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一个刑警的日子》，作者：蓝衣，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是祸躲不过
人生就像一出戏，你只是个演员，不是个编剧。你演到何处，遇到什么，你并不知道，只有编剧知道。编剧在一步步地指引你的脚步，往东或者往西，往南或者往北。当你心里想往北的时候，可能编剧正要你往东。你一百个不愿意，但往北的路已经堵死，走不通了。只有往东的路在等着你——因为这正是编剧要你走的路。你是被逼无奈，只好往东去了。一句话，你无法决定你自己的脚踪，行路的人，脚踪也不能由自己定。因为你人生的剧本不是由你自己写定。
我们这里所写的叔侄二人正高兴地开着大卡车行驶在马路上。他们二人要安安全全地把货送到上海，然后赚到自己的辛苦钱，高高兴兴地开着大卡车回家。这二人并不知道人生的剧本不是这样写就的，一场大的变故正在等着他们。他们只盘算着自己心里的路，并不知道属于他们的路，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的盘算中。
叔叔冯一明与侄子冯建心情是愉快的，注意力是集中的一因为他们很小心，就像所有那些开车的人都很小心一样，可别撞上什么别的车，别出什么车祸，每一次出门送货，家里都是叮咛了再叮咛。的确，开车的人不就这么点事嘛，不喝酒，不分心，平安地去，平安地回。只要一路平安，家里家外就都高兴。他们不知道，祸患并不一定是车祸。
他们完全忽略了车上还有另一个人一一他们的人生剧本里一个重要的演员，她17岁，叫梁丽，正坐在后面，吃自己带的豆腐干。她津津有味地吃着，根本也不曾想过前方的路在何处，她只知道自己这一趟出门，是要在杭州找自己的生活，能坐上这趟车，是亲戚给找的这样一个好机会，搭顺风车去杭州，不用掏车票钱了。她要去杭州打工，与那里的熟人朋友已经联络好了。人生17岁，什么都可以期待。唯有一点，她没有想过死。
的确，一般而言，是这样的。
可对于每个具体的人，就不是这样。每个人的剧本都不一样，这属于女孩的剧本有些凄惨。
她马上就要死去。但她不知道，这开车的叔侄俩也不知道。这三个人的人生剧本马上就要来个大剧情，可谁能知道呢？女孩津津有味地吃着馋嘴猴豆腐干，这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因为吃完这包豆腐干，她再稍稍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只那么一小会儿，她就要在前面的路口下车了。然后呢，她搭出租去找熟人，已经说好了的。
夜里1点50左右一—这个时间很重要，因为女孩马上就要死了，如果她没死，这个时间会被所有人忽略；她死了，这个时间就永远凝固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一—警方、叔侄俩、女孩子家人、朋友，还有一些关注这起案件的人。夜里1点50左右，女孩下车。叔侄俩继续开车去上海。冯一明很清楚地记得，女孩下车后，他们沿着沪杭高速继续行驶。心里还盘算着属于自己的路——回家的路。
然而，次日凌晨，杭州市某区的水沟里浮起了一具裸体女尸，警方很快确认死者就是这女孩梁丽。
- 一场噩梦
冯一明与冯建在清晨的马路上，突然被警察拦下。心里还满是有理：“干嘛那么凶啊，有话好好说，那么凶干嘛。”这叔侄俩压根不知道那女孩梁丽死了。冯一明开车多年，被警察拦下的事儿也不是没有，但这一次的警察最凶。警察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手机号码是多少？”冯一明报上来。警察就更凶了，说：“就是你，下车，你们快下车，就是你。”然后，不明就里的叔侄俩下了车。警察要他们蹲下，抱着头。他们都照做了。
冯一明还不满地嘟嚷：“这么凶干嘛。”
警察说：“闭嘴。”
后来，冯一明才知道大事不妙了。女孩梁丽死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
这事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了。怎么办？这叔侄俩的回家路就这样葬送了。他们有嘴也说不清了。警察之所以这么快找到了他们，因为女孩临下车前要了冯一明的电话，给接女孩的熟人联系了一下。并且还记下了这叔侄俩的电话，说以后再联系。没想到这最后的一个电话，成了办案的一个最重要信息。的确，冯一明与冯建是女孩梁丽死前接触最多的人，而且在没有找到真凶前，他们俩就是最大的嫌疑人。深更半夜的，只有你们叔侄俩与梁丽在车上，一路走来，有多少作案的机会呀，梁丽才17岁，哪能抵得过你们两个大男人的作弄？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而且，除了他们叔侄二人，目前也找不到别人呀。
这回麻烦就大了。冯一明惦记着家里，还有两个女儿，还有老母临走前的叮咛，每次他出车，母亲都不仅千叮咛万嘱咐，而且总是在等待，等着他回家。他家房子外面是个水塘，如果母亲盼不到他回来，都想着跳塘。母亲从小就最疼他，做儿子的心里很明白。可是他现在有案子在身，真回不去了。这可咋办？
