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龚延明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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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龚延明
浙江大学古籍所暨浙大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明代登科总录》，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项目。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先于1995年，列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研究委员会项目；2003年，又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3年，经专家对《中国历代登总录》课题前期成果进行中期评估，升格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滚动资助项目。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全书，按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五个部分，分为五卷，总字数将达4200万左右。
以龚延明为首席专家的课题团队，以绳锯木断的不懈精神，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年的艰辛努力，终于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2014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第一份硕果——《宋代登科总录》（14册、1千万字），首先瓜熟悉蒂落，在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欢迎，并获得高度评价，荣获2015年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9年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历史类二等奖。
2019年，第二份硕果——《明代登科总录》完稿，交广西师大出版社。如今，以25册、总字数1961万字的巨著问世。
龚延明主编 龚延明 邱进春编著《明代登科总录》（25册、1961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会2021年6月出版
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学术接力赛。继《明代登科总录》出版，接下去将是《辽金元登科总录》、《 隋唐五代登科总录》、《清代登科总录》的陆续完成与出版……
摆在读者面前、还散发着清香的《明代登科总录》，是1300年中国科举制度史中的一个长时段。中国科举考试取士制度，历经隋唐创立期，宋代成熟、完善期，元代衰落期，到了明代，重振雄风，迈入了健全、鼎盛期，中国科举登上了第二个高峰。
明代于洪武四年（1371）首开进士科科举考试，其后罢辍十三年，至洪武十八年（1385）重开，继而三年一大比，没有中止，共举行了89榜科举考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榜不计在内），每榜进士人数平均在270人上下，共录取进士27591人。[1]为明王朝培养了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
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在继承了宋元三级考试、以经义取进的士基础上，又有不同于宋、元的创新。
其一，科举考试建立在学校考试的基础上，“科举必由学校”，[2]科举与学校紧密联系。建立县、州、府、卫所儒学、盐运司儒学、土官学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3]，童生经学校入学考试合格，选拔为入校学生，方称生员；凡生员经县考、府考与提督学政主持的岁考，进行奖惩，生员俗称秀才，许着青衫，头戴方巾。宋代三年定期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为明代所继承，明代称三年一大比。大比之年以前，明代生员要参加提学官主持的科考，科考为乡试预备考试，也就是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科考成绩列入一、二等的生员，就获取了参加乡试的资格[4]。在府、州、县学之上，中央有国学（太学），入国学者为国子生，国子生又细分为：府、州、县学生员贡入国学者，称监生；举人入国学者，称举监；品官子弟入国学者，称荫监；捐赀入国学者，称例监。国子生，其待遇比郡县学生员要高，凡入国学者，可以入官，也可直接参加乡试或会试。明代进士国子生比例较高。
如《成化二年进士登科录》载：一甲第一名罗伦、二甲第一名季琮、第三甲第一名刘烜，全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举”，明代学校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衔接[5]，是对唐宋科举考无资格试，许士子“投牒自应”的一大革新。[6]
其二，钦定朱熹注《四书》、《五经》为学校教材，形成了科考必由学校始，学校必从读经始的科举培养儒学人才的路径。
其三，考试形式的创新，以八股文命题取士，这是科举考试文体的创新，此种文体，以“载道”为基本追求，有起、承、转、合规定程式的约束，用代圣人立言的口气议论时政，有助于薰陶与树立举子儒家学说的治国理念和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规范，适应当朝统治者巩固王朝的需要；同时便于阅卷官有统一的评判试策优劣高下的标准。[7]
比已经出版的《宋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有一大亮点，即大量利用了原始的明代登科录、会试录。纵观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明以前，唐代没有留下一榜《登科录》，宋代藉朱熹、文天祥名人效应，得以留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种，元代16榜只留下《元统元年进士录》一榜，而明代所保存至今的明代《登科录》数量为最多，据统计，海内外现存于宁波天一阁、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馆藏明代《登科录》，总数为58种，而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海内外其余馆藏为天一阁所无之明代《登科录》总数才17种，比天一阁所藏一半还不到。明代科举名录，除《登科录》外，还有《会试录》，光天一 阁就庋藏有38种。这是十分可观的珍贵科举文献遗产。本课题团队，尽最大努力利用了明代第一手科举文献资料。如现存的、分散在海内外明代《登科录》、《会试录》，课题组力尽所能予以搜集，还征集到山东民间保存的《万历五年登科录》。[8]以上明代科举名录，成为进士传记信息的最原生态依据，这就保证了《明代登科总录》具有权威性。此外，书稿充分运用了明代正史、野史、实录、文集、总集、笔记、碑刻、方志中的进士传记资料。这是空前的明代进士数据的大普查，此项成果的出版，为明代科举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课题有严格的统一体例，即凡从现存文献中能辑录到的明代登科进士，按朝代、榜次顺序，列其姓名，姓名下撰一小传。小传包括登科人字、号，籍贯，登科年，初授官，所历官（举例）及终任官（或最高官），谥号。小传之下，基本上做到有三条以上的书证。书证引用的论著，写明哪一朝作者、书名、卷次及与小传有关的原著引文。例如：
