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历史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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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布尔汗\华文出版社\副标题: 蒙古帝国的勃兴与消亡（首个全球化时代）\2021-6-30
本期采访老师：
班布尔汗：历史学硕士，现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版有《最后的可汗――蒙古帝国的余晖》《雄踞欧亚——蒙古四大汗国》《元朝之后的蒙古汗国》《卫拉特三大汗国及其后人》。
大众对于蒙元史的了解，大多始于成吉思汗。这位伟大人物谢幕之际，留下了许多谜团，比如临终遗言、死因之谜和陵墓之谜。作为资深研究者，您最希望看到哪个谜底被揭开？
班布尔汗：其实呢，成吉思汗的死因并不是千古之谜，各种史书记载都无大的差别。
比如《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从西方诸国返回他的东方老营后，他就讨伐唐兀以遂他的宿愿。他把该地敌人的劣行肃清，把他们全部征服，这时，他得了由不良气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他召诸子察合台、窝阔台、兀鲁黑那颜、阔列坚、朮赤台、斡儿长去见他，对他们说：‘我的病势沉重，医治乏术，因此，实在说，你们需有人保卫国威和帝位，支持这根基坚实的宝座。……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 ……窝阔台的弟兄们遵照他的圣训，立下文书。成吉思汗的病情愈来愈厉害，因为不能把他从所在之地挪走，他便在624年剌马赞月４日（1227年８月18日）与世长辞。”
《史集》记载：“狗年（始自伊斯兰教历623年２月）［公元1226年］这一年春天，成吉思汗在翁浑－答兰－忽都黑地方突然料理起自己的私事来，他召来了当时在那里的儿子窝阔台和拖雷。
他同他们坐在一起，对他们立下了遗嘱，并将窝阔台合罕立做汗位继承者，然后让他们回到各自的领地、兀鲁思和家里去。自己则向南家思进发。他来到南家思、唐兀惕、女真边界上的一个地方”。“成思汗［这时］已病了。猪年（始自伊斯兰教历624年）［公元1227年］……他在这年由于疾病缠身，在唐兀惕地区去世了”。
《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在出征西夏后不久就在一次围猎行动中坠马受伤，引起发烧等病症，但是他带病继续前行，最后在第268节中说：“成吉思合罕于猪儿年升天”。
《元史》记载， “二十二[1227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
其他史料，如《圣武亲征录》、《南村辍耕录》等，所记载也没有大的差异，至于一些传说，例如娶西夏公主而在洞房时被害死之类，只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大概是比附匈人王阿提拉的死因。
至于遗言，一般是三点，一是秘不发丧，以免让西夏投降的计划有变，二是留下了借道南宋迂回灭金的策略，三是再次确定窝阔台为自己的继承人。
而算得千古之谜的，就是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地了。因为是秘葬，所以至今仍没有找到其陵墓所在地。
很多史学家都有过推测，但也都是推测而已。各国的考古队也进行过很多次科考，也没能发现。以我个人的看法而言，不仅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元皇朝所有大汗、皇帝的墓葬都没能发现，这其实就可以证明，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任皇帝都是遵循蒙古传统天葬的，并不会进行大规模的陵墓修建和陪葬。
因为蒙古人是祭祀祖先是祭祀灵魂而不是尸体，按照蒙古传统，无论生前多么高贵，尸体都要归于自然，而其灵魂则会附着于其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上，由后世子孙世代祭祀。比如现在的成吉思汗陵，就是他的祭祀堂，供奉其生前使用的各种物品。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之会，被后世视为历史性一幕。从真实历史进程而言，丘处机的建议，成吉思汗听进去多少？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
班布尔汗：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两人相处了一年之久，丘处机不断地对成吉思汗讲授“敬天爱民”的道理。成吉思汗笃信萨满教，以长生天为最高信仰。丘处机因势利导，用天命进行劝谏。指出成吉思汗是“本天人耳，皇天眷命”，那就应该“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因此要“少杀戮，减嗜欲”。
丘处机以止杀为念劝谏成吉思汗，从而留下了“一言止杀”的佳话。
其实，“一言止杀”是后世的美化，成吉思汗在见过丘处机之后，其征服世界的脚步并未停止，其子孙更是不断征战，几乎征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三分之二。战争是免不了杀戮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即使其发动者想要“止杀”都难以办到，又岂能因丘处机一言而止？
但丘处机的劝谏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据韩儒林先生考证，自丘处机讲道到成吉思汗东归“这段时间，蒙古人似乎没有在钦察草原进行大征战”。在《元史》的记载中，在成吉思汗生前最后一战，也就是灭亡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病重，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可见丘处机的劝谏，是给成吉思汗留下了心锚的。
