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1.11.03

摘　要

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是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教学内容确立的基础，是大学发展的核心。现有的来自西方的财经理论，已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成就，学科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发展，存在不能为新时代财经人才培养提供足够理论支撑的状况。这种现实倒逼我们去思考财经类学科的理论建设及其现实路径。加强财经类学科建设的理论命题是，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理论范式，创立中国经济实践的新范畴、新理论，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拓展学科对象领域、推进交叉融合，实现方法论创新和工具革命。协调推进顶层设计和微观主体实践，优先推进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协同推进学科理论研究与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是加强财经类学科建设的现实路径。

财经类学科建设；理论命题；现实路径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一切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新时代财经人才，必然要求高校加快推进财经教育改革。财经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经人才培养改革；二是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重构与建设。其中，学科建设尤为重要。

何为学科？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存在两种解释，一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的知识体系”，二是“同类科学家联结形成的专门化的组织方式”。马陆亭认为，学科既是“知识体系建构的结果，是科学的细化、知识的分类”，更是“一种制度安排”，“基于知识分类而划分学科、确定边界，就自然赋予其制度的含义，如机构、人员、场所、规则交流，即所谓学术共同体”。在大学场域内，学科是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功能载体和工作单元。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学科是大学发展的核心。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认为财经类学科是指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核心而构建的知识话语体系，并以此形成了基础的制度安排。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是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教学内容确立的基础。当下我国高校财经教育教学内容、知识体系基本上是西方话语体系的“舶来品”，西方（宏微观）经济学至今仍是高校财经类专业的基础课或核心课。更值得提及的是，现有的来自西方的财经理论，已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成就，学科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发展且存在不能为新时代财经人才培养提供足够理论支撑的状况。这种现实倒逼我们去思考财经类学科的理论建设及其现实路径。

一、财经类学科建设的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财经类学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①财经类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李兴国认为财经类高校学科建设整体水平不高、学科实力校际差异显著、学科发展失衡现象明显；徐龙炳等认为财经类高校学科普遍存在以经管类学科为主，一级学科同质化明显；二级学科设置分散，多单位共建模式普遍。②财经类学科建设的路径研究。申作青等认为，应以“大商科”的理念促进财经类学科内涵式发展，即以开放的思维、国际化的视野，以社会营利组织商务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基于商务活动的广泛社会联系、深刻社会影响与辐射作用，在商科与文、法、理、工等相关学科彼此互动交融中，以“重点明确、辐射广泛、注重协同与联动”为主要存在特点和发展愿景，促进现代商科的发展与办学。张绪忠认为，一流财经类学科建设，应坚持特色化办学道路，以构建一流经管类学科群为目标，建设财经国际一流高端智库，实施国际化学科特区建设、引进培育财经领军人才，积极谋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途径。③财经学科生态体系构建研究。刘维奇认为，地方财经高校应从三个方面构建学科生态体系：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完善主干学科与支撑学科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学科种群，营造良好的学科生态环境，为学科建设提供强大的学科生态支撑；二是强化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基础学科建设，为新型交叉学科、新经管学科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学科基础；三是凝练地方财经类高校的学科特色，紧密围绕学科特色构建学科生态体系，不断增强学科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和贡献度。④财经类学科理论的研究。林毅夫提出经济学科建设要从“西天取经”走向经济学科自主理论创新。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华，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以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存在的问题，了解这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综上，目前关于财经类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现问题以及提出改革路径方面，总体尚处于研究的“浅水区”。而对于财经类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重构与建设方面，虽然林毅夫等学者已有探索，但仅限于经济学等单一学科的内部，缺乏从财经类学科整体的视角探索学科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建设问题。

二、加强财经类学科建设的若干理论命题

创建新的学科理论是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事实上已经破除了西方经济学一统天下的神话。高校加强财经类学科建设，其使命之一就是要冲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樊篱，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实践中汲取营养，建构更有解释力的财经类学科新理论。建构这个理论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

