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马说》一文中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把人才比作千里马，把赏识人才的人比作伯乐。人才在每个朝代都有，但为什么赏识人才的伯乐不常有呢？

人性是自私的，并非大公无私。伯乐只是赏识千里马，却仍然怀有私心。眼看着一个职位缺人，伯乐就要先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应聘，而不会寻找什么千里马了。也就是说，伯乐并非只是出于一片公心才去赏识千里马，而是自己不行，自己的亲戚朋友也不行，才会让千里马去干一些事。古语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伯乐也是人，也需要自己得到好处。千里马要想获得伯乐的赏识，就要给伯乐送些礼物。而一旦送礼之风蔓延，就会把很多劣等马变成千里马来充数。伯乐收了礼物或钱财，就不会秉持一片公心了，况且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需要千里马，一般的普通马就能胜任，何况，千里马还遭人嫉恨呢？

伯乐掌握挑选千里马的权力，就会搞权力寻租，会把很多普通马鉴定为千里马。如此一来，千里马就会被埋没，而普通马就会被抬高身价，损失的不是伯乐，而是鉴别千里马的制度。人才向来不是很难出现的，只是赏识人才的人不容易出现罢了。那么，是不是很多岗位并不需要具备太多的专业技能？

当然如此，在高科技领域，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很少，说明人才的缺乏。但很多高科技企业只是奉行拿来主义，并不打算引进高端技术人才，也不打算在研发领域投入过多，而是要用别国的先进技术，融资，搞金融，赚钱了，但别国收的专利费也不少，同样也就赚钱了，而且赚得更多。除此之外，很多官僚不需要有什么专业技术背景。看看很多单位的领导，大多是外行领导内行，就会知道很多所谓的重要岗位并不是由专业人才把持，而是由很多庸才把持，并且要树立很高的壁垒，不让后起之秀代替，更不会让别人竞争获得这种职位。而竞争岗位基本上不存在，都是官员一手把持。到了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官员要建立临时领导小组，而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大多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却不是什么专业技术人才。毕竟，一些突发事件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应对，而官员并非什么领域都擅长，也并非什么技术都具备，只不过是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调动起来比较方便而已。而专业技术人才往往被排斥在领导小组之外，只是被临时弄来顶杠的，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会为此而谋得一官半职。毕竟，权力机构已经壁垒森严，不会让一些技术人才轻松突破壁垒并晋身到官僚阶层。于是，很多人才都去了私营企业，要靠着私营企业的高工资实现自己的价值。还真有天才少年得到年薪几百万的待遇，算是真的千里马了，把自己卖了个高价。

伯乐们都到哪里去了？是那些人才市场主管选拔的人吗？还是主管岗位应聘的官员？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主要的，也不是伯乐，而是被权和钱驱使的一批所谓的伯乐。被买通的伯乐也就不是伯乐了，而是成了权贵们的奴隶，要争先录用那些权贵家的孩子，毕竟权贵家的孩子有人脉关系，素质也很高。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了就要到外国留学，回国继承家产，或者继承家族产业，最不济也要自己找个不错的工作，或者直接拿着钱去创业。要是一些权贵家的孩子到人才市场找工作，就会成为众多“伯乐”争先录用的对象，也会给企业带来实际的好处。要是从民间出身的优秀技术人才，就很可能不会被企业录用，也不会被一些事业单位所录用，即便是千里马，也要“老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那么，是不是评价人才的标准变了呢？

或许是吧，专业技术岗位需要的人才并不多，而大量岗位只需要具备一些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就行，不需要特别出色的人才。也就是说，在普通马大量出现并担任工作的时候，千里马也就变成了普通马。不是千里马自己愿意变成普通马，而是被制度逼迫，被用人单位逼迫，被社会环境逼迫而已。当然，千里马的评价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单单只是评价千里马，就要看能跑千里的本事了。可是社会环境很复杂，评价人才的标准并不统一，而且大多数都是以能带来经济效益为主要衡量标准，当然也就有失偏颇了。

很多大才只能被埋没。要是孔子、老子生在这个时代，恐怕要被人看成一事无成的精神病患者了，毕竟他们不能带来太多的经济效益，而只会说一些空泛的学说和理论。评价人才的标准是功利的，而不是注重能力的。况且，很多单位评价的标志就是发奖状，然后在评职加薪的时候要看证书和奖状的多少以及分量了。说白了，还是在玩弄那些普通的马，悲哀的是，千里马也在其中，已经不如普通马混得好了。

龚自珍写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从来不少，只是没被发现才会产生太多的无奈和悲哀。当然，这种现象不是人才的缘故，而是赏识人才的人出了问题，或者说制度出了问题。人们只能慨叹，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