侄子冯建才20出头，哪见过这阵势。这叔侄俩遭遇了这等事，心里唯一想的是找到真凶，因为他们不是凶手。可是，女孩是从他们的车里下来死的，如果他们不是凶手，谁？你只要找到真凶，你才能洗脱自己。冯一明回忆了前前后后，他找出了自己的理由。
冯一明找出他随身带的一张地图来说明，用地图来标明他的行进路线和时间，证明他根本不可能有作案时间。他指着地图对办案人员说：“我们是从这里进杭州的嘛，这个地方我给她打手机的，这都是能查得出来，1点30分打的手机。她1点50分左右在这儿下的，一条路嘛，一个弯都没有。她要去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钱江三桥嘛，这么近的地方。我已经上高速了，你只需要把这个收费站录像一查，我有没有作案时间，马上就知道。如果这个人还是活的，我1点50左右已经上高速了，这段路确实需要20分钟。”
冯一明当时曾多次跟警方要求调取当天收费站的录像，可是没有人听他那一套。大家仿佛认定就是他们俩作的案。在冯一明心里，情况很清楚，能证明自己清白。可是，在办案人员看来，情况也很清楚，能证明是这叔侄俩作的案。
谁是谁非，需仔细来鉴定。
- 模拟当时情景
办案人员找来警员开车，模拟当时的情景，看看冯一明叔侄到底有没有作案时间。
模拟的结论对冯一明叔侄非常不利。警方决定做一个跟行车相关的侦查实验。他们找来一个货车司机，开着那辆解放车，从安徽到案发地，再到掉头处，最后前往上海，按照事发经过，尽可能地模拟当天各方面的条件，测算行车时间，据此推理冯氏叔侄有无作案时间。
模拟时间都是精确到秒的，距离是精确到米的，三四次的侦查实验做出来，结果都比较相近，应该是符合客观的事实。那便是冯一明与侄子冯建脱不了干系，他们完全有时间作案。而模拟司机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从安徽出发的叔侄俩的行车路线，没有偏差，一路开到上海。模拟司机认为跟作案的时间吻合。
而冯一明说：“空车跟重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当时开的是拉着超载的货物的车，一个严重超载的车和一个空车，虽然行驶同样的路线，但结果完全不同。这就好像一个挑重担的人与一个空手走路的人，在相同的时间里，行的路是不一样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去问开大货车的司机，真的，感觉好像挑担，挑两百斤担一样。你挑着两百斤与你空着身子走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冯一明强调警察应该去看监控录像。可警方说，监控录像看不清楚，没看出什么来。警方的案卷中也没有这部分的证据。当然，在后来案件进入起诉阶段之后，冯一明又委托律师去调取监控，但发现录像的保留时间只有一个月。警方最终的侦查结果认定：强奸过程发生在货车上，冯一明与冯建合谋在驾驶室内对梁丽实施了强奸，冯一明帮助按腿。最终，梁丽因冯建用手掐其脖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从调查案卷上看，冯一明叔侄涉嫌“强奸杀人”并无直接或间接的物理证据。
冯建跟梁丽有任何身体接触的这种物证吗？没有。头发、指甲、抽血，什么都没有。用冯建的话说：“我连碰都没碰到她。”现场勘查也证实，冯氏叔侄的货车上没有强奸留下的痕迹，死者虽有处女膜新鲜破裂的情况，但阴道内未发现精斑，而且身上和被丢弃的衣物、行李上均未留下冯建、冯一明的指纹和毛发。
那么法医怎么说，法医给出的解释是：在这么一个抛尸的现场，有水，强奸之后，体内应该是留下物质的，可一夜的水冲过以后，也有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这些强奸的痕迹冲掉。
但是，同样经过一夜水的冲刷，死者的8个手指甲里却检查出了另一个陌生男子的DNA。不过，警方鉴定结果显示该DNA“排除与冯建、冯一明混合形成的可能”，而是死者与另一名男性的DNA混合而成。但是，该项证据被认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不能作为排除两被告人作案的反证”。对此，帮助冯氏叔侄的律师表示难以理解。警方有一个解释，说是手指是暴露在外的，相对开放，是相对开放的一个接触点，那么很有可能，平常握手或者是碰到什么地方，都有可能留下DNA。所以也许与本案没有关系。虽然律师强调了另外一点，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正常的握手有没有可能双手的8个指甲里面都有一个——同样一个男子的DNA成分？如果不是，那一般来讲，或者说常理就是，只有在激烈的反抗过程当中抓、挣扎留下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留下DNA。
这一点也的确让杭州警方内心打鼓。第一，是不是有第三个嫌疑人？第二，我们框定的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究竟准不准确？