【马鸣銮】 字君御，号凤麓。四川成都府内江县人。明万历二年进士第二甲第三十二名，赐进士出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历官分守上湖南道，陕西按察使，右布政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副都御史。终官宣大总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赠兵部尚书。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万历二年进士登科录》：“第二甲七十名赐进士出身：马鸣銮，贯四川成都府内江县。民籍。县学生。治《书经》。字君御。行一。年二十七，正月十五日生。曾祖恺。祖升阶，知县。父鲁卿，进士。母刘氏，继母高氏。重庆下。弟鸣录、鸣蓥、鸣衡、鸣金、鸣毂、鸣鉴、鸣鎏。娶谭氏。四川乡试第十二名，会试第一百五十四名。”
《光绪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明万历二年进士题名碑录甲戌科》：“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七十名：马鸣銮，四川成都府内江县。民籍。”
明谈迁《国榷》卷八一，页５０２４，万历三十八年八月丙申：“总督宣大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马鸣銮卒。鸣銮字□□，内江人。万历甲戌进士，授工部主事，历今官……年六十三。赠兵部尚书。”
明张朝瑞辑《皇明贡举考》卷八第四十七页：“（甲戌万历二年会试）第二甲七十名赐进士出身：马鸣銮，四川内江县。”
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资善大夫总督宣大山西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赠尚书马公墓志铭》：“内江县西南十里回龙山之原，曰故尚书马公之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督宣大军，卒于位……赠公兵部尚书……公讳鸣銮，字君御，别号凤麓……避兵徙内江，遂为内江人……生子鲁卿，为云南佥事，公之父也……公弱冠第万历甲戌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移陕西迁按察使……进右布政使……寻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再起复巡抚宣府……进副都御史，以至今官……没之日为万历庚戌八月三十四日申时，距生嘉靖戊申正月十五日，得年六十三。”
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十六《赠资善大夫马公墓志铭代叶阁师》：“内江县西南十里回龙山之原，曰故尚书马公之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军务，卒于位……公讳鸣鸾，字君御，号凤麓……遂为内江人……公弱冠第万历甲戌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进右布政使……寻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郧阳六郡军务。再起，复巡抚宣府……寻迁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卒赠兵部尚书云……公生于嘉靖戊申某月日，卒于万历庚戌某月日，年六十有三。”
清盛子邺辑《类姓登科考》（湖北图书馆藏清钞本）（卷三·）二十一马（子226－635上）：“马慥，陕西同州人，自强子，万历甲戌二甲。马鸣銮，四川内江县人，三甲，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又赠尚书，鲁卿子。”
《雍正四川通志》卷九上《人物·直隶资州·明》：“马鸣銮，字君御，内江人……登万历甲戌进士。历右都御史、兵部侍郎，总督宣大，卒于官。”
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创新，使明代科举具有承前启后的样板性，明代的科举制度为清代全盘继承。然而，“20世纪的科举研究，总体上看，‘两头’即隋唐与清代科举研究多，中间研究少。其实明代科举的研究更有意义：一则明代是中国科举的成熟期，有典型性与样板性。二则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惟独明代留下大批的原始科举名录。这也就是说，选择明代科举为考察中心，既有学术视野上的典范性，又能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从面推进科举制度的研究。”[9]然明代虽留下了大批登科录，仍是不完整的，尚缺31榜；此外，原始登科录主要提供进士的家状与登科年、名次，其仕宦履历需籍其他文献资料搜集。这就需要一部体例完整的、包括进士仕宦信息的《明代登科总录》，才能使明代科举研究建立在全面、扎实的基础上。此项成果，从统筹、蒐集文献、检录每榜进士、输录、建立数据库、纸质书稿的四次校对，至推出这部《明代登科总录》，前后历经二二十多年的努力。最后一校，由江西师大邱进春副教授与出版社编审对接，最为繁杂、细密，花了近三年时间!由此也可见此项工程之艰辛！
《明代登科总录》的完成与问世，为全面、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奠定了最基本的，也是最坚实的基础，堪谓“明代科举研究的基石”。其所提供的明代89榜、27591名进士，1961万字的传记信息大数据，将有助于推进明代科举史的深入研究，该书还为明代政治史、教育史、文化史、人才学与区域经济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诸如利用明代进士的大数据，对明代精英分类、分等及上下流动的变化、区域分布特点等，提供了便捷的数据统计，为重新审视明代进士群体精英对明代政治、教育、文化的介入与影响力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基础。其学术价值可望日益彰显。
注 释
[1] 龚延明 邱进春《明代登科总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2]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出版，第1675页。
[3]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总论》，中华书局，2006 年，第9 页。
[4]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出版，第1676-1677、1687 页。
[5]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选举之法》，第1675页。
[6] 《全唐文》卷三三一，杨绾《条奏贡举疏》称“投牒自应”，第3357页上栏。《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引礼部坐郎 杨绾上疏，称“投牒自举”
[7] 参龚延明 高明扬《清代科举八股文衡文标准》，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四期，第180页；
龚篤清《明代科举图鉴》第八章《八股文的功过是非评说》，长沙：岳辳书社，2007年 ,第736页。
[8] 《万历五年登科录》，由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陈长文教授提供，谨致谢意。
[9] 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之《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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