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30日报道（文/陈占杰 叶心可 周啸天）
在90后中国女孩王青青看来，每天辛苦地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总部工作似乎是种享受。她的数千名同事来自1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语言、宗教背景还是习惯都非常多元，每天我都会从同事和朋友身上学习到很多知识，就像足不出户可以到处旅行一样”。
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两年后，新中国于1973年恢复为粮农组织成员国，自此双方一直保持密切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这个以创建“零饥饿”世界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为它注入中国精神，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粮农组织拥有超过194个成员国，并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员工过万。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大，中国员工数量不断增加，但和中国对粮农组织的财政贡献相比，中国员工的比例仍然偏低。
和王青青类似，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的渔业官员王威巍也从学校直接加入了粮农组织。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员工在加入粮农组织前已在中国历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和管理经验。
参考消息网10月30日报道（文/陈占杰 叶心可 周啸天）
在90后中国女孩王青青看来，每天辛苦地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总部工作似乎是种享受。她的数千名同事来自1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语言、宗教背景还是习惯都非常多元，每天我都会从同事和朋友身上学习到很多知识，就像足不出户可以到处旅行一样”。
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两年后，新中国于1973年恢复为粮农组织成员国，自此双方一直保持密切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这个以创建“零饥饿”世界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为它注入中国精神，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粮农组织拥有超过194个成员国，并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员工过万。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大，中国员工数量不断增加，但和中国对粮农组织的财政贡献相比，中国员工的比例仍然偏低。
和王青青类似，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的渔业官员王威巍也从学校直接加入了粮农组织。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员工在加入粮农组织前已在中国历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和管理经验。
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司长夏敬源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意大利罗马）代表、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粮农组织太平洋岛屿次区域办事处（萨摩亚）主任姚向君曾任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粮农组织驻马拉维代表处国家代表陈志军、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助理代表韩焰，在加入粮农组织前也都有丰富的中国工作经历。
当然，目前粮农组织最著名的中国面孔是屈冬玉。
这位出生于中国湖南农民家庭的农业与环境科学博士2019年8月1日就任总干事，成为粮农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就任总干事前，屈冬玉是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出现在粮农组织，为这个多元化的国际机构带来了中国元素、中国精神。
中国员工的专业背景和经历可以成为优势，比如中国一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有价值。夏敬源说，由于发达国家早就经历了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因此粮农组织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员工很难找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这方面中国员工有着很大优势。
王青青说，中国人比较讲究效率以及和谐，她在粮农组织经常被上司夸奖勤勉，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一般并不抗拒偶尔加班或者周末上班。她还会找春节等机会让外国同事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尽力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代表。
中国总干事带来变化
说到中国面孔，中国对粮农组织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支持是提供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总干事，中国员工们对此深有体会。
屈冬玉2019年8月上任以来，领导粮农组织开展转型变革，建立了灵活的模块化结构，优化了跨部门合作，首次成立了由三名副总干事、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科学家和办公厅主任组成的核心领导团队，开启了集体领导的新时代，打造了一个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更加专业的新机构。此外，粮农组织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了员工青年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
屈冬玉领导粮农组织挖掘粮食及农业数字技术的潜力，引领全球实现向更高效、更包容、更具韧性且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支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他还提出了“手拉手”行动计划和“数字千村”计划。
新冠疫情以来，粮农组织迅速向新工作模式转型，实现了数字化飞跃，并在联合国系统内率先实现了网上会议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同声传译。
屈冬玉的座右铭是“生活可以简单，工作不能简单”；在面临挑战时，他始终秉持“通过问题找出路”的原则。曾在粮农组织工作半个多世纪的粮农组织理事会独立主席穆开礼（哈立德·梅赫布）曾与六位总干事合作共事，他称屈冬玉是“我所见的精力最为充沛、思路最为敏捷的粮农组织领导人”。
关系从单向变成双向
中国重返粮农组织40多年来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在粮农组织工作的中国员工能深刻感受到这种发展给两者关系带来的巨大变化。
韩焰最大的感受是，这40多年里中国和粮农组织关系从单向变成了双向，“我们既接受粮农技术方面的持续援助，同时也把我们中国成功的经验和好的故事向其他国家传递”。
陈志军说，中国是南南合作的创始国之一，也是目前对国际组织与南南三方合作模式中最大的贡献者，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经验，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价值链的发展。
姚向君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近50年来中国和粮农组织关系的变化。
她解释说，中国刚加入时对粮农组织制定的很多标准，我们只能是拿来学习，然后参照执行，很难参与到标准制定中，话语权很少。以后逐渐能够应对，慢慢能把国内的一些关注反应到标准制定中。
目前，中国已经在粮农的一些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国，起到了引导作用，有了较强的话语权，今后会朝主导和领导的方向发展。
夏敬源则认为，中国和粮农组织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恢复粮农组织席位到1996年，这段时间，粮农组织支持中国很多，在技术、知识、产品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无私的帮助。从1996年开始，中国在会费、项目、人力资源等方面支持粮农组织，先后向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出资1.3亿美元，成为南南合作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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