杭州警方曾三次去受害人的老家安徽，排查死者梁丽生前接触过的朋友，指甲里的DNA没有发现匹配者。此后，帮助确认疑凶的关键证据，再一次被搁置了。应该说，现场留下来的，是唯一的物证。警方到达现场之后，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比如说在冯一明的驾驶室当中——警方说是强奸发生的地方——也没有东西可作物证，然后到了现场也没提取到车轮的印子。与此同时，一个极为重要的侦查方向也就此被忽视了，那就是被害女孩梁丽活着时曾说，她在立交桥下了冯氏叔侄的货车后，是要打出租车去找朋友的。那么，凶手也完全可能是在女孩等待或者上了出租车后出现的，如果出租车有涉案嫌疑，那么当时杭州的出租车都安装了GPS系统，排查其实并不困难。然而，当时警方没有进行过相关排查的记录。
冯一明与冯建是凶手吗？
- 有罪推定
冯一明与冯建在办案人员眼里，是凶手。警方锁定就是他们两个干的，所以一切的证据的搜集，就围绕这个展开了。办案思路进入了一条固定模式，其他许多可能的线索就都被忽略了。有罪推定就这样开始了。
往下的日子，叔侄二人在公安局里发生的故事，一般人就很难知道了。而且警方与冯氏叔侄的说法也大相径庭。
那么，警方说冯建强奸梁丽的直接证据是什么呢？
那就是冯建的口供。
根据案卷记载的情况来看，有罪的口供确实是冯氏叔侄自己作出的。他们两个人是在2003年的5月23日被拘留的，但是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被羁押到看守所，而是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在公安局待的这几天里，他们作出了有罪供述。按照公安局的说法，不存在刑讯逼供和诱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情况。
一切都是合法的，并无非法取证的情况发生。
但是这个说法，却和冯氏叔侄的说法不一样。
那么，究竟在公安局的那几天里发生了什么？
有罪的口供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呢？
冯氏叔侄有着自己很切实的说法。冯一明说，他们七天七夜受尽了折磨，警方把他们的两手以固定的特殊姿势铐起来，跪皮鞋底不让他们睡觉。而且要在嘴巴里放两根烟，烟灰要一样齐，不准用手的，以一种他们不曾见过的怪样子来吸，不用手，也不能用手，手是拷起来的嘛。又打，又不给吃，又不让睡，就这样子几天几夜的，弄得他们两个神志都不清。
无论如何，没做过的事情要供述起来是困难的。那案卷记载的供述内容是怎么产生的呢？
冯建说：“那就只能猜嘛，就是猜，没办法。梁丽穿什么衣服我猜不对就打，打巴掌。”
对于冯氏叔侄所说的这一切，没有人能找到其他人提供直接的佐证。而据律师说，警方作为证据提供的审讯录像，出现了蹊跷的空白。
警方的案卷记录上，说的审讯时间就是从5月28日的18：10到18：58，只审讯了48分钟。这是他有罪供述的这段时间，这听上去时间并不长。
而律师说，警察提供给法庭的录像，仅仅是2003年5月28日这一天。实际上冯一明与冯建是5月23日被刑事拘留带回杭州，一直到5月28日，冯建作了有罪供述以后，29日才被送回看守所。那这5天内，冯建和冯一明都没有被送到法定的羁押场所一看守所，而是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边。这就是说，侦查人员可以和他们直接地进行身体接触，而且控制他们的饮食、饮水、休息，这盘录像的中间断了大概半个小时，啪，一跳，就是半个小时，没有了。那么，到底存不存在刑讯逼供呢？律师认为录像中这些空白，给了人想象的空间。退一步讲，即使根本不存在非法取证，冯氏叔侄二人的口供，也存在明显的相互矛盾。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信相互否定的口供是有问题的。
律师说，到底是先停车作的案，然后再掉头抛的尸；还是先掉头作的案，顺势就把这个尸体就扔到路沟里头了？再就是逃跑的路线，两个人说的也是两条不同的路。
叔侄俩的数次有罪供述里，其实连强奸到底发生在货车座位的前排还是后排，都对不上。命案的侦破，现场指认都极为重要。
律师的说法很清楚，不是冯氏叔侄作的案，他们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
关于现场指认，冯建说，他一共指认了三次，却只有最后一次才被拍摄和记录下来。
冯一明说：“警察到那里会慢慢地诱导你，会经常问你，是不是这里？你只要说好像是就行了，你再看看哪个地方有水沟就行了。”
冯建说：“直接把车开到那个地方，就是说，只要我人到那儿拍个照，就行了。”
律师说：“这个辨认的录像也不完整，应当是全过程地拍，然后尤其是到岔路口的时候，你让他自己说，往前走，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这个关键的地方都没有。”
一切的一切，只按着一个思路，那便是，这叔侄俩是杀人犯。这个思路统辖了整个案子，你说你没有，那是谁？不是你还能是谁，深更半夜的，你俩与一个少女单独在一起，你俩在月黑风高夜起了邪念歹心，不是很正常的吗？
- 判刑
冯一明与冯建叔侄俩最终获刑。
当然，这样的杀人案，判刑一定会有判刑的证据。
