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省份，开始了一场有趣的“生育奖励锦标赛”。
四川省攀枝花市，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甘肃临泽，对在临泽县公立医疗机构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三岁。
不仅有育儿补贴，还有幼儿园资助、购房补助，公办幼儿园的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奖4万元。
这样的补贴力度，放到以往，想都不敢想。
这些城市有两个共同点。
1，同属中西部，同属人口减少、流出、体量较小的地区。
七普数据显示，在四川省的21个市州中，攀枝花的常住人口仅高于阿坝州和甘孜州，列倒数第3位。
张掖市6个区县中，有1个区县常住人口超过50万人，4个区县常住人口介于10—20万人，1个区县常住人口低于10万人。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仅甘州区常住人口实现了正增长，其余5个县的常住人口均为负增长，临泽就是典型代表。
2，在全国范围内抢跑，鼓励三胎生育。
看看时间线。
5月决定优化人口生育政策，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8月以立法形式进一步确定了“三胎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
随后，这两个中西部城市开始出台政策。
做个对比，同期武汉扩大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北京对多胎家庭优先选公租房，中西部城市这种“发钱”式的刺激措施，无疑更直接，更吸引人们的眼球。
然而，这种“比赛式”的发钱措施，似乎并没有触及提振生育率的核心：生、养、教。
从2011年起，育龄妇女数量达到峰值后就已经开始减少，2015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0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约150万人。
过去5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
不谈教育成本和高房价的影响，我们来看女性就业数据，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
这种趋势只能说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或者说“不敢”生育。
经济学家连平10月20日发文指出：人口生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民生工程，将其异化为“奖励锦标赛”，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思维和“运动式”思维，有可能埋下新的问题隐患。
1，从历史经验来看，韩国、新加坡等生育率较低的国家都曾实行过各种奖励生育措施，但最终效果乏善可陈。
2，全球范围内人口向大城市和都市圈流动已成趋势，“运动式”刺激生育，将导致中西部地方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等，最终政策推行积极性难以持续，这反过来会弱化当地的公信力。
3，奖励力度太小，不足以影响公众的生育意愿；但奖励金额加大，又将让部分中西部地区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可谓得不偿失。
所以，真正能提振生育意愿的措施，绝不只是发钱而已，而是如何营造民众愿意“生、养、教”的氛围。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年以来，高层持续推进教育双减、房地产秩序整顿。
从上到下，从双减试点城市到全国推广，从多校划片到教师轮岗，从课外培训到课后服务，从教师待遇到学校考核。
今年给教育减负的“大魄力”，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包括房地产领域的政策也是一样，二手房参考价、限制开发贷和房贷、约谈、问责、集中供地，调控手段越来越密集，调控的定力越来越足。
除了住房和教育领域的整顿，还有“一老一小”的全面推行。
据证券时报10月20日报道，国家发改社会司司长欧晓理表示：将“每千人口拥有4.5个婴幼儿托位数”的指标逐年分解到位。督促各地制定“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强化土地、住房、财政、投资、融资、人才等要素保障。继续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作用，支持建设一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
顾名思义，“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别说二胎和三胎，连一胎都不敢生，如何解决青壮年的后顾之忧，是接下来“一老一小”解决方案的重点。
比如，沈阳今年7月份发了方案，2021年，新建居住区达到每百户建筑面积配建不低于35平方米的养老服务设施标准，新建、改建、扩建的托育机构按照完整居住社区托育机构建设标准不小于200平方米。
安徽淮南的解决方案是，“十四五”期间，建设运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60个，养老床位8000张，全市托位数达到20000个，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6个。
总之，提振生育率，绝不仅仅是靠发钱能够做到的，韩国、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让人们从敢生一胎，到二胎、三胎，生育意愿的增长，是一个涉及到住房、教育、养老、养育、社会观念、城镇化等极其复杂的体系。
这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指望某些城市砸重金鼓励生孩子，就能立马看到成效，未免有点心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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