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随着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奴隶制国家建立，王权成为至高无上的特权，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特权阶级和特权意识。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地被特权意识所麻痹，这种特权意识甚至逐渐渗透到其思想和行为中......
古代高官出巡，往往伴有“鸣锣开道”。多年以前，又出现过“警车开路”的现象。虽然这两种情况诞生的年代不同，表现形式也有较大的区别，但本质上却是一模一样的。
古代高官出行，肯定伴有无数随从奴仆、公差兵勇，配上若干铜锣，随从们高呼“闲杂人等回避”，排场十足。历史经常会与人类开玩笑，越是被我们认为是陈规陋俗、封建弊端的产物，越是在现代社会越是顽强地存在着。
“鸣锣开道”这种代表封建特权的现象，在现代也曾以“警车开路”的形势重新演绎。 追溯这种陋俗的根源，还要从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制度说起。
自周朝开始，我国出现了一套传承数千年的礼法，在这套礼法中，最完善的部分就是以阶级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结构。在我国古代的阶级制度中，有明确的君臣之分，在君臣之分以下，尚有“臣民之分”。历朝历代，君、臣、民所享受的国家待遇呈金字塔结构，地位越高，享受到的待遇越高，手中的特权也就越多。例如，天子吃饭可用九鼎，诸侯则只能用七鼎。
统治者们不仅制定了森严的阶级制度，“君权神授”等理论赋予这种阶级制度合法性。统治者们通过赋予阶级制度玄幻色彩来控制臣民，就是为了向臣民昭示：我代表着不容挑战的权威，这一权威是上天所赋予的。
还用种种诸如
这样一来，皇帝们的地位就不会减退，反而会因为神权而与日俱增。尽管这一制度在东周时期受到了撼动，出现了“礼乐崩坏”的现象。不过，随着儒学思想盛行，这一制度的基础被后世的封建王朝所沿用，并在朝堂乃至民间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骨髓中的一部分。
不少古代皇帝都做过寻访仙踪的荒唐事，以寻仙所需要的条件来看，在古代只有皇帝才有这个经济实力，因此寻仙亦是皇帝的特权之一。尽管历朝历代鲜有皇帝真正寻到仙踪，还让不少儒生和方士赔上性命，但寻仙之举却像是一个讯号，它向世人传达了这样的君权思想：统治者不但要统治人间，就算是去到另一方神仙世界，也要唯我独尊。
《幽明录》里收录了这样一个传说：
某次汉武帝微服出巡，来到一户普通人家，见民女颇有姿色，就借着借宿的幌子赖在百姓家里，将民女糟践了。民女的丈夫发觉后，立即要拿刀砍死汉武帝，这时一位书生及时救驾，他说自己从天象上看到象征着帝王的星座有危险，及时扼止了行凶者的计划。汉武帝逃过一死，立即亮明身份，将民女一家全部抄斩，重赏了那名救驾的书生。
这个故事听起来荒诞不经，给人的唯一印象就是，帝王是受神仙庇护的，哪怕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奸民女，那也有神灵庇佑。有这种荒诞故事的流传，古人谁敢质疑皇权的权威性？
这种封建阶级观念并不是统治者的专属，而是存在于各个阶层的。东晋时期有个名为王述的士大夫，在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时，下属礼貌地向他请教王氏家族长辈的名讳，没想到王述立即痛斥了下属一顿，还称以王氏的地位，小吏根本没资格了解名讳。
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与前些年发生的“李刚”事件有些类似呢？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有先进人士鄙夷这种特权思想。例如，陶渊明就曾为了抵制特权，而发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倡议。相比于陶渊明，苏轼的做法更加耐人寻味，他在《定风波》一文中，坦然称自己被贬谪后的生活“竹杖芒鞋轻胜马”。
在《东坡志林》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天苏东坡外出游玩，庆幸在景区游玩的老百姓没有认出苏大人的面孔。要知道，苏轼的面孔在那个年代有着怎样的特权价值。说句玩笑话，以苏轼的身份及才名，在当时想要游览某个景区，起码不会被收门票钱，而且也没不长眼的游客敢与他抢路。
不仅古代有不少陶潜、苏轼一样的开明人士，时至今日，民主意识及平等思想已深入人心，特权思想已成为民众眼中的过街老鼠。随着“我爸是李刚”等一系列风波后，“鸣锣开道”一类的封建特权思想正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
参考资料：
【《幽明录》、《东坡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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