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自媒体平台的自我标签不忘“病理”，那是用心付出的十年。
原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最显著的标签是“博客厅长”。他退休后除了坚持自媒体写作，更成为一位热衷健身的短视频达人。或许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做过十年病理医生。1981-1991年，他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潜心钻研病理诊断和技术研发，并且凭借新技术支撑的准确诊断，为医院创下一份病理报告近百元的收费记录，远远超出当时普通报告4元/份的水平。
廖新波的微信视频简介是“一位来自病理专业的退休公务员”，并在新浪微博的个人简介中，自言“善用人体生理与病理探讨人生和社会问题”。在2021年第四届中国医师节前夕，他接受“医学界”的专访，回忆起那段用心付出的往昔岁月，并寄语广大病理同仁不忘初心，为医院提升专业水平做出自己的努力。
值此“医学界病理频道”微信公众号上线之际，我们重新编发这篇访谈，与大家共勉。
医学界：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从事病理？
廖新波：我1977年考入广州医学院 （现广州医科大学） 医疗系学习，属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科班医学生。我们毕业时非常抢手，其中学习好的、家在广州市的、或是有点关系的同学都留在广州进了省属、市属大医院和热门专业。我是最后一批被分配到省人民医院的，当时病理科很缺人，我就被调配过去了。
我在读大学前常在家里做木工，刀、凿、锯子等工具用得很顺手，自认为我的最佳选择是外科。不过病理科常常要做解剖、取材等，坊间别称“死人外科”；而且我读书时病理成绩很好，说明我在这方面有一定天分。况且那时候也别无选择，如果自己去找其它医院，是没有用人指标的。
那时候广东省最好的医院是中山一院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不过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理科很强，和中山一院病理科的水平相当，科主任是全国知名病理学家区德尧。他认为我基本功很扎实，对我重点培养，还把我列为储备干部梯队——有名师，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我就这样成了一名病理人，一干就是10年。
总之，时代不同，人的理想和服从度也都不一样，当年的我虽然谈不上“二话不说”选择了病理，但也的确没有考虑很多。
医学界：您从事病理工作时，一定有不少难忘的往事？
廖新波：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科学的春天”，我们这一批毕业生普遍有一种“科学报国”的情怀。病理诊断以形态结构的变化为依据，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唯物主义精神和这种理念很契合，那十年我没有虚度，是用心完成的。
在区主任的支持下，科室创新的空间很大，我们那时候就开展了免疫病理学，还租用了生物所的电子显微镜来研究微结构。病理学科有不少经典可以学习，但更多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尤其是一些方法、工具、乃至病理设备的研发，因此那时候我就学到了创新的思维。虽然病理技术不是由我们来做，但是我们的创新工作也有所涉及，包括快速切片、快速染色、甚至整个技术流程，还有标本盒的研发，仿造国外企业的包埋盒，等等。
在标本取材方面，区主任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也非常认真。例如：一个乳房切除标本，如何取材都严格规定，每个象限淋巴结要取到多少数量也有规定。在诊断技术应用和改良方面，我们率先应用先进的免疫荧光技术、免疫组化染色技术，不仅提高了诊断水平，还为医院增收不少——那时出具一份普通的病理诊断报告收费4元，我们借助免疫标记物进行诊断，每种抗体收费30元，一般用三种，体现了新技术的应用价值。
创新需要工匠精神，这在病理学科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你如果没有踏踏实实地钻研过，看到了病变也认识不了它，读书是病理专家必备的一门功夫。导师鼓励我们读原版书，还特别叮嘱我：新波，你一定要学会看英文原版书。我的英文基础不算很好，就一边参加英语班的学习，一边追踪国际前沿的学术资讯，Lancet、Nature等期刊也是我经常翻看的。我是图书馆的常客，也赢得了导师的喜爱和精心指导。
医学界：您后来为什么离开了病理这个行当？从事病理那十年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廖新波：病理诊断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临床亚专科，做病理医生需要不断地学习，我在1991-1993去美国进修，攻读硕士学位。学业完成去留未决之际，候任院长林曙光力邀我回来当他的助理。他学药理出身，曾经与我非常交好，面对他诚恳的邀请，我就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其实较之于专业技术工作，我不是很喜欢行政工作，不太想当院长助理。医院就让我去办公室，给了我3个月的适应期。没有想到的是，我奉行的“信为贵、和为贵”的信条、还有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认可，几个月后我就被任命为院长助理。我心想，不行的话我就回病理科干老本行。后来省卫生厅到医院来选拔人才，大家认为我爱学习、善管理，就推选了我。就这样，我离开了病理行业。