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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张宏杰（1972年出生，辽宁省人），在2019年出版的《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纪录》（重庆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收录他的“历史散文”（人物、事件）10篇。其中，《无处收留：吴三桂》一文，多处涉及了他对洪承畴的评论。英都乡讯编者，特将这些有关评论洪承畴的段落摘出，分享给各位网友。张宏杰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一向是“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莫言）。

张宏杰评说洪承畴

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被猜忌怀疑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按正规途径升入社会上层。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教条化的儒教灌输模式并没有毁坏他的思维能力。他通达权变冷静务实，办事能力极强。崇祯初年（1628年），陕西农民军震动天下，官军望风而逃，洪承畴受命前往镇压，六破李自成军，俘获起义军首领高迎祥，给农民军以毁灭性打击。陕西战事初平，关东形势吃紧，崇祯皇帝又征洪承畴总督辽东军事。洪承畴总结前几任辽东军事长官屡战屡败的教训，制定了稳扎稳打的战略，针对满洲人羽翼已成、实力颇丰的现实，决定采取屯田久驻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把满洲人赶回老家。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唯一现实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个胜机。可惜洪承畴这个战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对，性格急躁的崇祯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员们一致主张速战速决，他们认为天朝大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异族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指责洪承畴怯懦畏缩、糜饷劳师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递到皇帝面前，皇帝则派出一个又一个太监到前线监军，谕旨里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怀疑和杀机。被逼无奈的洪承畴仓促出战，结果是全军覆没。

洪承畴不是败给了满洲人，他败给的，是自己的同胞。

洪承畴刚刚被俘的时候，也曾经一门心思要尽节殉国，在满人的监狱里蓬头赤脚，日夜大骂，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极一点也不生气，供给洪承畴精衣美食，细心照顾，不断派人去劝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亲自到监狱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单薄，便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并且问道：“先生得无寒乎？”洪承畴瞠视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洪承畴不是腐儒，满清和朱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朱明而代之，而使他最后下了投降决心的，还是这个满洲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

洪承畴是在朝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在吴三桂眼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槛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国家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了。

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外表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关陕以西的那些气势汹汹、无人能挡的农民军打得气焰顿消，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吴三桂觉得书上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

吴三桂还清楚地记得洪承畴初次出关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接风宴上，洪承畴纵谈关外的守战之势，分析明决，切中要害。就是那一次，洪承畴提出了在关外打持久战的构想，这个想法得到了关外将领的一致拥护。大家都觉得这个大帅和以往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员明显不同。饮酒微酣，洪承畴谈起关内的形势和皇上的宵旰图治，忧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说着说着，竟至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吴三桂从洪承畴身上首次体验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格力量。他觉得这个人的层次和他们武人不可同日而语，武人的忠义只是血气之勇，而洪大帅则是出自胸中的圣道天理。

松锦陷落之后，人们都做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他殉国的消息传来。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这位道德文章的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在吴三桂发动叛乱之前七年，洪承畴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权力。也许正是这点，使他能够终于正寝。清政府在悼词中慷慨地送给他许多美好的词汇。说他“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文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

然而，到了清朝中叶，天下已经平定，朝廷开始大力宣扬“臣节”。这位“勒勋鼎彝”的勋臣终于被政府列入《贰臣传》，昔日的赞词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他背叛君亲的严厉指责和锋利嘲讽。他终于以嗜利偷生不顾君臣大义的罪名被钉在了道德审判台上。

1772年，清朝最有福气的大皇帝，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在出关祭祖的途中路过宁远城。乾隆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宁远城中这两座漂亮的石牌坊，这位爱作诗的皇帝又写了一首“御制诗”：

燧谨寒更烽候朝，鸠工何暇尚逍遥。

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