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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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

作者：郭成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9月

1644年5月，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由此建立的清朝政府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八旗制度等旧有特色，但也学习了前明官制。

投降、投靠清廷的前明儒臣，曾一度试图扶持恢复明朝的内阁制，但此举被多尔衮叫停。顺治帝亲政后，为了摆脱八旗军事贵族对于皇权的束缚，曾一度有限地抬高了内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顺治帝去世后，诸王贝勒联合太皇太后孝庄，杜撰了顺治帝口吻的遗诏，否定这位皇帝在世期间的改革。

康熙帝在其61年在位的多数时间里，一直通过勤勉政事来掌控权力。前明的内阁制没有被恢复，康熙帝确实赋予了自己的内阁以票拟章疏、参与机务的职责，但决定权从来不交给臣子。康熙的内阁更像是个协调机构。嘉靖、万历等明朝皇帝荒废政事的教训历历在目，康熙帝还清楚地意识到政事决定权无论流于外廷，还是被内廷太监掌握，都意味着君权的虚置。

顺治帝和康熙帝最为敬仰的历朝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也预示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专制倾向的增强。康熙帝通过一系列的权力运作，成功削弱了八旗贵族对于皇权的威胁，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成康所著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八旗贵族的政治素质不高，常常导致军国大事机密泄露。而八旗子弟的军事素质也渐渐下降。由满汉儒臣组成的内阁也不能保密，且康熙年间已经出现了索额图和明珠借主导内阁政治揽权贪腐的现象。这种情况下，清朝皇帝就下决心致力于构建起一套真正能够满足皇权运作，秘密而高效运转的权力架构。

《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书中指出，清代君王从明朝中后期皇权陷入科道势力的牵制的教训出发，竭力摆脱监察束缚。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目的在于牵制文臣组成的内阁，但这些监察官员事实上构成了对皇权的牵制，屡屡对皇帝主导的政事、人事、军事安排发难。明朝后期的政治瘫痪，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所以，康熙帝相当厌恶科道势力，从其本质上而言，他更希望摆脱传统意义上由儒林主导的政治舆论的牵制。

经由康熙一朝发端，由雍正帝确立的新政治权力框架，由奏折制度和军机处组成。奏折由非机密性奏折，与密折组成。皇帝相当依赖于各路官员递交的密折，这就等于点对点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经由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等权力部门。官员之间无法获悉对方向皇帝报告了什么内容，这种情况下臣子之间的勾连所造成的对皇权的威胁降低。书中说，大臣之间“以密折互相纠察，人人难免孤立自危之感”，这正是皇帝愿意看到的。而且，密折会一定程度上密切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私人关系。非机密性奏折的政治影响同样显著，大臣直接上书皇帝，后者可能会将必要的内容转发内阁，直接指令实施方向，由此，内阁以及六部各司实际上再也无法垄断地方与权力中枢之间的信息传递。

《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书中考察了雍正元年和七年各类大臣、官员进折的数量。从数字就可以看出，雍正帝继承并发挥了其父的政治路线，继续冷落科道言官（雍正七年科道言官上折数量，相比六年前大幅下降），而地方官僚上折的数量大幅增加。雍正帝频繁地与督抚提镇核心官员，包括岳钟琪、查郎阿、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奏折与批复往来。

皇帝通过密折以及非机密性奏折了解信息，打破各级官员造成的信息垄断；再使用密谕指示官员，方方面面干预到位。这意味着雍正帝对于帝国的控制，已经到了远超明朝的水平。而仅仅由少数官员组建的军机处，不仅同样有利于保密，而且还因为组成人员的小规模，成功地规避了朝野政治舆论对于皇权行使的监督。

《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书中指出，在粉碎君相制后，为彻底清除相权死灰复燃的可能，皇帝还不失时机地对君相制的理论依据进行彻底清算。皇帝批判人君广任贤良、垂拱而治的儒家政治理想，直指这种理想的实质只不过是要将皇帝塑造成牵线木偶；还批判国家政事应“公之于天下”的观念——密折、密谕、军机处，都是秘密政治的要旨，无一符合透明政治、阳光政治的要求。

应该说，从顺治帝（包括其在位期间的摄政王多尔衮），到康熙帝、雍正帝，再到雍正帝，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中国政治权力格局，相比陷入僵局的明朝发生急剧的变化。皇帝打破了传统君相制对于皇帝与臣子之间的权力界限，将各方面的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并尽量削除政治的透明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地方官员的地位，而抑制了清朝内阁和六部的权力，从制度上清除了权臣个人或文臣集团架空皇帝的可能，走出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泥沼。清朝前期和中期，甚至一直到嘉庆皇帝年间，皇帝对于政事亲力亲为，保持着很高的勤勉度，这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是不多见的。

《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书中指出，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是其世守的家法。康熙帝撤藩、乾隆帝平准，都是力排众议而为，而这也让皇帝颇为自负。秘密政治让皇帝对于帝国上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而独断权则让皇帝将个人意图转化实现的空间增大。

但越来越集中的权力、越来越高效的权力行使，以至于前所未有的圣君崇拜，其实也构成了双刃剑：这套权力体系必须有赖于皇帝英明，而且重大决策总是正确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书中谈到了乾隆年间的诸项决策失误，这其中常常被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一点是，清廷不断压抑地方经济活力和财政自主权，造就了越来越疲敝的地方经济。而雍正年间，也曾出现严重的用兵失误。至于清朝权力体系下所滋生的普遍化的官员腐败，那更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