而且，西行面见成吉思汗，不仅让全真教成为当时北中国第一大教门，让丘处机成为官方认可并推崇的最高宗教领袖，更是让丘处机获得了成吉思汗钦赐的虎头金牌和减免道教差役的敕书。凭借着这一特权，再加上丰富的土地财货供给，全真教遂成为战乱之地黎民百姓的庇护所。
东归之后，丘处机命弟子们“持牒招求于战伐之馀”，也就是用皇命为标榜，以发扬全真教为名义，救助战乱流离者。
丘处机画像
在全真教的努力下，“是时天下初定，民未厌服，而叛命者众，朝议将致天讨以罚□之。汤火遗黎，旦暮假息，竢命于锋镝之下。丘虑蒿兰共刈，百方周至为之曲说，竟用是豁免。至有囚俘亡命，辄辎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凡前后所活，无虑亿万计。”
尤其是在战乱中最无自保能力的读书人，全真教更是给予最大的帮助，“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马所至，以师与之名，脱欲兵之祸者甚重。”在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至于北方各地，读书人“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钱穆先生便认为，全真教在金元时代北方遭受第二次大灾祸，士族门第已不存在，社会无可屏蔽的情况下，借宗教为掩护，弥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了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了一脉生命，是为全真教在当时最大的贡献。
由于金庸小说的缘故，拖雷颇有人气。历史上，拖雷之死一直富有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一关键事件？
元睿宗拖雷和显懿庄圣皇后唆鲁禾帖尼
班布尔汗：历史上的拖雷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在成吉思汗诸子中，最继承其军事才能的便是拖雷。成吉思汗曾这样评价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学会待人接物、知识、勇敢和使用武器”，那么就该去追随拖雷。
关于他的死，确实是历史上一桩疑案。无论是《蒙古秘史》、《元史》还是《史集》，都记载是窝阔台汗患病，萨满巫师提出要有亲人代死才能痊愈，于是拖雷挺身而出，自愿为哥哥代死，喝下了祛病的巫水，于是去世。
窝阔台
这虽看似是感人的兄弟亲情，但在权力场上，亲情总是最先被抛弃的。窝阔台汗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而拖雷是成吉思汗幼子，按照蒙古传统有“守灶”之权，也就是继承成吉思汗遗产最多。成吉思汗的安排是“掌管国家和大位是艰难的事,就让窝阔台掌管吧,而包括我所聚集起来的禹儿惕、家室、财产、库藏以及军队在内的一切,则让拖雷掌管。”这就使得拖雷的军事、经济实力反而远在窝阔台汗之上。
成吉思汗去世后，因为暂时不能召开选汗的“库里勒台”（大议会），所以拖雷以幼子的身份监国三年之久。而在选汗过程中，因为很多贵族“归心拖雷”，又使得会议召开了四十天也没能决定由窝阔台继位。最后还是耶律楚材的斡旋以及察合台对窝阔台的大力支持，窝阔台才得以继位。可想而知，窝阔台与拖雷之间早已有了裂痕。
而在拖雷死后，窝阔台汗又多次削减拖雷家族的属民和军队，甚至想让拖雷的遗孀改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便把拖雷家族的实力完全由自己掌握。也可见窝阔台汗对拖雷的忌惮。
由此可知，窝阔台与拖雷之间虽是同胞兄弟，也是政坛上的竞争对手，所谓代死之说就很可疑了。
拖雷死后，按照《史集》记载，有一次,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向窝阔台提出一个要求而未被允准,她就哭闹起来，说：“我的心爱的为谁做了牺牲,他是如何死的?”闻听此言，窝阔台立即让步,满足了她的要求。窝阔台对拖雷的死是心中有愧的。我在书中也有专门一章介绍拖雷死因，我是认同拖雷实际上是被窝阔台汗设局害死的。
书中提到了一位传奇女性——“四帝之母”唆鲁禾帖尼，无论是她，还是临朝称制的乃马真皇后，或是策动政变的海迷失皇后，都有不小的影响力。那么，如何评价蒙元时代的女性地位呢？
阿阑·豁阿夫人“五箭教子”
班布尔汗：在元代，蒙古族的女性地位是比较高的。蒙古族对于女性有着较高的尊重和重视，其起源的传说中，便有阿阑·豁阿夫人以母亲身份“五箭教子”，而不同于其他民族，如吐谷浑、日本等，其“折箭教子”的记载是体现在父亲身上。
蒙古妇女在儿女、家庭生活、财产分配上，与丈夫有同等的权力，在家庭内部的事务上，丈夫要与妻子商量着处理。而在蒙古帝国建立和扩张的过程中，蒙古妇女更是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职责。
在贵由汗时期出访蒙古的意大利传教士柏郎嘉宾在其《柏郎嘉宾蒙古行纪》中记载：“男子除了从事造箭或照料畜群的某些轻微劳动外，一般均不参加任何其他劳动。”而“他们的妻子从事各种劳动。如缝制皮袄、衣服、鞋、马靴和各种皮货，甚至还会驾驭大车和进行维修，为骆驼装驮在一切工作中都很敏捷和迅速。所有的女子都在家中大权独揽，某些人还像男子一样射箭。”
宋人赵珙出访在出访蒙古后，著《蒙鞑备录》，其“妇人”条中记载，蒙古人“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人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极能走马。”
按照蒙古的传统，“夫死以后，带领幼年子女的寡妇，全权掌管家庭财产，直到儿女长大成人以后，各自婚嫁为止，因此寡妇完全享有其丈夫的地位与权力”。因此从成吉思汗的母亲柯额伦夫人以下，历代蒙古贵族女性都在政坛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流风所及，使得元朝在法律上对妇女有很多保护。例如婚姻形式上，元律禁止指腹婚这种无视妇女个性人格的婚姻形式，“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衿为定者，禁之”。在婚姻终结方面，元代男子并不比妇女享有更多的特权。
