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再没有一个省份的文化，能像广东这般多元化。

背靠五岭、面向大海的南粤地区，在某些人眼中是历史上的流放蛮荒之地，这种错误认知也被一些人当成“广东没文化”的历史依据。其实，每逢中原板荡，都会有大量移民南下定居，带来不同地方的文化，从而融合成独一无二的南粤文化，也使得这一地区极具包容性。

大航海时代后，世界开启了新的一页，尽管古老中国并未参与其中，并渐至落后，但南粤地区仍然保留着广州、澳门这样的小小对外窗口，不致完全闭塞。近代以来风云变幻，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就来自南粤，中西文化得以交融，无数思潮在此诞生，无数改革在此起步。在中国奋勇追赶世界的历程中，南粤始终是引导潮流的所在，但它又是低调的。

换言之，如今说起的南粤文化，其实是经过千年洗礼的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它的魅力，让广东人变得非常有意思。

▣广东人的低调和简单是“洋气”的表现

越是在困境中，广东人越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晚清积弱，广东就成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地方，也是最早拥抱世界文明的地方，因此得到了“敢为天下先”的赞誉。源源不断的出洋者，不仅带回了海外物产，也带回了新思潮与观念。

这使得南粤文化具备了更大的包容性，也改变了南粤文化的底色。这种底色，就是深入骨髓的“洋气”，以及由此衍生的有趣。

曾有人质疑广东人过分实在，以至于无趣，最大的论据就是消费观念。在他们看来，许多广东人对穿着毫不讲究，也不热衷奢侈品，只对吃感兴趣，着实无趣，也过分低调和传统，没有上海那般洋气。其实这个观点严重曲解了广东人，广东人的这种消费观念恰恰是洋气的表现，也是更懂得享受人生的表现。

这种消费观念其实非关传统，而是与近现代以来的对外文化交流有关。确切点说，就是“加州思维”。

有人曾说广东就是中国的加利福尼亚，指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地位。加州人的勤劳完美诠释了“美国梦”的套路：奋斗，然后收获成功。广东人也一样，在晚清开始的留洋大潮中，他们沾染了加州气质。

这股留洋大潮最初仅仅属于穷苦劳工，以及脱胎于勤劳发迹者的商人群体。1847年，广东人容闳赴美留学，并于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坚信“西学可以使中国复兴、开明和强盛”的他回国后推动幼童留美，留洋大潮开始向精英阶层转移。

与西方文化接触如此之久，又拥有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窗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广东人自身的务实结合在一起，并以“勤劳”、“低调”这样的标签呈现。

你有没有觉得大大咧咧、穿着随意的美国人与广东人有些相似？有没有觉得欧洲人慢悠悠喝咖啡的习惯和广东人的“叹茶”有些相似？有没有发现广东贵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奢侈品消费却像返璞归真的欧洲人那般相对偏低？你又有没有看过一个淘宝的数据，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的“剁手党”消费力最高，“淘气值”位列全国前五，为什么购买力超强、每次双11交易额都雄踞全国第一的广东没有位列前五？因为广东人虽然爱买，却因为低调，不爱晒图晒评价，因此影响了“淘气值”。

相比张扬炫耀，广东人更喜欢的是“叹”。叹茶、叹世界，这里的“叹”指享受。而且，这种“叹”绝不是奢华放纵，而是强调简单。饮食要清淡，要原汁原味，穿着要简单随意，得体即可。

没错，这就是广东与世界文明接轨的结果。

但有人会说，广东在生活方式上确实有西化的一面，那么上海呢？当年的十里洋场不是更“洋气”吗？为什么会强调外在与精致？

▣近代史上的“有趣”，其实被广东人所承包

我一直有个观点：广东的西化是走出去的结果，上海的西化是引进来的结果。这是二者的最大差异，也是今日两地文化有别的内因。

广东的“走出去”，正如前文所说，是自晚清开始的留洋大潮。那些在海外打拼的广东人，对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耳濡目染，并将之一起带回中国。当他们赚得第一桶金，衣锦还乡时，并非单纯享受西方发达经济的成果，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崛起过程的参与者。正因为是参与者，正因为长期生活在异域，感受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深知白手起家的可贵，深知低调和节俭的可贵。

上海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则是引进来的结果。上海开埠后，迅速成长为远东第一名城。这是一个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涌入的过程，作为接受者，上海一步到位，感知先进文化、发达科技和繁荣商业。

有意思的是，将上海引入近代化的主要力量正是广东人。准确点说，是以广东人为主的买办群体。

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新的对外贸易中心。短短时间里，上海便由一个海滨小镇变为通衢大埠，洋行林立，商贸发达，也因此急需买办。

“买办”，即Comprador，类似如今的外企中方职业经理人。在当年的上海，它被翻译成“糠摆渡”，“摆渡”二字或许诠释了买办的内涵，他们就要像摆渡一样，在中外两岸间往返，起到沟通作用。

由于广东与西方接触较早，从事洋行买办者也较多，因此当上海崛起后，大量广东人涌入上海，买办阶层也因此以广东人为主，其中大部分又来自向来领风气之先的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和珠海）。

买办阶层不但因此而致富，还成为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的核心力量。轮船招商局等早期企业的缔造者唐廷枢和徐润、写下《盛世危言》的郑观应，都是其中代表。

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也与广东人分不开。后人提起昔日上海商业，无法避开“四大百货”——在中国商业史上首创开放式柜台、商品明码标价等现代经营方式，首创“环球百货”概念的先施百货，首家采用日光灯管和玻璃橱窗，并以发行礼券、代客送货、邀请明星、赠送奖学金等促销手段著称的永安百货，首家装有空调的新新百货，首家使用自动手扶电梯的大新百货。这四大百货的创始人均来自广东香山县，这本身就是香山地区敞开怀抱，多元文化得以交汇的结果，上海恰恰是享受了这一成果。

换言之，上海曾经的西化，只享受成果，却未参与过程。它一上来就是现代城市的规划与格局，极具设计感的建筑群，充满时代气息和创新意识的百货公司，还有上映不比美国晚几天的好莱坞电影……这样的上海，想不精致都难。

作为近现代以来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地方，上海与广东的气质之别，恰恰在于起点。广东的起点是出洋，是海外华侨的打拼，是文化的输送，上海的起点则站在了广东的肩膀上，也始终无法摆脱广东人建造的根基。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所有的有趣一面似乎都来自广东人的创造，四大百货的创举只是其一。或者说，百年来中国的有趣一面，几乎被前卫西化的广东人所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