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18世纪法国革命军：一支强大、为捍卫自由和新宪法的人民军队|军队|奥地利|普鲁士|法国

引言

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滋养了好战情绪。法国民族主义并非始于革命。但自1789年以来，强烈的法国身份认同感迅速在民众中蔓延，典型的表现是热情高涨地宣誓效忠国家，以及在解放巴士底狱的一周年、两周年时举行的“庆祝国家统一”活动。此外，诸如“自由之树”、三色旗等标志物，以及革命歌曲《必将胜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主义情感。

当时许多民众自豪地宣告：法国是“领先于全世界”的模范，指引着人类社会的未来。例如，科尔森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必须把目光投向我们，而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自己。”普鲁多姆则说：“哦，你是法国人！多么非凡！和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人都不一样。”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对议员们自身的影响从1791年10月4日的宣誓仪式可以略窥一二：在会议开始时，每位议员都自发地举起双手并高声呼喊“神圣的承诺”－“不自由，毋宁死”，这个简单而响亮的口号在瓦雷纳事件之后传播甚广。

热烈的呼喊声持续了五分多钟，旁听席上的观众也热烈地回以相同口号。很快，与德意志邦国的战争性质发生了转变；不仅仅是出于自卫，更是出于对法国国家荣誉的捍卫。“一个伟大国家永远不会允许它的尊严有失”，议员达迪夫在致选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到了年底，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成员越来越把战争作为他们政治野心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扩充和丰富了自己的政治愿景。

另外，许多居住在巴黎的外国移民－特别是普鲁士爱国者安那查西斯·克鲁茨－同样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推波助澜。在此影响下，民众开始要求向奥地利宣战，并表示要将革命成果带到整个欧洲，“解放所有被奴役的人民”。布里索在12月中旬写道：““到战场去，到战场去”，这是所有爱国者的呼声。新一轮“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已经到来，自由将跟随我们的大军传遍世界。”

这种带有鲜明“吉伦特派”色彩的言论在1792年1月中旬达到高潮，一位接一位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来自波尔多的律师加代在1月14日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呼吁全体民众宣誓：“面对遍布欧洲的敌人，法国人民将誓死捍卫宪法。”在场的所有议员都被其狂热的言辞和信念所感染。甚至在某一个瞬间，派系仇恨被搁置，所有人都高举双臂、反复地大声呼喊：“是的，我们将誓死捍卫宪法！”

目睹了这一情形的科尔森认为这比两年半前的网球场宣誓更激动人心。四天后，另一位波尔多律师皮埃尔·韦尼奥在演讲中历数奥地利的罪状，并呼吁向奥地利开战：“武装！为了捍卫祖国的荣誉，为了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需要武装！”甚至曾经支持永久和平理论的哲学家、记者孔多塞此时也以为全人类带来自由之名为战争辩护。与法国全境宣战情绪高涨同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也认为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最初两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的统治者十分乐于看到地处西方的强大对手陷入政治动乱，这让他们能够专注于对土耳其的长期战争。

与此同时，波兰将会进一步分裂的前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109在1791年8月，奥地利、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最终签署了和平协议。瓦雷纳事件之后，逃亡贵族和法国王室进一步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二世施加压力，要求其加快步伐对法国进行干预。这时，法国国内，革命派的观点日益成熟，即主张政治合法性应以人民主权为基础－－这也是法国对外单方面兼并原属于罗马教廷的阿维尼翁城以及罗讷河以东领土的依据。

面对日益壮大的法国革命势力，欧洲各君主国越来越焦躁不安。1791年8月，利奥波德和他的外交部部长考尼茨与宿敌普鲁士和解，两国联合公布了《皮尔尼茨宣言》。此份联合声明承诺欧陆国家将对法国采取干预措施，以“恢复法国国王的完全自由并巩固君主制”。实际上，奥地利促成与普鲁士和解并公布这一联合宣言的初衷在于警告革命者不可动摇君主制根基，并敦促其恢复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利奥波德的妹妹－－的人身自由，因为当时瓦雷纳事件刚发生数周。

然而讽刺的是，奥地利人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威胁已经奏效，他们将法国革命者于1791年9月还政于路易十六看作是这份宣言的功劳。基于这种错误的认知，他们未来还将用类似的恐吓手段试图“驯服”革命领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种胁迫和恐吓的手段实际上正中法国主战派的下怀。到冬天时，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持续僵持无时无刻不让革命代表们的国家荣誉感受到冒犯，群体性爱国主义情绪也因此变得尤为高涨。