那么，警方究竟找到了多少证据呢？在判处冯建死刑，冯一明无期徒刑的判决书里列出了26条，仔细研判看出其中5条是关于死者的位置、衣着、死因、遗物等的描述。另外9条是关于死者梁丽行程、通讯等情况的证明。还有9条是关于冯氏叔侄户籍背景、抓捕情况、指认现场、货车及侦查实验等相关情况的阐述。这已经23条了。仅剩的3条是至关重要的：其一，是一份情况说明，杭州市公安局某刑侦大队证实从未对冯氏叔侄进行过刑讯逼供。其二，是同监舍被关押的，一个叫董行军的人证明，听到过冯建说他奸杀了17岁的女孩梁丽。其三，也是最直接的，冯氏叔侄的口供，他们承认将受害人奸杀了。
我们再看董行军的证词。
在给冯氏叔侄定罪的三份关键证据中，那个同监舍被关押者董行军的证词，是怎么回事呢？此人是否真的与冯建关在一起，并且听到冯建说过什么呢？
据冯建说，他进去时，董行军已经在里面了，而且还有另外两个是他手下，但是他头发也没剪（犯人都剃光头），还有香烟抽，吃的是炒菜。冯建一进去，董行军就从头到尾跟冯建说这个所谓冯建作案的经过。董行军怎么会知道冯建的这个案子？冯建很疑惑。冯建在公安局，从没接触律师以外的人，更不认识董行军，当然不会跟他说什么，然而，董行军都知道了。
而在当时被关在其他监舍的冯一明说，他在里面也遇到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那个时候，冯一明刚入监舍，被剃了光头，验了血，在很多看守所，这只是例行的程序而已，冯一明并不知道这一点。心里很冤，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的确，一个从没犯过法的人，很难接受这一切。也不知道自己被这样对待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不明身份的牢头一下子叫起来了：“救命救命，快去报告所长，这是人命关天。”他说：“这就是叫验明正身。”狡猾的眼神眨了眨，又说：“过几天就要把你拉出去枪毙了。”冯一明并不懂自己的真实处境，给他蒙到了，吓坏了。牢头说：“你态度好一点他就给你开庭。”于是，让冯一明写一下自己的态度，冯一明说：“我又没犯罪你叫我写什么？”他说：“要么这样，我帮你写一个给你看看。”这个人就帮助冯一明写了。他写好以后，冯一明一看，看这简直是《西游记》神话故事。
这个人写的什么内容呢？在冯一明看来，都是胡说八道。写冯一明在本案的犯罪事实。写冯一明跟侄子两个人开车，在驾驶室里，侄子强奸，冯一明帮忙按腿，主要就是写这些东西。
可他为什么会胡编这个呢？谁告诉他的？
案卷里，董行军的证词说，自己和冯建一同关了两个月，冯建曾神态自若地向他描述强奸杀人的过程。但开庭笔录上显示，冯建在法庭上说，我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我在这个看守所，只关了一个多月，而不是两个月。记录显示，冯建还曾要求法庭传唤董行军出庭作证，但被拒绝。
结果却是尽管冯建在庭上一再抗辩，董行军的这份证词仍旧成了一审判处他死刑的关键证据之一。
2004年4月案发将近一年之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冯建被判处死刑，冯一明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强奸罪。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虽然没有找到特别有力的杀人证据，但通过有罪推定与快速结案，就是一种效率，也能给当事人一个交代。死了人了，就得找个替罪羊。而当时好心给梁丽搭车的冯氏叔侄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 上诉
可是，冯氏叔侄不能服啊。自己没有杀人，没有强奸，无论如何也不能服这个判刑。因为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冯一明的三个哥哥听到判决后，哭得满地打滚。冯一明却只有气愤，内心深处的气愤。但他没哭，他不认为自己要坐牢。冯一明认定，自己是无罪的，侄子是无罪的，天有公理。他深信，这就是他的希望。从侦破方面来看，一个是DNA不是他们叔侄俩的，再一个是他们没有作案时间。而所谓董行军的证词，用冯一明的话说，这个东西不过是牢头狱霸写一写逼他和侄子抄的。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二桥高速这个录像，警方为什么不查摄像头？为什么忽略这个？冯一明说，这四点你只要回答出来一项，判我死刑我不喊冤枉。
冯一明叔侄当然要上诉。
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采信了一审几乎全部的“犯罪事实”之后，终审改判冯建死缓，冯一明有期徒刑十五年。
冯一明对二审抱着期望，可等来的是这样的终审结果。这个现实他接受不了，他这次哭了，哭得爬不起来。换了一般的人死刑改死缓，无期改十五年高兴都来不及呢，而冯一明哭得爬不起来了，因为他知道麻烦了，他知道很麻烦很麻烦了。在冯一明心里，这个麻烦是指什么？冯一明虽然不过一个拉货的司机，可很聪明。他深知，这个终审一下来，再申诉就没那么简单，他想证明自己清白，变得很困难了。他相信法律，可法律却没给他公道。他怎么办？
