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冷战形势的严峻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新闻媒体的发展,20世纪中期,美国政客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进入了全新阶段。民众考量政治人物的方式、双方沟通的渠道,都发生了变化。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政客必须对自己的“人设”进行调整,以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众口味。

每个新潮流都会吸引来投机分子,这次也不例外。这些人乘着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之风,加强了自己的“国家监控者”形象及“男子气概”形象。

这种形象,可以同时抵御两种社会焦虑心理:一种是对敌对意识形态的焦虑,一种是对消费主义浪潮下阳刚之气丧失的焦虑。

讽刺的是,这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政客里,有两人其实是同性恋,另一人常年伴有同性恋传闻,而同性恋,恰是他们所处的政治语境里,他们这些“国家监控者”的监控对象,以及最没有“男子气概”的人。

在一个极度焦虑的时代,这些追逐权力的投机者,本身也被恐惧驱使着。

埃德加·胡佛

埃德加·胡佛

胡佛堪称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官员之一。他不仅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监视系统,也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现代大众媒体潜力的政客。

(胡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工作岗位类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70年至1910年间,白领岗位的数量增加了7倍多。

工业化的力量,包括经济现代化、城市化、移民,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转变,使相当一部分公众担心国家的道德结构会破裂。

从田间到格子间的劳作方式变化,深刻地影响了那个年代许多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养育男孩的方式,亦引发了社会对于男子气概消失这一话题的讨论与焦虑。

对传统白人基督教家庭来说,一切不“阳刚”的男孩教养方式,自然是决不能接受的。1878年至1905年间,大量基督教“道德促进”组织应运而生。“男子气概”本身就成了一种道德。

法律层面也不断收紧,仅以曼哈顿一地为例,因有偿同性恋行为而被定罪的男性人数,在1916年至1920年间,从92人升至750人。

在此背景下,1895年,胡佛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公务员家庭出生了。

(胡佛)

胡佛一生受其妈妈安妮的影响最深,二人关系极其亲密。安妮控制欲极强,不仅掌控家中大小事,还从小就给胡佛灌输了强烈的秩序观。

胡佛把这种秩序观,贯彻到了人生的每一天。他主动选择上最严格的学校,选择最难的选修课,拿最好的成绩,从未缺过一堂课,从不迟到。每周准时参加教会礼拜自不必说,年仅14岁就被任命为教会通讯秘书。

(胡佛)

他对自己高要求,对他人亦如是。在管理学校青年训练团的过程中,他以严格的管理手段和杰出的管理能力,受到同学的钦佩,人气极高。

这些经历,对胡佛性格和价值体系的塑造至关重要。他得到了指挥他人的乐趣,以及通过带领一群人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而产生的自我价值感和赋权感。

这段经历还教会了他对机构的忠诚。他发现,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一个组织,带来的回报远大于单打独斗,更利于推动自己的议程。

胡佛没当过兵,但他生活作风之严谨不亚于任何士兵。他每一天,都在同样的时间起床,吃同样的饭,去同样的地方,穿纤尘不染的衣服。

(胡佛)

与大环境的庄重形成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热销全美的八卦杂志。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都市话题》为例,该杂志创办于1879年,最初以发表严肃题材文章为主,创刊不久便破产了。

尤金·曼恩兄弟接手该刊,并将其转型为彻头彻尾的大尺度社会八卦杂志。接下来六年里,该杂志的发行量从几千本增加到近十万本,重获新生,其读者遍布各社会阶层。

(《都市话题》封面)

八卦媒体火爆的背后,根源是民众的八卦心理。胡佛不仅意识到了,还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的事业铺路。

1936年5月1日,FBI逮捕了黑帮成员阿尔文·卡皮斯后,胡佛接受了媒体采访。由于抓捕现场没有媒体在场,因此,胡佛的表述,成了记录此案抓捕过程的唯一凭据。

胡佛的描述中,带有大量富有戏剧性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将FBI及胡佛塑造成兼具强硬执法手段与现代办案策略的神勇将士。他还强调卡皮斯被捕后的恐惧和狼狈之态,总结说一切罪犯“对我们来说都是黄鼠狼”。