（一）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理论范式

夯实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和理论范式，是新时代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学科建构必须坚持的首要问题。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角度分析，可以将当今世界的经济学范式大致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体系。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揭示问题的深度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具有西方经济学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研究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而且更注重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剖析生产关系，这使其能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着重探讨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把经济系统中核心关键的变量——制度舍象掉了，或者把西方的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更强的科学性。以唯物辩证法为“纲”、以科学的抽象为主干、以多种方法为“目”构成的方法论体系，比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深刻性，更能揭示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而西方经济学受“科学主义”影响，盲目仿效自然科学的还原主义思维方式来理解纷纭复杂的经济过程，忙于构造复杂的数学模型，常常陷入形式主义和对数学工具的滥用。

在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当口，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和指导地位，才能为构建系统、科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目前存在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作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在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成功，所以，财经类学科的建构没有理由放弃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及其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鲜明特征，这就决定了财经教育改革和学科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构建财经类学科理论必须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坚持共建共享共治共赢的价值观，努力增进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福祉。

在经济学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陷入范式危机。20世纪末苏东转轨的灾难、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自美国爆发而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危机的发生，大都出乎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测和解释范围，这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失败的有力证明。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各国经济高度多元的现实情况。我国高校财经类学科建设不能在重大理论方向上发生偏差。

（二）创立中国经济实践的新范畴、新理论

我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奇迹”。经济学家和财经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一般经济规律和理论，将最新理论成果纳入财经类学科知识体系，使之学科化、教材化，并由此拓展传统财经的理论和研究范畴，在学科知识链条上创立新范畴、新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根于中国大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指导我国改革发展和经济实践的理论和方法，是破解财经学科经济理论重构难题的“金钥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必然要以新范畴、新概念的创造为基础。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如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是中国经验和理论范畴的完美统一，对其进行学理化解读和逻辑梳理，将会成为经济理论的范畴体系基础。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市场决定作用理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如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等。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本，是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超越和扬弃，回答了许多前人无法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财经教育改革的宗旨，就是深入研究、全面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质与实践价值，以此为根本遵循，加强学科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一个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前沿的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只靠“进口”经济学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中国新时代经济学要走在世界经济学的前列，不能亦步亦趋地做一个转述者、模仿者和追随者，而是应当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主体存在，总结和概括经济发展的“中国案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建构一套成熟完整的自主的经济学说话语体系。新时代已经从实践中提炼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像苏东国家那样遵从“华盛顿共识”进行“激进式改革”，而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针对市场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等现实国情，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这场改革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证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也有可能培育市场机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第二，面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成功的经济体应同时拥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政府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发挥。这些观点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观，大大深化了对市场与政府作用关系的认识。第三，人类经济行为及经济运行具有竞争和合作的两面性，而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传统经济学长期以来忽视了合作行为。基于中国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阐释儒家文化对微观主体消费、投资决策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关注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援助行为。研究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行为方式等，成为新时代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第四，西方宏观经济学存在对供给侧分析的薄弱短板，我国新供给经济学探究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总供求平衡的作用机制，力图构建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第五，我国的反贫困实践，深化了对精准脱贫、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和公共政策创新。

（三）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

学科理论只有注重理论来源的包容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多样性，才能使理论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加完备，才能完成创建财经类学科经济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对西方经济学，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一是积极吸收、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原理和政策措施。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共同形态，存在许多共性知识和一般规律。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贸易、汇率、产业、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像市场失灵、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出清等术语，已经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所吸收借鉴，也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学科理论的重要术语和理论范畴。

二是了解、借鉴西方众多非主流经济学派的优秀成果。20世纪后30年以来，西方经济学发展逐渐进入多元化时代，演化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熊彼特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兴起并取得了新突破。从核心假设来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社会人”“制度人”假设;从分析框架看，大多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可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的“均衡”状态;在方法论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批判了主流经济学一味强调数学建模的形式化方法，转而推崇制度的、历史的方法以及比较分析、结构分析、演化分析等现实方法;在研究焦点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不是局限于对给定制度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分析，而是重点关注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中各利益群体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财经类学科理论可以总结非主流经济学并将之作为重要参考。

