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户籍制度的确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能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只能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和收音机。接受信息途径单一、信息传播不畅、社会生产力低下，加之整个社会的舆论明确反对铺张浪费，因此这个阶段中国农村婚嫁具有稳定的特点，没有出现大操大办的现象，并且保持相当低的离婚率。

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重心转向城市，公共舆论必然以城市为主导。随着公共舆论偏向城市、经济建设，农村、农民逐渐被遗忘。媒体关于西方文化、城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生活的报道，使得整个社会舆论偏向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故土涌入城市，迫切的想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随着村民流动性的增强，不断的接触城市文化、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导致他们抛弃传统价值观、人生观。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希望嫁入城市，享受城市生活，农村青年女性向城市的涌入使农村地区女子奇缺，导致农村男子娶媳妇越来越难。其次，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村民们不出家门便可知晓天下事，媒体关于发达地区奢华婚礼的报道和各种偶像剧的流行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民们的择偶观、婚姻观、人生观。公共舆论在婚嫁、性等问题上的开放，也在逐渐改变农民的认知，进一步导致农村未婚先孕、离婚等情况不断出现。因此，公共舆论的变化和偏向也是导致农村婚嫁仪式变迁的一方面。

建国前，儿女的婚姻大事是父母说了算，青年男女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和国家对妇女的赋权，开始出现新的婚嫁局面。新法律明确反对包办婚姻和高昂的彩礼嫁妆，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使得国家对于基层的管控力度加强，政府引导的公共舆论牢牢地控制着社会，与乡土舆论一道约束着村民们行为。因此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前，赵村的婚嫁仪式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男女双方在婚前和婚后处于平等地位，也没有出现大肆举办婚礼和因为高昂的彩礼而打光棍甚至因婚致贫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社会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媒体对经济发展和那些率先致富的人的大肆报道，公众舆论转而向金钱看齐。各种天价婚礼的报道成为媒体争相追逐报道的对象，新媒体的普及，使得各地的新闻迅速地传播到各个角落，婚礼场景的浪漫、奢华无时无刻不在撩拨着青年男女们的心弦。电视的流行和媒体对城市婚礼的报道，无形中使得公共舆论偏向奢华婚礼和高价彩礼。农村人好面子、爱攀比，尤其在那些率先致富的家庭为子女举办大办婚礼的刺激下，村民们都希望为子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想自家在这场人生最重要的仪式中处于下风，折损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脸面，而且他们认为婚礼人生中只有一次，哪怕为此背负债务也是值得的。这一阶段的公共舆论无形中成了农村地区不断攀升的高价彩礼、奢华婚礼的助推剂，传统习俗约束力不再，乡土舆论偏向公共舆论，两者一道形成今天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择偶困境。

近几年来，每至年关，中西部农村的天价彩礼报道总能吸引国人的目光，农村地区愈演愈烈的高彩礼之风使得农村适龄男青年以及其家庭不得不付出更多。媒体对天价彩礼不断的舆论抨击似乎也无法遏制这样的风气，由于之前媒体对于奢华婚礼的大肆报道已经深入人心，村民们的想法不会很快扭转。因此媒体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婚礼的报道并不能扭转如今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婚嫁局面，古人说的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针对当前农村婚嫁的不正之风，多地政府相继出台农村红白事指导文件，反对婚丧事宜的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但是收效甚微，仍然刹不住高价彩礼之风。由于我国的落户政策即“从夫居”，使得年轻女子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而大城市的高昂房价、生活成本高、落户难、就业难等问题导致青年男子难以落户城市，进一步加剧当前农村地区择偶困境。当今社会舆论对于“吃软饭”、“倒插门”的认可无形中也在影响着乡土舆论，导致赵村村民对男子倒插门娶个有钱人家的姑娘也是见怪不怪，反而会认为人家有本事，也希望自己儿子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公共舆论与乡土舆论一道约束着村民们的行为，维持着乡土世界的平静和稳定;改革开放后公共舆论的唯经济论使得乡土舆论也逐渐转向利益，如今公共舆论开始抨击铺张浪费，乡土舆论却与其分道扬镳。而且，相比于社会舆论的认可，赵村村民更加在意乡土舆论的认可，在农村地区，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弱于乡土舆论，因此公共舆论对农村婚嫁问题的一时干预也是无能无力，需要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