这种宣传效果斐然,《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卡皮斯在新奥尔良被胡佛亲自抓捕》,《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胡佛率队逮捕国家头号逃犯》。

(FBI抓捕卡皮斯)

这种英勇探长和亡命之徒的角色设置,是西方通俗读物里非常经典而常见的,极易令读者产生代入感。胡佛利用公众对性别的传统认知,将自己和FBI塑造成为国家抵御威胁的男性堡垒。

对抓捕卡皮斯的宣传,只是胡佛经手的不计其数案件中的一桩。为了加强公众对FBI与纪律、秩序、坚强意志等形象的联系,胡佛对打击性犯罪和窃听公民这两方面做到了极致。

1910年通过的《曼恩法案》,将卖淫、不道德行为和人口贩运问题定为重罪。其中“不道德行为”具体指什么,没有人知道。胡佛充分利用了这块模糊地带。

至于对公民的窃听和秘密线人的广泛设置,则在胡佛的运作下,成了FBI的当家绝活,及某种程度上的代名词。截至1956年,FBI收集的个人档案已达近500万份。

此外,胡佛手握许多超级名人的裸照,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

说到底,胡佛想打造的,是一个白种人、男性、异性恋、信仰虔诚、守法、致力于维护“真正的美国精神”的人物形象。

在他的苦心运营下,原本用来泛指政府特工的“G-Man”一词,成了FBI特工的专属称呼。他希望人们认为G-Man是美国家庭生活和安全的守护者,是基督教式的法律和秩序的拟人化形象。

胡佛对G-Man的招聘要求很明确:高学历,外表得体,加入过兄弟会等崇尚男性价值体系的组织,最好是单身(这样就不会因家庭影响工作)。后来成为胡佛高级助理和终身伴侣的克莱德·托尔森完全符合这些要求。

(胡佛与克莱德·托尔森)

日常工作中,胡佛要求特工必须穿着锃亮的鞋子、剪裁考究的西装,把发型和胡子修剪整齐,每年进行体测,勤于体育锻炼。他会不定时抽查特工的办公室、工作记录和个人仪表。

深知媒体重要性的胡佛,要求G-Man与媒体打交道时,必须始终保持礼貌。他自己则经常通过代笔作家,定期直接向媒体投稿,文章主题自不必说。

胡佛对影视作品中呈现FBI和他本人的形象非常重视,配合度极高。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胡佛和G-Man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好莱坞电影、广播剧、漫画书都对这群人反复宣扬。

以1935年为例,那一年,共有七部以特工为主角的电影,其中一部的片名甚至就叫G-Man(中译名《执法铁汉》)。

(《执法铁汉》海报)

这些文化形象,令FBI及其特工的形象深入全美。他们不再是乏味的联邦官僚,而是西装革履的动作片英雄,专业、可靠、稳重、理智、健壮,他们不仅可以保卫小家,还可以保卫美国这个大家。借此,FBI在国家安全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反过来也得到了巩固。

而这个“阳刚”机构的最高代言人胡佛,为了堵住关于他性取向的议论,联系多个八卦媒体,把他写成很抢手的单身汉,还让他们散播他和女明星约会的假新闻。

(胡佛)

约瑟夫·麦卡锡

约瑟夫·麦卡锡

麦卡锡经常被人批评为短视的疯子。

(麦卡锡)

他似乎不会进行战略性思考,总是不假思索地对政敌发动毫无保留的正面攻击,哪怕伤敌八百、自损一千,都在所不惜。

事实上,麦卡锡的疯癫策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品,其中掺杂了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以及他想塑造的某种公众形象。

这种风格,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确实把他提升到了一定高度,又在他职业生涯后半段,狠狠毁了他。

麦卡锡1908年出生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卡锡深受原生家庭影响,一辈子没有落下过教会礼拜活动。

