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是理解公众人物人格的经典作品。该书探讨了精神病理学与政治的诸多关系，并尝试以之解构政治等领域人物的心理。

（由于原译文实在不像人话，以下摘录在其基础上有所调整。）

关于政治煽动者人格

A对礼貌的陌生人过度反应，他把陌生人的兴趣解释成一种针对他个人的兴趣。他的这种倾向是负面胜负欲比较重的人的特点。

......他一厢情愿地喜欢别人，在遭到对方拒绝后，他就产生了要惩罚对方的欲望，这种仅因为对方不顺他的意就充满敌意的过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被这种欲望（即上段提到的负面胜负欲）激发出来的。这种自恋创伤需要以牙还牙，报复在那些冒犯他的人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B一直不断地寻找借口逃离他颇受欢迎且获得成功的地方。加薪、升职、社会认可这类利益和荣誉纷至沓来，但他却总是从这样的环境中摆脱出来......

......该如何解释B的这种行为呢？让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假设上级的友好态度激发了同性恋者内心强烈的欲望，并致使这份原本被压抑的欲望迫切地想要得到发泄和排解。这种潜意识里的欲望，促使他亲近所在环境中的人，然而出于良知和道义的谴责，他盲目地与这种冲动进行抗争，他想要通过逃离这个环境来摆脱让自己感兴趣的欲望对象。他的良知因为面对引诱全身而退得到满足。到了一个新环境不久，B之前的那种压力感和紧张感就又一次积累起来。

......想要探询C的妄想症病因，方法之一是了解他的性经验和性幻想。在59岁那年，他和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C形容他的妻子拥有出众的美貌，而C说到他自己时，自称有三个睾丸，并说自己是男人中的完美典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男子，还说他经常被人要求摆出模特一样的造型。不过，每当有人提出给C拍照片，或是想进一步打探他的性生活时，他却总是拒绝。

对性无能的恐惧，有时可直接通过一些有其本人参与的幻想表现出来，而这种类型的幻想，构成了其整个幻想世界的根基。

......有洞察力的人不会把C的话当回事，但这一类型的妄想狂中，有一些人有能力赢得他人的支持。他们的形象通过合法的、具有煽动性的手段进行了包装，他们利用这一点来补偿自己（内心）的不满。他们太善于把自己的动机合理化，进而成了非常危险的麻烦制造者。

有关政治家的一般理论强调三个方面：私人动机，他们对公众对象的情感转移，以及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化。煽动家门很重视群众的反应。

煽动者其实是很典型的自恋类型。自恋往往是因为受到早期恋爱关系中的挫折，或是家庭中的溺爱和崇拜而产生、发展的。没能顺利实现目标的力比多，反转到了他们自己身上。像自己这样的性爱对象（于是）开始受到青睐，一种强大的同性恋因素开始形成，并成为显著特征。

对于煽动家来说，这种对同性恋的情感回应的渴望，被泛化了的对象所替代，他们开始热衷于引起整个社会的情感回应。那些通过语言或文字表达的自身渴望，其实只不过是在通过（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圈子来满足他们自己潜在的情感欲望。

煽动者们过分关注语言、姿态、手势影响现实世界的效果，而这已经暴露了很多原始自恋的典型特征。

在他们的家庭里，是禁止直接表达自己的憎恶情绪的。早年的他们，大多是一个“模范男孩”，或者是一个害羞敏感、不敢表达自己愤慨情绪的孩子。这种受压抑的施虐倾向，有一部分发泄在了远离特定环境的对象上，因而他们热衷于培养对社会的兴趣。

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学会通过压抑自己来控制自己的喜好，并通过这样的训练，掌握了欺骗的技巧。这种自恋反应，使他们在青春期时无法融入到完整而温暖的情感关系中，他们的性调试也因此表现出程度不一的冷淡和无能，或其他失调现象。

就早期发展阶段来说，煽动者普遍表现出明显的口才优势。

关于政治管理者人格

J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机关工作人员，他的上级听从他的判断并接受他的计划。他那充沛的精力需要释放的出口，于是他便通过臆想自己在组织里责任越来越重来达到此目的。

结果主要领导层发生了人员变动，把他安排到一个新长官手下。新长官用冷静稳妥的方法控制J，把他紧紧控制在其手下。

......工作中的进取和婚姻中的被动产生了一种平衡，而新长官的闯入打破了这种平衡，新领导很快就限制住了J的工作事务。......占支配地位的人格唤醒了潜在的意识，占从属地位的人格必定会采取特殊措施。......J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在情妇身上发泄受阻的性驱力。进一步来说，他是在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证明他的男子气概，他不仅给自己找了情妇，同时还勾引别人的妻子。

从此时起，他依靠女人来维持人格平衡。起先，他在妻子和工作中得到了平衡，现在，这种平衡必须依赖妻子、情人和工作共同维持。

关于政治信念

要理解政治观点的意义，不能脱离其背后隐藏的个人动机。

其他

国家是权威的象征，它延续了一个人和自己的亲友等亲密关系中形成的态度。在童年期的某一阶段，权威符号的智慧和力量，被这个孩子极度放大了。

......当我们更多地接触到外部世界，而现实又不断发展时，我们便会寻找这个权威符号的替代品。我们发现，父母其实并不完全是智慧、强大、良善的，但我们又仍然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或物（即权威符号的替代品）......

......在这个裂变的过程中，这种情感转移到许多替代品身上。这些替代品可能是人、事、物或其他抽象概念；可能是领导、动物、权贵、民族，或者是一些“主义”。

......这个理想人物可以做到这个孩子小时候以为自己父母可以做到的事情。这种潜意识的动机，体现在布莱克斯顿的清醒法则中：“这个最高统治者不仅不能做错事，甚至连想都不能想错，他永远不能做不恰当的事情，在他身上不能有愚蠢和脆弱。”

佩利有一句极富深意的话：“一个家庭包含了一个帝国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