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为病寻理就是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搞病理那十年就养成了我刨根问底的学术追求，锤炼了我专心致志的钻研精神，病理科看问题很中肯，锻炼了我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也会用病理学者的思维来指导我对事物的认识。举例来说，团队文化、学科建设等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和一个组织的“基因”有很大关系。又比如说，医院的快速扩张被人比喻为“肿瘤式的扩张”，有点像细胞的快速增殖、甚至是野蛮增殖。客观地说，快速增殖有恶性的也有良性的，如果过度了就有可能带来危险，这个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怎么去控制？就是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对待，做病理医生为的是精准诊断，制订政策为的是公共利益。
医学界：2005年《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曾题词：“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然而，2009年春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只字未提病理。直到2020年3月初，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奋战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指导临床实践“。您怎么看待在这方面的历史欠账？
廖新波：医改方案没有提及病理，可以有两方面理解：一个可能是病理被认为不那么重要，默认它是包括在检验的范畴里面的；另外这毕竟是一份宏观的综合性的文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谈得太细化，就按照临床、非临床、护理，行政等几个大的系统做了部署，我记得药剂科和药师等也没有提到。时至今日，我们无须再对此作过度解读，而是要考虑怎么能尽快让病理诊断水平得到提高。
病理是连接临床与非临床的桥梁，它很难为医院创造直接可见的价值，但是对于提高医院的专业水平不可或缺，如果一家医院的病理不强，就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医院。现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有所提升，其中也有病理的作用。否则，即使请来了大专家，如果没有术中快速冰冻诊断，有的手术还敢做吗？做了能彻底吗？现在内科有时也要取淋巴结，或者取血液样本来检查，病理不搞上去是绝对不行的。
医改采用医联体的模式也绕不开这个问题，医联体成功的要诀就是要像麦当劳连锁店那样，每一个组成机构都得到同质化的发展，基层没有病理医生，可以派人下去，或者采用远程病理的形式，让优质病理诊断支撑医疗水平的提升。
医学界：目前病理的发展相对滞后，人手也不够——国内病理医生的缺口在10万左右。您认为当务之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廖新波：应该提升病理医生的劳动价值。我做病理医生时，我们科出一份报告收费4元人民币，而且不管是我还是我的老师来阅片，都是一个价。后来我出国学习时了解到，美国病理医生签发一例报告收费在300-400美元。如果病理医生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同样有可能引发过度医疗，加做不必要的项目等等——比如免疫组化的项目就非常繁多。如果给到他们中高等的收入，就能够稳住队伍，稳住医疗质量的根基。
病理科留不住人还有个客观原因是环境不友好，福尔马林等味道很重。我当年在副院长任上，就曾倡导病理科建设“无味科室”，改善通风条件，优化科室工作环境。
在人才培养方面，现在的条件好了很多。以前病理人不受待见，想学习往往没有那个氛围，资料也很匮乏；现在互联网上有海量资源，在线教育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追求就一定能获得提升。
医学界：您如何看待病理学在医疗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的中国医师节就要来临，请您给广大医疗同仁、尤其是我们的病理医生说几句寄语吧？
廖新波：医疗大健康产业是一个前景广阔的中长线产业，病理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有了技术进步的加持，智慧病理也出现了，解决了读片的问题，以前我们读片要求看10个视野，现在有了数字扫描技术，取材取到多少就能看到多少，基本避免了漏诊的问题。再加上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快速统计什么是炎症细胞，什么是变异细胞，什么是癌细胞，癌细胞又到了几级，核分裂像是多少，有经验的医生就可以比较快地作出比较准确的诊断。可以说，智慧病理将使得病理科有更大的发展，送检率更高，诊断更加精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能够再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并且喜欢病理。
专家简介
廖新波
医界、政界资深网红，昵称医生哥、波子哥。1977年参加高考，1982年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病理科工作，获副主任医师职称。后转而从事医院管理工作11年，历任办公室主任和分管行政、信息的副院长。2004年起任广东省卫健委副厅长、巡视员，2016年退休。廖新波一直活跃在医改、医院管理和互联网医疗领域，不断呼吁和推动医生价值的实现。
来源：廖新波
作者：Joyce
责编：田栋梁
校对：臧恒佳
制版：舒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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