(麦卡锡)

麦卡锡身上还有另一重深刻的时代和阶级烙印:勤奋。农场里永远有许多体力活要做,而麦卡锡永远是家里最勤劳的那个孩子。他的邻居形容他“像个魔鬼一样工作”。

这一特质,贯穿了他的一生。大学期间,为了付学费,他做过司机、洗碗工、厨师、加油站服务员、面包师、推销员、电梯员、拳击教练等各种兼职。

为了多挣钱,他甚至会去赌钱,而且总是不计后果地加大赌注。这极能体现他的某种性格特征。

他还加入了Delta Theta Phi兄弟会,并与其他成员度过了许多喝酒、抽烟、打牌、狂欢的夜晚。

(麦卡锡)

麦卡锡一直有从政之心,但刚从法律系毕业后的那几年,他不得要领,进展不顺。1939年,他宣布竞选巡回法官,因为该职位即便没有太强的党派背景也能被选上。

这次,麦卡锡胜选了,但他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攻击对手、吹捧自己等常规动作(虽然他当然也都做了),而依然在于他的勤奋。他在有限的时间里,拜访了尽可能多的选民,且做足了功课。

(麦卡锡竞选巡回法官宣传单)

有一家农场的选民如此描述麦卡锡的拜访:“他知道我的名字,我妻子的名字,我孩子们的名字,我们家狗的名字。当我走到前门时,他给我女儿递了个棒棒糖,还跟我儿子玩摔跤。他还帮我们挤好了牛奶。”

这是典型的麦卡锡式竞选风格:有备而来,避谈政治,强调自己的底层出身,突出自己坚韧、大胆、直率、勤奋、有活力的特质,将自己塑造成工人阶级男子形象的缩影。

这也是麦卡锡和胡佛的不同之处。中产阶级出身的都会男子胡佛,一直努力给白领工作赋予男性气概,而麦卡锡则一直强调,他的蓝领阶级出身,可以使他免受白领工作的“女性气质”影响。

(麦卡锡竞选参议员宣传单)

巡回法官一职,是麦卡锡政治生涯的起点,而他早在那时,就意识到塑造公共形象,以及与媒体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且关注到了每个细节。如果他看到某篇新闻报道没有使用他的最新照片,会安排秘书主动联系这家媒体,并寄出最新的。

麦卡锡带有民粹主义的男性气概表演,还有另一重功用。在他竞选参议员的1946年,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令反共之风吹遍全美。社会氛围的变化,极易令保守派民众感到不安,而麦卡锡身上的标签,对缓解工人阶级的焦虑感很有帮助。

(麦卡锡)

1947年1月起,麦卡锡开始在国会上班,并在入职第一天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广而告之。他壮硕而不修边幅的外形,与国会的其他文雅男士形成鲜明对比,颇受关注。

麦卡锡对此心知肚明。他很懂要向媒体“投喂”哪类细节,以加强自己“魅力男蓝领”的形象。

比如,他告诉媒体,他用手掌磨刀片,以显示他的手有多么饱经沧桑。他也很乐于向媒体透露他经常换女朋友。

但他也知道,有些“蓝领爱好”绝不可为外界所知。比如,他嗜赌,又经常嫖娼,但他却对记者说,他连掷骰子都不会。

与操纵媒体时的敏锐相比,麦卡锡在同事关系的处理上,有一种莫名的迟钝。

(麦卡锡)

他在工作中遇到冲突时,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动辄公开抨击别人,但在与同事的私下相处中,又能将这些矛盾和不快完全抛在脑后,表现出善意和友好。

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这种做派。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对此这样评价:“麦卡锡像一条杂种狗,一会儿讨好你,一会儿又想把你的腿咬掉。”

但麦卡锡感受不到他人的不满。他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像他这样,能把工作和生活的情绪完全分开。这也导致他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频频对他人施以致命打击,把人都得罪了个遍,完全没给自己留下任何转圜余地。