他还要申诉。一定申诉。无论以后怎样，有多困难，他都要继续申诉。
冯氏叔侄俩将要去的监狱，在新疆的沙漠深处。环境他们没得选择，但是冯一明说，他们叔侄俩内心里的选择，却从没有动摇。
冯一明说：“我就在这里等着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三条的，第一条拿到无罪判决书，回家，光荣回家；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在监狱里就算了。或者，我这个十五年坐满，我再自己去北京申诉。”
而年轻的冯建与叔叔不同。他知道自己冤枉，但出了这事，他无论怎样为自己辩白，仿佛都没法洗清自己。他有时候很失望，对未来对自己。他每逢想自己是个强奸犯，他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是个小青年，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罪，而他恰恰被判了这个罪。他还有什么可想的呢？他的一生完了。如果不是死刑改死缓，他早就死了，说不定，死了更好呢。可现在，死缓，背着这么一个耻辱的罪名，服刑，在沙漠里，还有什么指望呢？就算他给别人讲自己的冤枉，别人会怎么想？你一个强奸犯，你还有什么理由讲呢？没强奸，能判这个罪？
你小子还真不老实。干了就干了，狡辩什么。
他仿佛都能听见人们对他讲什么。他感觉自己很没有尊严。相当痛苦。冯建本来打算结婚的女友，因为这个罪名，跟他分了手。
他能说什么呢？
等待他的仿佛只有永远坐不完的牢狱。他这个死缓，保住了命。可保住的这个命，对他有何意义？就这样在监狱待一辈子吗？按说终审改判，给了他生，对他也算个安慰。但他得生得有价值，生得有尊严。他到哪里能再要回自己的尊严与青春呢？
- 老天有眼
叔侄俩就这样被判定了漫漫牢狱人生。
虽然如此，但冯一明心里想的全是翻案的事儿。他要怎样申诉，他要怎样翻身，他要怎样清白地回家。他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没有奸杀。他们没有犯罪。他不相信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最后会得不到平反。如果那样，公理在哪里？他不相信老天没长眼。冯一明心里的希望是大的，谁也没有办法浇灭他的希望。
老天的确是长眼的。
就在冯氏叔侄被判刑时，又一桩命案血淋淋地摆在世人面前。几乎就在冯氏叔侄的案件一审作出宣判的同时，杭州市又发生了另外一起命案。而这起案件同样是由杭州警方侦办的，只是在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两个案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一起命案，居然会成为日后冯氏叔侄案件平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第二起案件当中，受害人婷婷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她当天是去参加学校的英语六级考试的，可一直到了晚上9点，婷婷都没有回家。
第二天，有人在婷婷学校门口的一个垃圾箱里，捡到了婷婷的红色背包，里面有婷婷的身份证、学生证等等。警方判断，婷婷很可能是出事了。办案人员经过各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惊讶，婷婷很可能是坐出租车出事的。于是，警方对全市的出租车进行了排查。最终，案发8天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是出租车司机谭海刚。谭海刚归案后，承认了犯罪事实。
据谭海刚交代，他行凶杀人，其实仅仅是因口角而起。他说，婷婷搭上了他的车之后，在路上，遇到了一辆货车想超车，谭海刚急刹车，把当时坐在后排的婷婷吓了一跳，两人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婷婷到了地方之后，两人还在争吵。谭海刚说，这就是他杀害婷婷的直接原因。谭海刚说：“当时也是，我也不知道，一生气，可能是头脑也失去理智了，吵吵吵吵吵，吵吵吵的，我就掐住她喉咙了。”
谭海刚的供述中，承认自己杀了人，却并不承认对婷婷有过性侵犯行为。但当时警方第一次发现婷婷的遗体时，她全身赤裸。警方一度认为，有强奸杀人的可能，但因为遗体在水中浸泡，并没有找到其他可以支持警方判断的证据。
一年后，谭海刚被判处死刑。
2005年3月18日中午，谭海刚案在《今日说法》栏目当中播出，冯一明、冯建叔侄俩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冯一明心头一震。
冯一明感觉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到来了。只有像冯一明这样的处境与遭遇，才会对婷婷的案子产生心理地震。因为毕竟这个女孩子的死与梁丽的死太像了，毕竟他与侄子背着黑锅，心里头想的全是翻案，毕竟他现在所受的苦，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受的罪只有你自己承担，旁人谁会在意呢？
