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体诗成熟于初唐,其格律有四要素:押韵、对仗、粘连、平仄。但是律诗的四要素并不是同时产生的。

其中押韵起于隋朝《切韵》,粘连规范于初唐,平仄起于南朝齐梁的永明体。而对仗更早,在诗经中就可以看到了。对仗不仅存在于诗中,也存在于文章中。

早在唐朝建立之前一百多年,出生于南朝宋的刘勰(xié)在《文心雕龙》中,就提出了四种对仗的基本方式。虽然那时没有格律诗,但是对于后来诗人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心雕龙·丽辞 》中,刘勰讲到对仗时,提到四种方式:言对、事对、反对、正对。

一、言对为易

《文心雕龙·丽辞 》中,刘勰讲到: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

又举例说:

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

刘勰举例的时司马相如的骈文《上林赋》:“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

可以看出来,言对仅仅是文辞上的对偶,不用典故。诗人偶抒胸臆,不去考虑用什么典故来修饰说明,相对简单一些。

例如唐代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中间二联对仗即言对。古人作诗,常常有用暗典或者偶合前人诗句、或者化用前人诗句的想象。

黄庭坚评价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但是如杜甫这首诗中间二联,即使可能和前人诗句类似,也是不刻意用典的言对。

那么,言对为易,事对为难。什么是事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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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对为难

刘勰下定义说:

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

用前人的故事来验证今天的事情。

并且用宋玉的作品来举例:

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
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

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因为要有一定的学问,才能使用合适的典故用在自己的诗文中,所以“事对”比“言对”要难。

不仅仅创作难,其实读者欣赏也难,例如杜甫《秋兴八首》另一首: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首诗第二联是言对: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第三联是事对: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杜甫用匡衡、刘向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对于读者来说,不熟悉这两个人的故事,就难以理解杜甫诗句的准确含义。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几乎处处用典,对于现代人来说,理解起来就很有难度,何况创作呢?这就是“言对为易,事对为难"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种诗病叫做缺偶,就是上下联中,一联用典,一联不用典,也要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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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对为优

在诗词创作中,经常可以看到认为反对优于正对的说法,这种说法就来自刘勰:

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

一件事情,用正反两面来对比,从而表达用一个道理。这就是反对。

“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钟仪,春秋时期楚国贵族,中国文史记载的第一个职业琴人。他被郑国俘虏,囚禁在晋国,却不忘故国,依然演奏楚国的地方乐曲。庄舄则不同,他是楚国做了大官的越国人,同样不忘本,仍说家乡越国的方言。

钟仪成了低贱的楚囚,庄舄是高贵的楚国官员。无论地位的高低,其爱国思乡的志向是相同的,所以说”幽显同志“。

从相对的两个角度,却说明同一个道理,更有说服力,所以说”反对所以为优“。

李白五律《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一弃一卧,放弃了官位爵禄,甘愿隐居于松云之间。

从正反两个角度,来说明孟浩然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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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对为劣

刘勰关于正对的定义是:

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

事情不同,但是道理相同。举例的是张载(字孟阳)诗:“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枌榆、白水分别是刘邦和刘秀的家乡。这两个典故用了不同的人物,都是从同一个角度表达思乡之情。这就是正对。

例如前面举例的杜甫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也是正对。

同时,这4句诗,也用了典故,所以说也是“事対”。不过,正对与反对,并不是一定要用典。

刘勰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

骈枝,比喻多余的或不必要的事物。

上面提到的8(含杜甫、张载)句诗,用在古体诗中尚可,不适合用在近体诗中。不是声律的问题,而是内容相同,有合掌之嫌疑。上面还提到过李白《赠孟浩然》,其实颔联和颈联都是一个意思,留一联即可,另一联应该另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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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关于对仗,刘勰用两个标准,分成了两类,用典或者不用典,正对或者反对。细看后来的近体诗,大致不出这四种对仗的范围。

后来唐朝上官仪有“八对”之说,空海《文镜秘府论》又记载了“二十九种对”之说,按照不同标准细化了对仗时的分类。虽然标准不同,但是并不矛盾。

学诗者,可以站在刘勰“四对”的基础上,再熟悉一下唐朝人总结的对仗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