就这样,麦卡锡在参议院的前几年可谓浑浑噩噩。他没做出任何成绩,反倒得罪了一票人。

距选举年已剩不到两年,他必须有点大动作。

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在林肯纪念日晚宴上发表演讲,自称手握一份205人的美国国务院间谍名单,给美国反共运动舔了一把柴火。他从未出示过这份名单,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他的这番言论很有市场。

麦卡锡的煽风点火,加上不久后爆发的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清洗活动“薰衣草恐慌”(相关文章点这里看),为麦卡锡奠定了形象基础,即他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可以保护美国的人。

(麦卡锡)

麦卡锡的吸引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与保守派民众建立情感联系的能力。他们都崇尚保守的民粹主义价值观,如民族主义、亲属关系、地区自豪感、宗教信仰、自力更生,以及“勤奋工作”这种模糊但强大的概念。

麦卡锡批判政敌时使用的那种戏剧化的、极为笃定的表达方式,也易令许多民众产生信赖感。

彼时,适逢美国八卦媒体的黄金时代,《机密》这样的顶级八卦杂志,巅峰时期发行量超过百万份。它将笔头对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八卦是其的重点关注对象。

(《机密》封面)

为搜集情报,《机密》培养了一支架势不输G-Man的线人团队。这些职业范围囊括三教九流的线人,通过秘密录音、摄像、窃听等方式,为《机密》输送源源不断的一手消息。

《机密》的政治立场非常保守,因此它是散播红色恐怖阴谋论的一大源头,亦经常发表仇同言论。它笔下的胡佛和麦卡锡,是为国家安全而勇敢冒险的英雄人物。

《机密》的现象级火爆,引来众多模仿者,有四十多本照搬其风格的杂志创刊。

对麦卡锡来说,这些杂志不仅是他的传声筒,亦是他的学习对象。他在许多场合发言时,都会模仿八卦杂志的措辞,来增强戏剧性、吸引听众注意力,如“不可思议”、“闻所未闻”、“耸人听闻”、“难以置信”等等。

(麦卡锡)

一通组合拳打下来,麦卡锡的政治地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已达到了他人生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顺利赢得了1952年的连任竞选。

以麦卡锡的行事风格,风光之下必埋着隐患。

1953年9月,麦卡锡和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助理结了婚,因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已很糟糕,需要有人照顾。

但许多人都把这桩婚事,看作麦卡锡掩饰真实性取向之举,因为私下不断有流言说,他和他的下属,存在超越普通同事的感情关系。

这个下属,叫罗伊·科恩。

罗伊·科恩

注重外表、迷恋权力、野心勃勃、关注阶级地位、擅长政治交易,这些都是罗伊·科恩与生俱来的特征。

(科恩)

与中产阶级新教徒胡佛、蓝领阶级天主教徒麦卡锡相比,1927年出生于犹太富豪家庭的科恩,可谓一出生就站在了精英阶层的起跑线上。不过,终其一生,他都没被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完全接纳过。

科恩的人设塑造策略,是胡佛路线和麦卡锡路线的融合。他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将高调反共作为投射自己“男子气概”的手段,并充分利用媒体,尤其是八卦媒体,来传播此形象。

他从小就对使用权力跃跃欲试。他会在学校课间休息时,给纽约市长打个简短的电话,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会致电警局,帮闯了交通事故的老师摆平问题。

这种通过展示权力在同学中获取影响力的做法,自然是科恩从父母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科恩和胡佛一样,都与妈妈极其亲近,不过,科恩的妈妈朵拉教养孩子的方法堪称离谱。

(科恩与妈妈)

朵拉将科恩视为“王储”,恨不得控制他的每个细胞 。她把年幼的科恩打扮得像个老气横秋的商人,还带他做过一次失败的鼻子整形手术,并鼓励他像对待奴仆那样对待家里的佣人,允许他在外对人颐指气使。