冯一明找到警方反映情况，他说，他车上的那个女孩子梁丽，也可能是这个人杀的，他看到了报道，作案手法与处理女孩的尸体都是一样的，都是扔在水沟里，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同一个人，才会干出这么一模一样的事儿。他不管警方怎么想，他只要有机会就去反映情况。他给不同的警察说，不止一次地说，谭海刚作案手法相似，而他们带去那个女孩子梁丽，也是搭出租车，谭海刚也是开出租车的，谭杀害的那个女孩子也发生在江干区，冯氏叔侄带去那个女孩子下车的地方也是江干区。
冯一明指出，死者都是年轻女子，都是被掐死的，都脱去了衣服并且抛尸水沟。作案地点相近，行凶者的出租车驾驶员身份，也和梁丽下车前说要打车的情况相吻合。冯一明认为谭海刚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冯一明多次向有关人士反映，他寻找着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反映。但是，这个线索并未受到重视。在警方眼里，犯罪的人都说自己无罪，寻找一切可能的借口想脱罪，所以，警方见多了，没有人真正理睬他。
在那之后，谭海刚很快被执行了死刑，而冯一明和冯建，则被转往在新疆的沙漠深处的监狱服刑。
无尽的牢狱人生，何处是终点？虽然谭海刚的死，给了冯一明打击。但他还是有期盼。这期盼就在他心里，从没有死去。他相信，他能找回公道，老天有眼。谭海刚犯案，就是天眼彰显。可警方为什么都闭着眼呢？他们为什么当瞎子呢？
- 英雄出现
当然生活中永远有眼明心亮的人，只是你得等待，不能急。这些眼明心亮的人总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冯一明从没有停止过对自己清白名誉的平反努力，他一直睁大眼睛在寻找着机会，寻找着出路。
与此同时，他的哥哥冯一通也从未停止过为这场冤案奔走呼号，他通过各种渠道为这场错案寻找突破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从未气馁，从未放弃，为了两个亲人，奔波申诉。他掏钱买汽车票，买一切路上所需、申诉所需，虽然自家很困难，但为公正花费，就是借，也不怕。他买的汽车票都是到杭州来回的汽车票。一趟又一趟。冯一通坚决不相信他们作案，这就是他没有放弃申诉的真正原因。
按说，冯一通年岁也越来越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四处奔波，能坚持多久？但冯一通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儿子，什么都可以舍上，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了解自己的弟弟，只要他一天还能走得动，他就不会歇脚。如果哪天走不动了，是的，可能会有这一天，可他也不会放弃。他跟儿子冯建讲了：“如果我走不动了，申诉这条路，走到头了，走不动了嘛，那你自己出来申诉，永远不能放弃。”
永不放弃，就永远有出路。无论什么事。
冯氏案子的转机发生在2008年，当时冯建和冯一明，已经入狱服刑5年了。有一天，他们无意当中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对一个案件的报道，说是一个已经服刑了5年的“杀人犯”无罪获释。这个人的名字叫王以山，而王以山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当时的这个有罪供述是一个“牢头狱霸”给代写的，逼着自己先背下来，然后自己再给抄写出来，而这个牢头狱霸的名字叫董行军。
冯一明一下子记住了这本杂志的名字及时间--2008年7月上半月第13期《民主与法制》，像是一盏明灯，冯一明分明看到了又一盏明灯。
老天对他再一次开眼了。
是的，这个名字是不会忘记的一董行军，他最在意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写在了他们的判决书上的，判决书上有个董行军。正是这个判决书上他熟悉的名字，再次点燃了他的希望之灯，也引出了一直以来无法释怀的愤怒。
冯一明后来说：“他们打我，搞我，我都能容忍，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你不能叫罪犯写下来了逼我抄，所以我就在法庭上，说出后来那一套话来—一你们现在是大法官大检察官，不一定你们的子孙后代，都是大法官大检察官。如果遇上这种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的事儿，说不定他们也会被冤枉，也会在死刑边缘徘徊。”
董行军到底是谁？在法庭上曾作证说，冯建向自己供认过杀人的董行军，跟王以山案的董行军，是同一个人吗？
冯一明向狱警反映，狱警对他说：“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口，同名同姓的多得是。”冯一明说：“是，但没有这么巧吧？他也是遭遇牢头狱霸，我也是遭遇牢头狱霸，哪有这么巧?”
