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冯小刚拍了一部《1942》。
口碑还不错，只是票房有些惨淡，惹得冯小刚说出了“垃圾观众”的类似言论。
两年后，模仿《甲方乙方》的烂片《私人订制》上映，以7亿票房位列年度票房前五。
这样的成绩让冯小刚飘了，自诩老百姓需要我，随便拍一拍就能获得高票房，而后开始冲击奖项，往艺术家的方向转型。
只是艺术家不是外形像，说话像就成了艺术家了。
拍商业片出身的冯小刚努力了三年，给出了《我不是潘金莲》、《芳华》、《只有芸知道》三部文艺片，依旧够不到艺术的门槛。
碍于对赌协议，冯小刚的票房并未达标，于是鼓捣出了《手机2》，然而被小崔一个抽屉搅得天翻地覆，女主没了，电影也没了。
尤其是冯小刚寄予厚望的《我不是潘金莲》，对标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不过现实给冯小刚上了一课，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影后，与威尼斯金狮奖最佳影片和影后，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双旗镇刀客》的导演何平曾说：
“该片叙事上很从容，对于秋菊这个特殊人物，影片用非常纪实、非常朴素的手段去表现，而且表现得很有情趣，这种结合是一件很难的事，可以说是一种创造。”
由此可以看出冯小刚和张艺谋的差距在哪，张艺谋是从零到一，冯小刚是看一写二，还写得歪歪扭扭，自然不受好评。
《秋菊打官司》缘何被奉为经典？
构图、光影、色彩，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不再赘述，这是张艺谋的看家本领，其他方面的突出才是电影评分逐年提高的主因。
因为电影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与文化批判意识，深度探讨了普法概念，以及中国社会的观念演进。
在文化思考上，《秋菊打官司》比之前张艺谋的电影都深化了许多，这正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真实中国的样貌，使电影成为了时代的印记。
秋菊家今年的辣椒收成特别好，她见村里其他人都盖了辣椒楼，自家也想盖一个。
但上边刚下来文件，农业用地不让盖楼，村长王善堂百般阻挠，秋菊丈夫万庆来气不过，骂了村长一句“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
这句话放在别人身上，也许推搡几下就过去了，可是村长不饶，村里人都知道他媳妇生了四个女儿没有男孩。
王家的香火到了他这一辈算是断了，“断子绝孙”直戳他的命根子，所以他怒火攻心，给万庆来的命根子来了一脚。
秋菊赶忙架上手推车，拉上丈夫往镇上卫生室跑。
虽然她已经怀孕了，但是未生养前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可不能让这一脚把丈夫提前计划生育了。
到了卫生所，医生诊断了一下，开了些药，让他们去旁边的医院把证明一开就完事了，万庆来没什么大碍。
秋菊安顿好了丈夫，拿着诊断书找村长讨要说法。
可村长毕竟是一村之长，在村里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即使道歉也得昂着头，黑着脸。
况且村长并没有过多搭理秋菊，三言两语把天聊死，打发走了秋菊。
秋菊觉得村长仗势欺人，一定要找个可以说理的地方好好掰扯掰扯。
丈夫支持秋菊的做法，让自家妹子陪着怀孕的秋菊到乡里找李公安告状，让村长认错。
李公安与村里人都熟，了解了情况后，到村里对王庆来和村长都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村长听从李公安的建议，赔钱了事。
秋菊认死理儿，认为村长还是没给自己一个说法，李公安劝说她，赔钱了就算给了说法。
送走了李公安，村长从屋里出来给秋菊拿钱，秋菊伸出手刚准备接钱，村长顺手往空中一抛，二百元散落一地。
按村长的说法，地上一共二十张钱，秋菊拾一次，低一次头，低二十次，这事儿就算完了。
秋菊是一个又倔又犟的女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理，自然不肯服软。
既然乡里解决不了问题，她就去县上告，家里没现钱了，她和妹子拉上一车辣椒到集市上换了钱，启程去县里。