科恩还学会了母亲对他人的蔑视,蔑视对象中包括他的爸爸,因为这个“倒插门”爸爸在家中地位不高。

(科恩与父母)

这种高压的家庭关系,令科恩一生,都对母亲有一种又爱又恨的矛盾情感。他成年后对女性群体的厌恶,被外界认为是对这种亲子关系的投射。

科恩的父母,乃至他的许多亲戚,都很早就意识到科恩与其他男孩的不同之处。为了让儿子更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科恩的父母在他中学时将其转到一所男校。不过这一做法适得其反,科恩身边同学表示,他16岁时开始与男生约会。

科恩和胡佛、麦卡锡一样,天生懂得八卦消息的重要性、懂得如何操控媒体。他13岁时就为《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撰写过八卦专栏。

他对塑造公共形象的痴迷,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进入职场后,科恩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以顺利进入核心国家权力圈。

他用来塑造男性气概的手段和麦卡锡一样:反共。这个话题,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流量很大,一桩间谍案,可以霸住报纸和广播头条很长时间,非常适合科恩这样急于上位的人。

(科恩)

科恩在任职助理检察官的短暂几年里,有意识地给自己是树立了“手段狠辣的红色猎手”的名声。为了能给被告定罪,他不择手段,经常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将谣言当成真相,透露给媒体,以影响最终的审判结果。

在他的悉心经营下,沃特·温切尔、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乔治·索科斯基等知名八卦专栏作家,不仅都成了他的好友,更成了塑造他明星检察官形象的重要渠道(这些作家和麦卡锡亦关系密切)。

(沃特·温切尔)

科恩的成名作,是1951年的罗森博格案。多年后,科恩承认,为了让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这对夫妇被定罪,他通过不合规的途径取得关键证人证词,并与法官厄文·考夫曼私下联络,催促他尽快宣判死刑。最终,罗森伯格夫妇被送上了电椅。

(罗森伯格夫妇)

这个判决结果争议巨大,并把当时美国民众分成了极端对立的两派。科恩自己对这个结果却是极其满意的,通过这起审判,他证明了自己不是个小年轻,而是个能要人命的的、极端反共的检察官。他踩着别人的尸体成就自己。

为了塑造“正统”男性气概,科恩自然必须利用女人。他经常与女人高调约会,以便被媒体拍下来。这些女人中,最有名的是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科恩向她求过很多次婚。在某次约会时,二人开的车堵在了车流里。科恩没有原地等待,而是直接弃车而去,丝毫不在意这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

(科恩、沃特斯、特朗普)

这种反社会行为,是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罗伊·科恩式的行事风格。这主要是天性使然,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科恩的理解里,侵略感是男性影响力和权力的标志。

他是在按他的理解去模仿某一类男性概念。

科恩的种种表现,引起胡佛关注。FBI曾受惠于科恩的媒体关系,因此,作为回报,胡佛将他推荐给麦卡锡。1953年1月,科恩加入了麦卡锡的政府运作委员会,并成为其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另有一说,是科恩主动找中间人介绍认识的麦卡锡,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三人彼此熟识)。

(科恩与麦卡锡)

科恩的犹太人身份,对麦卡锡与反犹主义撇清关系非常有利,科恩也很识相,经常主动提及自己的犹太血统。麦卡锡很喜欢这个脑子灵光的小伙子,说:“他(指科恩)拼命工作,对我很忠诚,我觉得没有他我活不下去。”

科恩很快就取得了麦卡锡的信任。他不仅斗走了同在委员会的豪门子弟罗伯特·肯尼迪,还把与自己关系极亲密的富二代大卫·沙因也带进了委员会。

(科恩、麦卡锡、沙因)

麦卡锡虽是当时的“顶级流量”,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关注,但身边的核心智囊却只有这两个年轻小伙。

