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煜寒|文

在《前行者》的第2集中，走投无路的比埃尔向马天目展示了这个“春秋莲鹤方壶”。

希望马天目能将这个“春秋莲鹤方壶”出售，以解救自己因股票投资失败，而出现的经济危机。

虽然剧中借由马天目之口，为观众大致说明了这个“壶”的来历。

但其实还是有许多不太详实，或与它真实“身份”有所不符的地方。

首先，这个“春秋莲鹤方壶”现在的正式全名叫做“莲鹤方壶”。

在它刚出土时的名字，则被叫作“新郑彝器”。

现在“莲鹤方壶”这个名字，是以文物的器形等外在样子定名的。

而在民国时期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或定名方法，大多都会以文物的历史与用途来定名。

所以，在《前行者》中比埃尔所持有的这个“春秋莲鹤方壶”，在马天目的口中应该被叫作“新郑彝器”才对。

之所以它会被称作“新郑彝器”，当然与它是在河南“郑公大墓”出土有关。

专家们认为这件“新郑彝器”应该是春秋时期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很有可能是郑国的国君子婴。

所以“新郑”二字的命名应该是对于地名与历史的总结。

而“彝器”二字的由来则是源自这对“春秋莲鹤方壶”用途的猜测。

所谓“彝”在汉字中的意思，多是古代宗庙常用礼器的总称。

特别是用来特指盛酒的“尊”，所以才有了“彝器”之称。

另外，在《前行者》“比埃尔洋行”的老板比埃尔手中只有一个“春秋莲鹤方壶”。

其实所谓的“春秋莲鹤方壶”出土时是有一对的，而非只有单独一个。

原因嘛应该是很好解释的，作为祭祀用的礼器，你见过只有一个烛台的供桌吗？

今天的这一对“莲鹤方壶”分别藏于“河南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然，对于比埃尔这种行外人，或许因为价格或其他原因只买了一个，也是能说得过去的。

不过在《前行者》中，对于“春秋莲鹤方壶”的尺寸大小描写，有些过于失实了。

对于古代祭祀使用的青铜器来说，尺寸大多都不会太小，这个“春秋莲鹤方壶”也不例外。

它的真实大小为：通高117厘米，口纵25厘米，口横31厘米。

这样的尺寸，相对于《前行者》中那个大概只有2个电话座机的高度来说，显得过于“迷你”了。

虽然在尺寸上有些“缩水”，但还是要对《前行者》的服化道工作人员表示肯定。

因为单从外形与细节上来说，《前行者》的这件国宝青铜器还是很到位的。

不仅在细节上处理得非常好，而且从色泽与外观上都像是一件文物。

只有这种对于细节的把握，才能让观众融入剧情之中。

说起这一对“莲鹤方壶”出土之后的历史，可算得上是坎坷无比。

他们于1923年在河南新郑市李家楼出土面世。

被当时的“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陆军第十四师师长收缴追回后，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收藏。

1937年7月7日为逃离战火，“莲鹤方壶”经由开封南下运抵武汉，暂存于当时的“法租界中”。

1938年11月25日，“莲鹤方壶”经由汉中运抵重庆，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

1949年冬天，“莲鹤方壶”万幸被留在了重庆，并在1950年回到了“河南博物馆”，成为了其镇馆之宝。

2002年1月18日，这样一件国之重器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列入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直到今天。

《前行者》中为观众展示的这件“春秋莲鹤方壶”，仙鹤、双龙耳与器身主体采用的是分铸法。

这种青铜铸造技术，反映了当时在青铜器上动物造型肖像化的一种潮流。

“春秋莲鹤方壶”还曾经被有着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头衔的郭沫若先生誉为“春秋时代之精神象征”。

这也无怪乎当陈烈同志牺牲之后，马天目回忆起与陈烈、吴崇信讨论逃离上海的计划时。

在吴崇信对马天目这个“一石三鸟”计划提出质疑时，陈烈有过这样一段言辞：

“那件青铜器，是我们应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绝不能轻易流失到海外。”

“我们不能只为了安全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人民、文化，在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轻易放弃。”

是的，虽然陈烈同志因为叛徒裴如海的叛变而牺牲了。

但他却让“零号文件”成功逃离了上海，去到一个可以让她安全成长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他的牺牲，让这件国之重器重新回到了政府的手中，不会因为走私或贩卖而流失海外。

正如吴崇信所说：

“在残酷斗争的时代，陈烈同志的生命远比一个孩子要重要。”

“但陈烈同志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而牺牲，他是为了理想和主义而牺牲的。”

“在理想和主义面前，一切都是同等重要的！”

也正是有了许多像陈烈这样为了革命事业，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才有了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

让我们向这些“革命前行者”们，致以最崇敬的敬意！

（看完记得关注“花煜寒”哦！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