自唐朝开始，给予男子弃妻“七出”的特权(除“义绝”、“三不去”)，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宋、明律也有此规定，而惟有元代法律无“七出”的条款。并且给予妇女“和离”的婚姻终结权利，“诸夫妇不相睦，卖休买休者禁之，违者罪之，和离者不坐”。
元代男女地位相近
在家庭中，元律规定丈夫不得无辜殴打妻子,不能强迫妻子堕胎：“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罪以本殴伤论，并离”，“诸职官殴妻堕胎者,……妻离之”。更不能以微过杀妻：“诸以微过，辄杀其妻者，处死。诸因夫妻反目，辄药死其妻者，与故杀常人同。”
如果丈夫去世，元代法律也沿用蒙古习惯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妇女有财产继承权：“诸兄以立继之子，主谋杀其嫡弟者，主谋下手皆处死，其田宅人口财物尽归死者妻子，其子归宗。”
不过，因为元朝理学兴盛，民间女子受到的禁锢也是较为严重的，只是因为崇尚统治放任，又鼓励经商，社会流动较为自由，才没有过度。待到后面的明清两朝，社会控制严密，妇女的地位也就断崖式下跌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改变了蒙古命运，成王败寇，后人记住了忽必烈。但在帝国内部，如何判断两人的正统性？
忽必烈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以《元史》为代表的正统观，自然是认为忽必烈是正确的，代表正统，而阿里不哥算是篡逆。而以蒙古习惯法而言，似乎忽必烈是篡逆者，而阿里不哥才是正统，只不过他失败了。
其实，以我个人看来，按照当时蒙古帝国的继承规矩而言，两人都有问题。按照规矩和传统，大汗去世后，应该所有宗亲重臣挑选吉日召开“库里勒台”议举新的大汗，虽然候选人可以由先大汗指定，但是否能够继位则还需要看会议上是否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忽必烈没有回到蒙古本土，在自己的大本营擅自举行库里勒台，支持他的主要是东道宗王，也就是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这当然是违背传统和规矩的。阿里不哥在帝国都城召开库里勒台，看似比忽必烈正确，但支持他的主要是西部宗王，也就是成吉思汗四子家族，而且因为蒙哥汗暴死，会议举行仓促，各大家族并未能全部与会，这在法统上也是有问题的。
应该说，自成吉思汗去世后，库里勒台选汗制度就屡出问题，窝阔台继位便遭遇困难，涉险过关。窝阔台去世后，其指定的继承人被否定，由贵由继位。这两次汗位传承就已经导致各大家族矛盾相当尖锐。
到蒙哥汗即位时，更是全凭武力加持，更爆发了蒙古帝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大清洗。各大家族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蒙哥汗暴死，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拖雷家族内部分裂，也就导致了各种矛盾总爆发。蒙古帝国的分裂不可避免，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书中提及了旅行家与传教士孟高维诺，其实在他前后，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鄂多立克以及马可·波罗都曾造访中国。为何蒙元时代会迎来这么多欧洲使节和商人？他们大多留下了文字记载，为何只有马可·波罗名满全球？
柏朗嘉宾
班布尔汗：确实，元代东西方因为商路畅通，很多旅行家都曾周游世界（当时已知世界），也留下了很多游记、行纪，但对世界影响最大，名气最高的还是《马可波罗行纪》。之所以会这样，以我的理解，其他旅行家不如马可·波罗出名原因各有不同。
比如说，有的旅行家其旅行是带有任务的，比如柏朗嘉宾是奉教皇的命令，鲁布鲁克是奉教皇和法国国王的命令前往东方。他们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编纂成书，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将这些行纪传播，而是作为重要的报告呈送给自己的上级，作为档案存档，并没有广泛传播，直到近世才被发现出来作为研究档案，自然名气是不高的。
还有的旅行家柏朗嘉宾行家虽然不是奉命旅行，比如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留下了《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国本土的旅行家汪大渊，留下了《岛夷志略》。
他们旅行都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写下的游记也是自己的见闻。但伊本·白图泰的游记是在他归国后，在摩洛哥苏丹的资助下完成的，完成后也存入了王室档案，没能够广泛传播。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是在元朝官府的资助下，作为《清源府志》的附录出版，也成为官方图书，传播很有限。所以他们的著作也都是近世才广为人知，并被研究。
马可波罗
相比而言，马可·波罗就幸运多了，他虽然也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但并不算是正式官方使节，他的游记也就不会被纳入官方收藏。而且他的游记是在他被俘后在狱中写成，完全是自己的作品，没有得到什么官方的资助，也就没有了官方的限制。
而行纪成书的1298 年, 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源地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时期。这本记载了遥远东方物产、商业、道路、财富和各种奇闻异事的游记，正好契合了人本主义、重商主义和远航开拓的潮流，于是得以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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