狱警说：“但是你想那个人当时是在河南，而你是关押在浙江。”
冯一明说：“所以说，我就是叫检察官去查查看嘛。”
英雄终于出现。
在和平时期，什么是英雄？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能够站出来顶风说正话的人就是英雄。因为是顶风，一般人是不会站出来说话的，只有一种特别的人，才能够不怕这庸俗之风的侵扰，说正义的话，这就是英雄。
本案的真正的英雄终于出场。
他是谁？
他叫章平。
章平是石河子检察院的驻监所检察官，他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正在这时，他得知冯一明的案子。冯一明因为一直喊冤申诉，他深知有一种说法，即每个罪犯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警方对他不理会是正常的。那么章平检察官怎么想？坦率地说，干他这一行的，喊冤的服刑犯人很多，他当然不会盲目地就相信。然而，凡是喊冤的，他都会仔细地看。因为他不想漏掉任何一个真正冤枉的人。
哪怕他为此多看了许多案卷。
章平调取了冯一明和冯建的判决书，发现认定冯氏叔侄犯罪的直接证据显得比较单薄，而且经过认真核查，发现不少疑点。于是，他追问下去。在研究了冯一明一麻袋的申诉材料之后，章检察官发现这个案件确实有重大隐情，他先后向杭州市检察院和河南省浚县检察院发函，通过材料对两个董行军的身份进行了比对。检察官一定要查出来两个案件中的董行军是不是同一个人？世上的事儿就怕认真。章检察官一认真，一个重大的错案浮出水面。
- 清白
章平看到了两个清白的人。
章平仔细认真地核对董行军的基本材料，出生年月日，他的体貌特征，经过他和手下人的逐一核对，确实是同一个人。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一个犯人怎么可能在相隔一年的时间里面，又出现在河南又出现在浙江，这怎么可能？章平据此判断，这里面有假。章平怀疑这个证人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这里面隐藏了什么？
根据杭州市检察院出具的材料，董行军于2001年5月因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刑6年，但耐人寻味的是，刑期2年以上的罪犯依法需移送监狱服刑，而被判刑6年的董行军在实际服刑的3年零8个月里，并无监狱服刑的记录，并且他在看守所的出入记录，也前后不一，甚至无法查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8月25日，曾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指出董行军曾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准予减刑10个月，目前董行军早已出狱。
当然，在后来岁月里，有记者找到了董行军的电话。当记者问他最近的两个案子一王以山和冯建他们两个案子的情况时，他只在电话那头说：“我不知道。”记者问：“你当年跟他们关在同一个监舍，而且指证过他们。”董行军还是说：“我不知道。”记者问：“你是生病了吗？”他还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于是，记者找到了他在杭州的家。记者进了他家门，说：“我就是看看您现在过得好不好。”他说：“不好，我穿衣服。”他一个人，独居在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墙上挂着他年轻时的大幅照片，前两年他中了风，经常靠别人来喂食，问及他做狱侦耳目的事，他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也不愿意流露歉意。他只回答说：“我生了病，过去的事情不记得了，也不愿意想，因为不开心。”记者问：“你不记得冯建，也不记得王以山，真记不起来了？”他说：“不记得，一切跟我没关系。”
当冯建听说董行军中风了，说：“他报应，这是他的报应。目前知道的是他害了我跟王以山，不知道的肯定还有很多人。当然，他自己最清楚，不记得是假的，他的什么都是假的。他有没有说真话，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切都是假的。”
董行军的身份的确撕开了冯一明叔侄俩这起冤案的一个口子。从2008年到2011年，在章平的努力下，石河子检察院连续5次把叔侄俩的申诉材料寄到了浙江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就在那段时间，冯一明叔侄俩不仅在内心里而且从现实中，看到了希望。
冯一明在监狱里干活更积极，他的能干使得很多人帮他向上反映。因为他从现实中看到了好人的出现，他希望的事要变成现实了，他更有信心了。于是他就上了光荣榜，光荣榜一上他居然又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了？冯一明说：“不能把我上光荣榜。”为何表扬他也不行啊？在冯一明心里，表扬代表改造积极。他就是不认同“改造”这两个字，无论如何，他就不认同。这个东西只有犯罪的人，才要你的改造。在那时的冯一明心里，好像翻案就在一夕之间。
事实上，冯一明的乐观来得还是早了一些。直到2011年年初，章平检察官退休，这起案件仍旧未能启动再审。而章平不止一次地，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在可查找的这个卷宗记录中，可能有5次到6次。也可能有人觉得，如果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作为一名检察官，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章检察官发了多次。如果不能平反，他多次发，最后也说不定对他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是完全可能的。给一桩案子翻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毕竟，已经服刑这么多年了。章平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在他心里，不能冤枉人，尤其是这样的大案。他永远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
章平小的时候，有个人地里种的西红柿被别人偷了，有小朋友说是他偷的，把他叫去指认。当时他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这个小朋友就指着他。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冯一明的案子就像一个什么东西粘在了他心上，他必须帮他，为职责，亦为人的良知。冯一明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中，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对他做出一个公正的答复。他这句话对章平的触动非常大，或者说对他刺痛很深。
