也为牛顿力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伽里略是一位科学天才，但他性格坚定平和，研究态度审慎。他属于那种理性主导情感，相信事实胜于相信理念的人物。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一位跟着感觉走的人。他在未曾弄清事实的本来性质之前，宁可亲身参加实验，宁可冥思苦想，宁可为之长期苦恼忧烦，直到掌握了充分的论据为止。但即使已经找到新的结论，他也绝不盛气凌人，只是以平和坚定的方式，以一位近代科学家的特有方式，把这发现介绍给世人。他的这种表现，固然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压抑和制约有关，但也和他本人的个性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他的代表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就不以论战式的方式，而取对话方式写成，将自己和自己所反对的观点，另派代言人言之。不消说，这种方式，显得更其浅近平和，而不给人以挟风带雨、电闪雷鸣之感。

审慎是他的特点，但审慎不等于在真理面前唯唯诺诺，相反，他对已经证实的科学发现，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坚持，即使这发现与先前的伟大人物的结论截然相反也罢，即使这发现与教会的正统观念水火不容也罢。

伽里略在天文学方面，是哥白尼的拥护者和进一步的证明者。他经过长期的研究，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科学结论。他反对地心说，支持日心说。而这一点，不但与教会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权威理论也针锋相对。亚里士多德对地心说的认定，不是出于信仰或者盲从，而是出于常规性推理。而他的这种常规性推理，尤其令人难以反驳。

比如他认为，如果地球进行公转——围绕太阳运行，那么，当地球从其轨道的一个位置运行到与之相对立的另一个位置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恒星则应有相应的视觉变化。说得通俗点，就是当地球处在太阳一方的轨道时，站在地球某一点的人看到的某个恒星的位置如果在南方，那么，当地球转到与之相对的另一方时，那么依然站在地球同一点上的人所看到的同一颗恒星，即使这恒星的位置不一定移到北方，也一定会出现明显的视觉偏差。对此，反驳不易。而伽里略偏能抛开常识，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入手，他反驳亚里士多德说，之所以没有出现那样的偏差，因为恒星的位置距离地球太远了，直远到人们已经感觉不到这种视差的存在了。

亚里士多德反对日心说的另一理由是，如果地球自转——自西向东转动，那么一个垂直上抛的物体就不会落到原先将它向上抛起的地方，而应该落在稍稍向西的地面。因为当物体上抛的时候，地球已经自西向东转动了一段距离。这观点在今人看来，是多么不合科学常识啊！比如我们坐在敞篷汽车的车厢后沿，如果我们向上一跳，可以因为汽车向前疾驰，而使自己落在车厢之外吗？又如一位跳高运动员，假使他正在由西向东越过横杆时，可能因为地球的转动而使这运动员追不上横竿的转动而落在竿的前面吗。但在伽里略的时代，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旧说，绝非易事。而伽里略正是在对这种旧说的反驳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对惯性定律的杰出贡献。比如站在一座高塔上使一块石头垂直下落，这石头将笔直地落在塔的脚下，此无他，因为石头本身与塔在以同样的速度向东转着，二者皆动，等于不动。

伽里略是位科学巨匠，而不仅是一位科学实验工作者，过去传说他为了证明自由落体定律，曾在比萨斜塔上亲自做过铁球试验。这传说对于后之可能是一种最为简洁的证明方法：人家都试过了，你还能不信吗？但对于伽里略而言，却是一种不当的简化。伽里略自然十分重视实验，但作为一位科学巨匠，他头脑中更应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因为有这个体系，他才能对当时的种种正统理论，产生种种疑问。而这些疑问的提出，有时比一个具体的实验更具创造价值。

关于自由落体定律，他曾有一个独特的理论推断，并以自己的推断有力地驳斥了亚里士多德旧理论的谬误之处。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由落体因各自的重量不同而速度不同。其落速之差，表现为" 有较大动势的物体通过同一距离的速度也较大，并且速度的比等于这些物体量的比"。按照这理论，两个重量相差10倍的球同时下落，则重球下落的速度比轻球应该快上10倍。这未免令人惊异。然而在那个时代，凡正统学人，并不信以为真。

伽里略的推论是这样的：将两个不同重量的球体——一大一小，一轻一重，中间联结上一根绳子。按照业氏的说法，大球落速快，小球落速慢，因为两个球拴在一根绳上，那么，小球应该对大球产生滞后力，于是大球的落速也相对变慢。但是，且慢下结论。同样因为大、小球之间联结着一根绳子，既然联结一根绳子，那么，两个球就应该或为一个整体，而由大、小两个球组成的一个整体，当然比一个球——无论小球还是大球的重量更重，于是悖论出现了：两个联结在一起的球体究竟应该比其中一个大球的落速更快些还是更慢些呢？

不用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推论，推论中暴露出的悖论里孕藏着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伽里略发现的自由落体定律。但他并非不重视实验，相反，他的许多科学结论正是直接源于实验结果。

伽里略做事谨慎，但他性格刚强。他对于已经确认的真理的忠诚可谓感人至深。对于自由落体定律，在他报告了自己的见解之后，比萨的一位物理学教授刚好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一个实验。这位教授想用实验的结果支持亚里士多德的旧有学说。这教授甚至兴奋地看到" 具有相同材料而重量不同的物体并非在同一时刻达到地面。" 于是，教授认为自己胜利了——亚里士多德胜利了。对此，伽里略回答得很洒脱："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一百磅的球从一百腕尺的高度落到地面时，从同一高度落下的一磅的球才下落一腕尺。我说它们将在同一时刻到达地面。通过做这个实验你发现大球超前小球两英寸。现在你想要把亚里士多德的九十九腕尺的误差用两英寸掩盖起来，只强调我的微不足道的误差，而闭口不谈亚里士多德的重大错误。"

在科学领域里，伽里略是一位伟人。但也正因为他是一位伟人，对他的攻击和反对也是异乎寻常的，可是他并不屈服。他说：" 那些反对改革的人抓住我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攻击我，仿佛我犯了弥天大错。看起来与大家一起坚持错误比一个人独立思考要好得多。但我要说，我情愿落在大家后面坚持正确思想，而不愿站在别人前面不假思索地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真的，尽管" 与大家一起坚持错误" 的直接结果会美妙得多，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盲从与屈从绝不是伽里略的风格，在真理与上帝面前，他宁愿拥抱真理。

据英国伽里略传记作家的研究，伽里略并非因为不相信宗教神学观念而自觉向教会权威挑战的人。他是为着维护宗教的崇高权威，才去研究哥白尼学说，或许应该说，他的本意恰恰是为了否定哥白尼的学说才去研究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的。但他越是深入研究，越证明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于是，他终于摆脱神学束缚，而进入科学境界。他从来不是一个打算与宗教彻底决裂的科学家，直到他已经认定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之后，他依然试图用《圣经》中的观点证明哥白尼学说的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徒劳的。

他本人也日益遭到教会的迫害，直到强迫他认错为止。但他的心却自始至终没有屈服。据说，当他被迫公开认错之后，他依然喃喃自语：" 可是，地球是在运动。" 伽里略或许不是一位狭义上的哲学家，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他的影响变得日益强大。即使宣判他有罪的教会，也终于在1979年，即伽里略被迫害350 年后，给他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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