这是秋菊第一次到县里，根本不知道告状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经别人提醒，她找张老汉写了一份材料。
张老汉写状子不便宜，一份20块钱，因为他的履历辉煌，写过六个死告，四个判了死刑，两个判了无期。
秋菊没见过什么世面，见张老汉这么能行便出了20块钱。
她拿着张老汉写的八股文状子走进了警察局，公安看过材料后笑成一片，秋菊不以为然，她担心李公安偏袒村长，请求县上处罚村长。
五天后，裁决书到了李公安手里，处理结果跟乡上一样，李公安出面调解，村长赔钱。
这次李公安使了个小心机。
他深知村长和秋菊都是犟人，一个爱面子，一个认死理儿。
于是自掏腰包买了几盒点心带给秋菊，当作村长的赔礼，秋菊到供销社打听得知是李公安自己买的，便把礼退了回去，到市上讨说法。
市里的摩登令秋菊和妹子迷了眼，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大城市格格不入，两人站在路边不知所措。
人力车夫见他们是乡下人，连哄带骗加兜圈子将五块的车费涨到30块，看车大妈心好，建议他们换上城里人的打扮以免再次上当。
几番周折，秋菊他们总算住上了便宜的大通铺，旅馆老板看秋菊快生了，出于好心，给了她市公安局局长的地址。
秋菊来自农村，但她知晓些人情世故。
找市公安局局长这么大的官帮忙，不能两手空空，于是她买了水果和镜子。
局长心善没有收她的礼，不仅答应为她处理官司，还安排小轿车送她回旅馆，秋菊这才安心回到了村里。
这次上诉与前两次没什么区别，只是赔偿款从200元变成了250元，秋菊拿着钱像村长第一次对她那样，把钱丢到了地上。
乡、县、市三级部门，秋菊走了个遍，依旧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说法，村长当面给自己道歉。
她再次到市上找局长，局长建议她到法院起诉，并为她推荐了一个律师，这件事从此刻开始由民事纠纷变成了法律程序。
开庭当日，秋菊作为原告在一边旁听，法院的判决与之前的裁决无异，维持原判，秋菊不服，向中级法院起诉。
大年三十晚上，秋菊难产大出血。
人命关天的事情，万庆来求村长帮忙，村长不计前嫌，把村里人从戏场叫回来，抬上秋菊就往医院赶。
幸好去得及时，秋菊顺利生产，母子平安。
孩子满月前一天，秋菊亲自登门请村长出席，他不来就不开席，以示对村长的感激。
当天，万庆来的伤情鉴定结果出来了，肋骨骨折，村长构成轻度伤害罪，被公安局带走行政拘留。
秋菊很不解，自己只是要个说法，为什么会演变成拘留，她试图追上警车，但茫茫雪原上，警笛声越来越远。
秋菊其实并不懂法，她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但她的行为是农村法律意识的启蒙。
这种法律意识的启蒙体现在秋菊的“犟”上，犟是改革开放中被抛弃者的一种心态的表现，他们长久以来固守着朴素但成型的价值观。
秋菊的这种无意识的坚持，与通行的体制手段对立起来。
甚至对法律、机关、律师这些“新鲜事物”下了定义，它们都是说法与金钱的交易场所。
如何让这些交易场所走向正向，这就涉及到了本片的第二层意思，普法该如何自上而下。
此外，人情社会与法制社会，哪个才是真实的中国？
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无论走到哪里都少不了“人情”二字，但法律讲究的却是法不容情。
法律不在乎你是达官显贵，还是下里巴人，犯了法就得治，这也是法律的不足之处，只保护了人们的身体，却忽略了人们的心灵。
可秋菊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及法律的缺陷，但秋菊懂得“人情”这个千百年来的传统。
她的身上有中国的两面性，一面渴求法律给个说法，一面希望法律讲个人情，既合理又矛盾，但这种突兀就是真实的中国。
所以她才会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当自己难产被村长救了之后，又满怀感激，追着警车要另一个“说法”。
同时，这也是城市与农村的割裂。
现在的城市少了过去的欺诈，多了现在的文明，可城市越来越不适合农村人待了。
乡村失去了过去的宁静，多了现代化气息，可也越来越不适合农村人待了，成了漂浮于县城中的四不像。
这是城市发展的阶级分化，这是县城发展的畸形现象，农村到底该何去何从？城市又该如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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