三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作为宝贵思想资源。二战结束以来，一批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用更为准确和细致的现代分析方法重新考察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主义危机等基本理论问题。近30年来，大卫·科茨、莱伯曼、福斯特、高兹等学者针对世界经济中新帝国主义的扩张、生态危机的蔓延、经济危机和贫困分化加剧等尖锐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范式进行了诸多新阐释。了解、学习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果，有助于拓宽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和分析方法，有助于更为精准地判断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路径和走向，对于思考和解释中国经济道路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四）拓展对象领域，推进交叉融合

拓展学科的研究对象或领域，推动学科之间的渗透融合，生成新的分支学科、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是学科建设常有的行为和发展途径。由于财经类学科的构成与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联系的特殊性，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学科的拓展和交叉融合更值得关注。

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往往是经济、社会、历史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生态、文化、社会、制度等都是不能忽略的内生变量，单一强调某一侧面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要真正还原世界的本来面貌，必须以跨界视野来审视。从理论和实践看，经济和政治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破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必须把政治、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内生化。再如，货币金融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擅长技术性分析的货币金融学者往往视政治问题是多余和无聊的，完全忽视了货币的权力特征与政治内涵，忽视对金融发展与国家崛起之间关系的研究。财经类学科发展要打破学科要素间的樊篱，实现对经济、政治、历史、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分析。

关于学科的交叉融合，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识沟通和思维契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新兴交叉学科。从应用和实践的角度，交叉学科可分为学科的“内部”交叉、学科间的“远距离”交叉、学科的跨“界”交叉等不同类型。按照这一逻辑，结合现实需要，财经类学科应着力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是财经学科内部通过拓宽研究领域和方法，形成更多的子学科。如金融学和经济学结合的产物金融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都有莫大关系的演化经济学等，已进入一些高校的课堂。二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充分考虑与政治、文化、社会、伦理等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双向影响，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分支所积累的知识和思维，通过互为所用形成交叉学科。如比较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是近十年经济学界的新热潮。三是将新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作为经济理论发展的重点之一，推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大学科交叉融合。21世纪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引发了产业革命，经济活动由物理空间转移到数字空间，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算法+算力+数据”成为典型的生产方式，引发经济社会关系的剧变。采用新的学术工具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采用全新的理论范式进行理解和驾驭，才能为“互联网+”这一新型产业形态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如互联网的普及使传统的经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电子商务、无纸贸易和网络贸易，同时也使贸易流程更简便更有效，必将催生贸易理论创新的要求。在互联网时代，财经学科缺乏科学技术知识融入的状况是不可想象的。适应新财经向新工科靠近的趋势，通过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兴技术植入财经类学科中，是财经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通过分化、交叉和融合，未来财经类学科将会呈现出全新面貌。

（五）实现方法论创新和工具革命

任何学科理论的展开都需要依靠一定的方法来实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偏好的研究范式是“理论假设-逻辑推演-实证检验”，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支配地位受到质疑与挑战。对经济系统及其现象的分析需要多元化的方法。因为，一方面，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去认识客观经济世界;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应该有多元化、多样性的认识方法和求解方案。方法与方法论在财经类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应在方法与方法论方面不断推出新理论、新工具。

首先，要实现方法论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与矛盾的方法体系。这一方法论由哲学层面的方法、理论思维方法、实践操作方法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①在哲学层面上，习近平唯物、辩证、历史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系统的运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内容。②在理论思维方法层面上，习近平提出并着重强调了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一系列思维方法，创立了具有原创性、个性化的经济思维方法体系。思维方法是实践主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着眼原则与逻辑理路。③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习近平在领导我国经济工作中形成诸多有特色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工作范式、坚持社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持精准施策、坚持短板治理等。这些工作方法与哲学层面、理论思维层面的方法相辅相成，统一于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中。