鲁莽举动自然少不了。1953年4月,科恩和沙因前往欧洲,声称要调查当地图书被共产主义渗透的证据,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毫无规划。二人在18天里走马观花般地访问了9个城市,且每到一地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被许多驻当地的美国外交官嫌弃不已,也败坏了麦卡锡在欧洲的名声。欧洲媒体把科恩和沙因形容为“卑鄙的窥探者”、“病态的豺狼”、“现代法西斯主义”。

(科恩、沙因)

一些眼尖的欧洲媒体,开始隐晦地暗示科恩和沙因是情侣关系,这些报道很快被美国媒体转载。麦卡锡这些年得罪的政敌和媒体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同性恋”这把在反共运动中被广泛使用的大斧,这次砍到了美国最知名反共政客身上,而这出宫斗戏的高潮,莫过于1954年4月22日召开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

按规定,沙因当时需要进入陆军服役。他当时享受的待遇已然比其他士兵优渥,但护友心切的科恩依旧不断申请更宽松的条件。除感情因素外,这背后亦存在科恩想通过耍官威来彰显自己“男性气概”的心理。

(科恩、沙因)

1954年,忍无可忍的陆军指控科恩的不当施压行为,麦卡锡则反过来说陆军的指控是报复自己之前对他们的审讯。为了厘清这些冲突,原本由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小组换了负责人,并决定举办这场载入史册的听证会。

这场听证会受到的关注可以用几个数据体现:持续了36天,留下了200万字的书面记录,电视观众、广播听众、报纸读者分别累计达到4500万、5500万、6500万,出席的媒体近200家。

(听证会一角)

这么高的关注度,对麦卡锡和科恩来说本应是求之不得的,但结果远非如此,因为观众真正想看的,是关于麦卡锡、科恩、沙因三人暧昧关系的内容。

麦卡锡自1950年起便一直被传为同性恋,其源头是他的政敌安德鲁·皮尔森的细密考证和资料搜集。科恩和沙因从欧洲回来后就更不用说了。

(麦卡锡)

那些麦卡锡用来对付政敌的八卦媒体手段,现在全都朝他自己来了。一天到晚咋咋呼呼要反共反同的阳刚男儿,竟是同性恋——没有哪家媒体会放过这么耸动的内容,更没有哪个被麦卡锡得罪的政客会放过这个机会。

听证会得出的结论是,科恩存在过度干扰陆军的情况,而陆军也存在干扰麦卡锡调查的情况。这个结果看似不痛不痒,但麦卡锡的实际损失可谓巨大,因为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

陆军顾问韦尔奇的某助手曾加入过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韦尔奇知情后解雇了他。麦卡锡和科恩都知晓此事,但介于科恩有逃避服役的记录,因此双方在听证会前达成协议,都不提各自的“黑历史”。

然而在听证会进入末期时,麦卡锡突然提起此事。遭到背叛的韦尔奇激动不已,对麦卡锡说出一句著名的指责:“先生,你一点体面都不讲了吗?你终于一点体面都不讲了吗?”

(韦尔奇)

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听证会结束后,麦卡锡的支持率跌至34%,媒体的批评铺天盖地,他成了政坛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以及民众发泄对极端主义怒火的靶子。

他为数不多的政治盟友也开始弃他而去。胡佛低调而果断地与他切断了关系。

麦卡锡和科恩的另一重落魄,是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男子气概”,也随这场听证会而去了。无数观众通过电视转播,直观地看到了听证会其他出席人对他们性取向的隐晦调侃,也看到了最后他们彻头彻尾的失败。

(听证会中的科恩)

麦卡锡几年后病逝,在华盛顿混不下去的科恩去了纽约,但民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臆想没有消失。这成了胡佛在政坛继续攀爬的武器。

1956年3月,埃森豪威尔总统默许胡佛使用窃听、监视、秘密入侵私人住宅和办公室等非法手段,来抓捕“共产主义颠覆分子”。

(左前为胡佛和埃森豪威尔)

这一手段后来被命名为COINTELPRO,而其监视对象迅速扩大到三K党、NOI、各类工会、黑豹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等一切胡佛想监控的组织,涉及2340个秘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