- 冤案平反
章平退休了，但对于冯一明的案子，他感觉自己没有退休。
他在退休后，为冯氏叔侄做得更多。比如，他为冯氏叔侄联系了窦律师。而窦律师知道了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内心大为感动。窦律师免费代理了冯氏叔侄的官司，替叔侄俩一趟趟往杭州跑。窦律师接手这个案子，第一次去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发现，冯氏叔侄本人和家人之前7年的申诉，从未被登记过。终于到2011年的11月底，杭州市有关部门才开始了对此案的复查。
这次他们将冯氏叔侄案中被害人梁丽指甲内提取到的DNA材料与警方的DNA数据库进行了比对。结果令人震惊，该DNA图谱与当年杀害浙江大学女学生婷婷的那个谭海刚的DNA图谱高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当初的冯氏叔侄强奸案与谭海刚杀人案案发的时间仅相隔半年多。而且叔侄俩多次提及这个人可能是真正的疑凶，但没人理会。他们的声音小得就像远隔大海，他们怎样大着嗓门喊，都有厚厚的隔音墙，可现在英雄出现，人们终于能听见当年他们喊的话了。那个谭海刚确实是真凶。虽然死了，但在人们心里，真凶出现了。有时候真正的证据是不需要再去对证的。
回想当年。两起案件的侦办单位都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甚至有两个警察还同时参与了两起案件的侦办。但遗憾的是，在当年，没有人发现这两起案件的关联，也没有人愿意倾听冯氏叔侄的合理自辩。2011年，公安机关终于进行了DNA数据比对，这时候，谭海刚已经被执行死刑6年多了。他是不是杀害梁丽的真凶，已经无法最终查实，但也无需去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凶手是谁。
在窦律师眼里，这个案子实在是太巧了，因为如果谭海刚当时没有第二次作案，或者没有被抓住，冯氏叔侄可能永远没有清白。所以这个案子，一切都是巧合。可是建立在巧合之上的冤案澄清听上去让人心情很复杂。如何才能够保障每一个普通人得到公平正义？其实法律不是没有，制度也不是没有。那么问题是，法律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制度能不能得到保障？执行靠什么？执行还是要靠人，你的法律理念如果不行，法律再先进，其实也没有用。
2013年3月26日，对于冯氏叔侄强奸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宣判。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审讯冯建、冯一明的笔录以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冯建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冯建、冯一明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手段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而原判决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即原告冯建、冯一明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冯建、冯一明强奸并致被害人死亡的证据经查证不实，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纠正，原审被告人冯建无罪，原审被告人冯一明无罪。
十年冤狱，就此了结。
- 十年回家路
冯一明、冯建终于可以清清白白地回家了。可这十年回家路，走得也太长了。
冯一明的两个女儿，都只读到初中便外出打工了。因为父亲的事讲起来不好听，至今她们都没有找到对象。冯一明在狱中时，曾经因为尴尬，十年不愿与女儿通话。当一个人时，他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女儿的来信。女儿的信，对他就是鼓励就是安慰。女儿在信里常对他说：“爸，只要你身体好，我们就有指望，我们就不怕。”女儿只能看到冯一明早年的照片，十年的监狱生活，冯一明没有给家里寄过照片。在狱中的这十年，他从没有拍过照，也没有给家人寄过一张照片。冯一明说：“穿个囚服，剃个光头，我不寄，那不是我，我不寄，我从没寄过任何照片。”因为他太在意这身囚服了，他不但在意这身囚服，他头发掉了，他都很在意的，用他的话说：“头发都掉光了，这么难看。”他永远记得，在监狱的时候，他爱胡思乱想，有的时候做梦梦到人家打电话来叫他开车的。他有一次做梦梦到开车，醒来是一个空，想到老母亲，想到自己的女儿一一醒来就是一个空啊，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流泪的时候都是躲到被窝里流。
冯氏叔侄一趟车开了十年，不能不让人感慨。他们回家的时候，全村的人都聚在村口，有的提着鸡蛋。十年了，乡亲们没有见到他们，这十年的时光对他们而言，太难了，太不容易了。而他最挂念的老母亲，却早已不在人间。
可怜冯氏叔侄最后给老人送终的机会都没有。用冯一明的话说：“就想不通，我一趟车开了十年，十年才开回家。”
冯一明一进家门就失声痛哭。
冯一明怎么能不感慨，他一趟车开到上海，开了十年才开回家。如果绕地球都不知道开几个圈了。刚回家的几天，他有诸多不适应。光一个皮带搞得他满头大汗。他系都系不了。过了几天才会了，适应了。是因为在监狱里没有这个。监狱里就一个纽扣的。一扭就行了。不光皮带，他回家的时候，跟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他都感觉不适应。他在劳改队，蹲在那里吃饭都习惯了。劳改犯蹲在边上呼啦呼啦的，天天如此。跟大家这个敬杯，那个碰杯，真的都不习惯的，不习惯的地方多着呢。而那纸洗白他罪名的判决书，他走到哪里都带着。用他的话说：“我保存得跟命根子似的，走哪儿带到哪儿。这么多年，不断奋斗，不就是为了这个嘛。”十年了，他洗清了自己，太值了，太值了。
村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这个事，冯氏叔侄很可能是村子里的首富。他们能干，有脑子，有毅力。但冯一明说：“我可不敢说首富，但至少也应该跟得上大家，别人家造了三层楼四层楼，我们也应该能造得起来。”
冯建从一个小伙子，也将跨入中年人门槛。生命对他仿佛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十年冤狱，但他依然年轻，充满信心。冯一明与冯建特意来到母亲（冯建奶奶）墓前，冯一明真诚地说：“妈妈，您放心。我们家以后会好起来的。”
两个人深深地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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