其次，要建立手段多样的学科研究方法体系。这一研究方法体系应包括方法论、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和由科学技术发展而来的新手段、新思维等，使学科方法体系在结构上完备、手段上多样，达到理论与方法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工具相结合的目标模式。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是变革学科工具的必要前提。在具体分析方法的构建上，既要注重定量分析方法，也要注重定性分析方法。在当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时期，尤其要注重方法和手段的变革，将当代前沿的仿真模拟技术、可视化技术、新的数据采集手段和处理技术等，纳入学科方法体系。

三、财经类学科理论建设的现实路径

财经类学科建设内容丰富，任务繁重，难点是如何将以西方话语体系和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学科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改造成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学科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显然，这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跨度，并且表现为实践和理论研究不断互动的过程。建构过程首先应在学界争论、研讨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体系化的学科理论内容，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然后再进一步将理论和知识体系加工定型，走向成熟，同时建立起学科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其现实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推进”。

（一）协调推进顶层设计和微观主体实践

加强学科建设需要顶层设计和微观主体实践的协调推进。当前学科建设需要完善财经类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创立学科新范畴、新理论，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都有赖于顶层设计发挥作用。顶层设计就是要把握好财经教育改革及其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全局，包括将学科知识设置为教学课程和内容，最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材等重要工作。有关高校是财经教育改革实践的微观主体，在加强学科建设方面蕴含着积极性，并各具特色。开展学科建设和研究学科理论，是高校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应依据自身的资源条件，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财经类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从而揭示学科理论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可见，顶层设计和微观主体实践的关注点和活动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构建财经类学科理论是一个整体，二者必须协调行动，逐步向前推进。

（二）优先推进学科人才队伍建设

学科建设，人才是关键。当前的财经类学科建设，正处在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学术话语权转轨的时代，亟须更多有跨学科背景、并深耕中国经济实践的财经专家和青年学术骨干。因此，学科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优先推进发展。

学科理论必须具有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必须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这需要众多专家学者贡献智慧，需要精心打磨、逐步成形。当前财经类学科建设的种种特点，从微观角度来说，需要也必须有众多院校的积极参与，积极推进建设各具特色的学科科研团队和学术梯队，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合作竞争的局面。同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还需要打造学科理论研究的国家团队。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构建财经类学科知识体系，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管理学乃至数学、系统科学、逻辑学等多学科的跨界合作研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及时选聘和组织知名专家开展协同攻关，打造国家级团队。

（三）协同推进学科理论研究与课程改革、教材建设

从全国高校财经教育改革实践活动来看，其明显的特点是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研究与课程改革、教材建设同步进行、协同推进。新一轮财经教育改革及学科建设肩负着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光荣使命，肩负着回答中国改革实践成功之问，将实践上升为理论的历史使命，因此将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尽快用于人才培养的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成为必然的选择。财经教育改革需要教授什么样的新内容，推出什么新课程，编写什么样的教材，都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研究给出科学的答案。

将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为教学内容并走进课堂意义重大。随着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多方式、分阶段、多举措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通过学习研究，明确教学目标，编写教学大纲、讲义和教材，迈出进教材、进课堂的坚实一步。将习近平经济思想，采取多种方式呈现在教材体系和课堂教学中，包括设置专门的“习近平经济思想”课程，或以专题讲座、专篇内容呈现在课堂上。

【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课题“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HB21JY001）、河北省教育规划课题“新财经视阈下财经类高校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机制研究”（GH201059）、河北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智适应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　者

董兆伟，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河北石家庄　050061

刘　兵，河北经贸大学校长、教授，河北石家庄　050061

张　岩，通讯作者，河北经贸大学社会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河北石家庄　050061

《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11期“学科建设研究”栏目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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