另外，这个例子也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该时期参政的大多数法国革命者似乎难以理解微妙的传统外交辞令中隐晦的真实意图。皮埃尔·拉梅尔在该时期将奥地利的做法评价为“阴险狡诈的外交手段”，并称奥地利“刻意用模糊的语句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意图”。随着法国国王和大多数斐扬派领袖主张开战－－他们都认为参战将对己方阵营有利，法国通往战争的道路几乎已是畅通无阻了。除了巴纳夫从始至终都坚持反对外，拉梅特、杜波尔和拉法耶特都赞成开战，右派的大部分议员代表也陆续支持这一主张。

当国王宣布军队将由拉法耶特和罗尚博这两位在北美战场上取得赫赫战功的将军指挥时，议会大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鲁巴描述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不畏惧任何敌人。你无法想象这个由议会和国王共同做出的决定到底给巴黎人民带来了多么强大的信心！”然而，尽管最终几乎所有参政者和团体都陆续对参战主张表示支持，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一些亲密盟友仍然持反对立场。在他看来，内部阴谋的威胁远远大于任何外部威胁，他宣称：“邪恶的源头不在科布伦茨（逃亡贵族的主要聚居地），而在我们中间。”

吉伦特派以及其盟友却对此不以为意，他们嘲笑罗伯斯庇尔的观点，并回击以战争势在必行的一系列理由。在他们看来，战争能够解决国家当前的所有问题，消除所有的恐惧和不确定感；战争将会给逃亡贵族致命一击，使其不再威胁到革命；战争也会给列强，特别是给奥地利一个教训，让他们从此不再抱有干涉法国内政的幻想；战争将在全世界面前展现革命的法国捍卫荣誉的决心；战争还会给世界各地受奴役人民带来期盼已久的自由；

战争更将给法国无止境的混乱画上句号，并将全体法国民众团结在祖国的土地上，激励他们遵守法律、依法纳税、接受指券作为新货币；同时，战争也会暴露所有在暗中威胁国家的阴谋者和在革命派内部鼓吹猜忌的煽动者。韦尼奥说：“这种不确定性、谣言和不祥的预兆，在我看来，要比实际的战争状态可怕和有害得多。

1791年底，雅各宾派中曾经对战争持怀疑态度的库东彻底改变了主意：“现在，战争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为了我们的荣誉，为了我们的辉煌，我们必须开战。”亲斐扬派的拉比松·拉莫特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只有当我们在欧洲各国中重建优势，我们才能在国内消除动荡、恢复和平。”1792年1月25日，议会投票通过了对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限利奥波德二世在三周内放弃所有针对法国及其宪法的要求，否则，法国将对奥地利宣战。

此后漫长的谈判过程持续了两个月一－代表们对此十分懊恼，他们深信这是部长们为阻挠革命者所热切期待的战争的到来而使用的伎俩。然而，吉伦特派在3月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包括罗兰、克拉维埃、西尔万和吕穆矣在内的多名吉伦特派中坚人物被升调至各个国家部，使得吉伦特派的话语权陡然提高。3月，利奥波德二世逝世，其子弗朗茨继位，新皇帝与他的父亲相比要鲁莽得多。奥地利的形势使法国对其宣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1792年4月20日，路易十六亲自来到171国民议会会场，提请议会就向奥地利宣战这一提案进行表决。最终结果显示：仅有七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在战争开始之初，参战各方都认为这将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事，且己方必将取胜。在逃亡贵族和德意志军官们看来，法国革命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甚至可以戏谑地称之为花拳绣腿的“律师队伍”，因而德意志军队在不久之后就能够突破法国防线、直捣巴黎。

然而在革命党看来，革命军是一支强大的、不败的人民军队，他们为捍卫法国自由和新宪法而战。甚至一些人以古希腊打败强大的波斯帝国的故事为例，预言自己的胜利。雅克·皮内特在致贝尔热拉克选民的信中写道：“战争毫无疑问会成功。”同样，库东与他来自克莱蒙一费朗的朋友分享了他对胜利的期待，他认为，欧洲列强的“加冕首脑”对法国的攻击只会使其暴政以令人厌恶的面貌暴露在他们各自的人民面前。

至于法国，在拥有充足资金和一支“数量和质量都很强大的军队”的情况下，战争自会以胜利而告终。另外，伊斯纳尔还提到，法国拥有“两千五百万团结一致、意志坚强的国民”，因而除了获胜没有别的可能。事与愿违的是，1792年春天爆发的战争实际上将以不同形式持续近1/4个世纪长，不难看出，此役对于法国和欧洲的影响尤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