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的中秋，东坡居士面对皓月当空，时值亲人千里之外，心潮起伏，乘酒正酣，挥笔写下了这篇名作。此时，他绝对不会想到当年的好友，《梦溪笔谈》的作者，大科学家沈括，已在三年前作为钦差大臣进行新法考察时，位杭州的一次相遇中，埋下了伏笔，并在三年后一手导致了足以株连苏轼九族的乌台诗案。

当文坛巨子遇上科学巨匠，怎么会结下如此深仇大恨，沈括为什么要陷害苏轼，让我们把时光带回宋朝。

变法，同朝不同向

沈括生于1031年（北宋天圣十年），比苏轼大五岁，却晚苏轼六年中进士。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入昭文馆。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这样，大科学家沈括与大文学家苏轼便有了同事的经历，才俊拱手，惺惺相惜。

按道理说，科学与文学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你搞你的科学研究，我搞我的文学创作，本应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相安无事。可沈括在历史上还有改革家的名号，并热衷政治，政治嗅觉灵敏，检举揭发他人的政治手段也不一般。

熙宁二年，王安石实行新法，作为坚定的变法派，沈括得到王安石的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并担任朝廷派出巡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他在到处考察后，给王安石和皇上的汇报只是报喜不报忧，一派升平。

苏轼与王安石这位改革宰相观点却不一致，和沈括“所看到”的也不一样。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时期，苏轼历数新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敢于直谏，敢讲真话的苏轼，与新政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自然遭到外放的命运，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虽然苏轼被外放，但是在最高统治阶层心中的地位还是不低的。所以沈括被宋神宗派到杭州监督变法事宜的时候，还特地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沈括后来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谕对苏轼“格外关照”。

惊变，大兴文字狱

沈括到杭州见到苏轼后，嘘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走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醇醪中的苏轼，向来性情耿直，“为人全抛一颗心”，没有多想，就把当时许多诗词近作，包括后来被用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均手书一份给沈括。其中就有引发文字狱大案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

沈括拿着苏轼的礼物回到京城后，始终想把苏轼往死里整的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找到沈括，要苏轼的礼物。但这几个人的文字敏感度并不高，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来。本来就凭这几个人的政治素养，加上宋神宗的欣赏，苏轼也就没什么大事。但沈括忽然意识到还有人要搞苏轼，于是自告奋勇琢磨苏轼的那首诗。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真就琢磨出来了。按他的说法：“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这两句诗是在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哪里有这样的臣子？”

沈括这一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一起跳出来，把苏轼的《杭州纪事诗》曲解得神鬼共怒。比如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认定苏轼是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简直一塌糊涂。苏轼说：“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很明显，这是他在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最终，这些人认定，苏轼不仅与政策对着干，而且讥讽皇上，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神宗皇帝在这样的证据面前，没有任何理由袒护苏轼，于是，苏轼被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这样，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一百多首诗词的文字狱大案拉开帷幕。宋朝的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于是，这起案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这样的压力面前，苏轼以为自己真完蛋了，就在狱中写了两首绝命诗，绝命诗写得很好。

绝笔，峰回路转

文采好的确在哪里都受欢迎，前有“建安七子”之一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骂尽曹操祖宗三代，降曹后竟被重用；后有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骂武则天狗血淋头，竟让武则天感慨人才流落。终于，机缘也来到了苏轼身上，按照规矩，死刑犯的“遗嘱”要先给皇帝看，然后才能交给死刑犯的家人。

一日，负责送饭的朋友误送一条暗示坏消息的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苏轼赴黄州上任时，为他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可就在这很少的人中，居然有沈括。沈括就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对苏轼嘘寒问暖，并祝他一路顺风。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沈括受到牵连被贬为延州知州。抵御西夏守卫边境的时候，又因为永乐城惨败一战而被朝廷责备，贬为均州团练副使，政治生涯宣告结束。后来沈括到镇江养老，恰好苏轼又到了杭州任职，沈括隔一段时间就从镇江跑到杭州去跟苏轼聊天，每次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苏轼想骂，却无从下口。因为沈括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苏轼想要骂他。

人生，百炼成钢

有些人认为沈括之所以要这样诬陷苏轼，是因为“文人相轻”，他嫉妒苏轼的才华，为了争夺文名，所以对苏轼进行迫害。但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对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的根据不足。而且沈括一生最重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面，对于文名之类的应该并不看重。

究其原因应该是沈括在政治舞台上的“顺风倒”的性格，为保全自己，随风转舵，卖友求荣，正所谓“三观”有问题，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也正是由沈括的道德操守不佳所决定的。甚至后来王安石对其定义“小人”，宋神宗对其评价“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所以自北宋以来，沈括受到几个时代的冷遇，死后无人给他建碑，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单独列传。

因为“乌台诗案”，沈括为自己涂上了一笔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因为《梦溪笔谈》的问世，奠定了沈括杰出科学家的历史地位，而后世也因此忽略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变脸”。否定沈括的人品，并不妨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是为一分为二。

不过乌台诗案虽然把苏轼害的很惨，不过却让苏轼的文风得到了升华，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文风逐渐变得成熟而豁达，以前那股趾高气扬的锐气没有了，更多的是对人生真谛的理解和世事变迁的淡然。从这个方面来讲，倒是沈括帮了苏轼。

一位科学巨匠，才高名微；一位文学巨擘，才高名重；一位科学大家，道德侏儒；一位文学大师，百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