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南路600号“出圈”，但精卫中心孤岛打破了吗？|宛平南|治疗|症状

以宛平南路600号为代表的上海一些精神卫生医疗机构逐渐“脱敏”，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和关心。精卫中心的围墙里生活着怎样一群人？上海杨浦区有6000多位登记在册的精神障碍者，部分精障患者通过药物治疗可有效控制住病情，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大多数患者即便康复后仍难回归家庭和社会。

很多人存在过度“危险解读”

28岁的陈晓谈话和常人无异，这是他住进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第17天。

“这次为什么会进来？”主治医生王运娟问他。“因为买东西。”“我们都买东西啊，怎么会因为买东西进来呢？”“这次买了很多东西，不受控制了……”陈晓形容这种失控感“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引导了一样，脑子里的想法不是自己的”。事发那天的记忆已十分模糊。“那天我本来是要坐地铁去看牙医的，但到了站没有下车，莫名其妙走到七浦路，买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做，只是觉得如果我不这么做会死。”此前，陈晓有自己的工作，每天都要出外勤，和各种人打交道。“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那样，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

很多人对精障患者存在过度的“危险解读”，认为精神病人的常态是发疯，存在暴力倾向。事实上，大多数患者都十分安静。他们早上6时起来洗刷和吃早饭，9时接受音乐、美术等康复治疗，11时吃药，吃午饭，午睡；下午1时半起来，参加公共疗愈活动，看电视；下午4时半吃药，吃晚饭，晚上8时上床睡觉。

“刚来的病人因为病情没有得到控制，会有激烈行为，需要约束行动。入院后一两个星期，急性症状能得到控制，但是残留的症状也会慢慢暴露出来。”精卫中心的医生陈晨说。“精障患者的症状分为阳性和阴性。阳性症状是指正常人没有、而精障患者多出来的，比如幻听，被害妄想症等；阴性症状是指正常人有、而精障患者缺乏的，比如缺乏思考能力，情感淡漠，明明悲伤却会笑，与正常人相比具有不协调感……”

出院的时间没有期限

翁文慧住在精卫中心快10年了，按她的说法是：“想把病全看好了再出院。”但她的主治医师毕旭军说，其实她是符合出院条件的，只是出去以后没有住的地方。

10年前，翁文慧有丈夫和女儿，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自从她生病后，丈夫和她离婚，便再也没有来看过她。女儿交给她的姐姐抚养，今年20岁，已经上大学。“上一次和女儿见面是10年前了，我想让女儿专心读书，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妈妈住在精神病院。”10年的时光，让白发爬上了发梢，但说起女儿时，翁文慧的眼里仍流露出光彩。“如果能出去，当然是想第一时间见女儿，但我可能认不出她了，因为她长大了……”“翁文慧的唯一监护人是她姐姐，已经当奶奶了，家里房子也不大，还有一大家子需要照顾，如果再要照看一个病人，确实有困难。”毕旭军说。

无人照料，这不仅是翁文慧的困境，也是很多符合出院条件患者的困境。毕旭军负责的十病区有60多名住院病人。其中有约20人符合出院条件，还有约10名长期病人，住院时间达到10年以上。有的是监护人已经完全放弃了，有的是家属坚决反对患者出院。一方面，家属担心患者病情不稳定，出去有风险，又没有时间和精力照料他们；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很难有工作岗位肯接纳他们。“有的病人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不欢迎他们，有的邻居会到居委会投诉，甚至打110。”

回归社会希望有多少

2014年4月24日，陆新声一直记得自己初次发病住院的日子。当时25岁的他遭遇了母亲去世与女友分手的双重打击，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发病时并不是歇斯底里的那种，就是颈椎和肩膀疼得很厉害，我一度感觉自己要瘫痪了。”

反反复复到医院做检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医生给他开了止痛片，打了封闭针，也没有效果。后来他才知，这种躯体上的不适感并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精神引发的一种“躯体化症状”。“精神疾病治疗好了，躯体的不适也会改善，所以我现在一直坚持吃药。”

陆新声学法律专业，第一次发病时，他已经取得律师资格证。生这个病，就像是人生突然按下了暂停键。“2018年出院以后，我一直在律师事务所上班，通过吃药控制得很好。这次进来，是因为自己停了药，我现在都很后悔。出院以后，我还想重回律师这一行，这么多年来学法律读了很多书，我不想放弃我的专业。”对于未来，陆新声说一定要有信心。“我周围的好朋友都了解我的病，都在帮助我，我不介意别人知道。生这种病会有思想包袱，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向前看，不能往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