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台儿庄》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战电影，由杨光远、翟俊杰执导，邵宏来、初国良、江化霖、赵恒多、翟俊杰等出演。

该片于1965年开始着手拍摄，直到21年后的1986年才被搬上大银幕。而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因为未能完成伟人对他的嘱托，生前还一直耿耿于怀。

那么，你知道是谁嘱咐成荫一定要把台儿庄战役搬上大银幕吗？

这部电影又为何时隔21年才上映？这期间到底发生了多少曲折离奇的故事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血战台儿庄》的幕后故事。

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席间，周总理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说：成荫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可以拍电影。

一个是1938年他指挥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另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之后，成荫导演便开始着手将台儿庄战役搬上大荧幕，奈何后来恰逢时局动荡，拍摄计划就被搁置了。

不曾想，这一拖就是十多年，但成荫始终没有忘记总理的嘱托。

1982年，成荫对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谈起了当年总理的嘱托，他说：李宗仁先生是广西人，也是台儿庄战役第五战区的司令官，希望你将来回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我进行这部戏的拍摄。

不幸的是，二人还未来得及完成这一壮举，成荫导演就带着未了的心愿突然辞世了，而拍摄台儿庄战役的计划也就被再次搁置了。

然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巧合的是，时任文化部共青团的负责人田军利，看了《李宗仁回忆录》中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描写后，就产生了将台儿庄大捷搬上银幕的想法。

于是，他找到了编导费林军，两人一起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走访了当年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创作出了《血战台儿庄》的电影文学剧本。

1983年，《血战台儿庄》的影视脚本在《八一电影》第4期上发表后，便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杨光远导演看到《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后，很是喜欢，当即就向领导建议将其拍成电影。

由于当时两个政党间的矛盾尚属敏感话题，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也是顾虑重重，因此，厂领导迟迟没有给杨光远回音。

时间到了1985年，时值抗战胜利40年之际，《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更加坚定了杨光远拍摄台儿庄战役的决心。

然而，无论杨光远如何争取，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领导仍有顾虑依旧不松口。

正当杨光远为此感到苦恼时，时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的陈敦德主动找上门来，想为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成荫了却一桩“未了的心愿”。

当然，广西电影制片厂也有着八一电影制片厂同样的顾虑，但对于他们这样一个实力不强的小厂来说，并没有多少风险。

经过一番思量后，思想相对开放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最终决定冒一次险。

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以3000元的价格从田军利和费林军的手里，买下了剧本的拍摄版权，并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了杨光远导演来执导影片的拍摄。

一切准备就绪后，陈敦德又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剧本内容与历史事实改动较大。

田军利和费林军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为了方便拍成电影时容易通过审核，将剧中的主人公李宗仁投射成了张自忠。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写，是因为张自忠的事迹有很强的戏剧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以张自忠为影片的主人公，在政治立场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两位编剧的初衷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按照剧本来拍，就会出现影片中的内容与史实不符的情况。

杨光远和陈敦德经过商议后，最终还是决定要让影片真实反映那段历史，并让田军利和费林军改编了新的剧本，据说仅修改稿就有17本之多。

然而，剧本好不容易敲定之后，剧组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从来没有拍过抗战电影。

为此，八一电影制片厂十分慷慨，不仅同意将杨光远借调给广西电影制片厂，还派出数十位主创人员参与了影片的拍摄。

然而，影片还未投拍，可不可以拍、到底要不要拍的争议就被传开了。

一些人认为：“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通过。”

1985年11月1日，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

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座谈会。

经过多方研讨，《血战台儿庄》最终通过了投拍的决议。

顺便提一下，云南军区得知广西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台儿庄战役，就恳求导演一定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滇军60军所作出的贡献。

滇军60军的故事，完全足够拍摄一整部电影，这一要求说起来完全合理，但是却难坏了导演。

根据剧本，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截止到1938年4月7日，日军被逐出台儿庄就结束了，而滇军参战则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导演不能歪曲那段历史，又不能凭空捏造，所以很为难。

最后，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杨光远就在电影中加了这样的一句台词：滇军60军预备队正在途中。

电影中没有展现出滇军的英勇，成了云南人们心中的遗憾。

于是到了2018年，在云南昆明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碧水千秋——滇军60军出滇纪念特展，人们才知道当年的战争究竟有多么惨烈。

选角方面，导演定下了几条原则，影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必须按照照片去寻找演员。必须神形兼备，还得会演戏，必须是军人。

要从全国各地的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年龄必须大致吻合，且不能在银幕上多次露脸。

空军和士兵必须是群众演员，因为当年台儿庄战役的军队中很多士兵都是庄稼汉。

设置了众多的条条框框之后，剧组开始在全国各地选拔角色，选拔完之后便开始了严格的封闭式训练，除了每天顶着太阳站军姿，还有训练国军的行走、站姿、敬礼等姿态。

演员从进组当天开始，必须以电影中的角色名称相称。

除此之外，导演还要求扮演日军的演员，不管用什么方式也要把日语台词背下来。虽然后期会有专业的日语配音，但口型一个也不能错。

也正是因为导演如此严格要求，《血战台儿庄》才成了抗战电影中的精品。

1986年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来到电影局，审查《血战台儿庄》样片。

最终，影片顺利通过审查。习仲勋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然而，影片上映没过多久，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在1987年1月17日，接到了停止洗印与发行《血战台儿庄》的通知。

一个月后，即2月18日，广西电影制片厂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

指示内容有三点，其中一条是在片头添加伟人语录，另一条则是删掉“蒋JS不怕飞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

一部电影，居然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可见当时它的分量非同小可。

整部电影没有特别煽情的台词，也没有为了悲壮而悲壮的镜头，但影片结尾长达4分钟“血肉长城”的意境镜头，确实非常震撼。

为了拍摄这个画面，700多位群众演员有的倒挂在城墙上，有的被人压在身下，一个姿势一摆就是整整一天。

因此，有的士兵因为被倒挂了整整几个小时，导致鼻血直流，有的演员则被压倒虚脱，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看到这样的画面，在场的摄影师泣不成声，导演也是哭着提醒不要分心，狠着心拍完了整个镜头。

1988年，香港向国家电影总局申请，也拿到了上映的版权，后来台湾得知之后，也立即向国家电影总局提交了申请。

蒋经国看过影片之后说：“这部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做些调整。”

不久，蒋经国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喜悦的重逢，从而拉开了海峡两岸互动往来的序幕。

台儿庄战役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是日军战役进攻中的一次败退，不仅造成了日军兵力上的损失，更是对他们进行了精神上的挫败，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同时，《血战台儿庄》也是一部制作精良的抗战电影，值得我们反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