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盗贼志》有感

清康熙年间朱奇珍修撰的《大同志》卷十有篇《盗贼志》，志中记载了同安自宋朝绍兴年间至清代康熙年间五百年社会治安情况。

从志中看，宋元时期记载较少，或许是时间久远而史料不足。譬如宋代只是写到一例，即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朱熹在同安当主薄时与监税曹沆在同安城西北部御盗并设置射圃一事。

元朝时期的记灵了三次。一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同安本地盗贼在滨海劫掠一事，其盗首被捕获；二是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时，安溪山寇李大（有可能是畲族）率部攻破同安县城一事；三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时，安溪山寇又来进攻县城西门，被当时的达鲁花赤（相当于知县）马哈谋沙率官兵击退；四是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州发生波斯人赛甫丁叛乱，马哈谋沙先是将赛甫丁团伙十多位来同安“胁起兵者”斩于市，并赶走赛甫丁团伙派来复仇的伊守礼部（骁勇千余）。

《盗贼志》中记载最详最多的，还是明代。因《大同志》是清初编撰。编撰者对前朝掌故还是比较熟悉的，史学价值较高。

一、明初的险恶形势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同安县安全形势极为险恶，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盗贼攻击，一是来自戴云山方向的沙尤寇（沙尤指沙县尤溪）陈敬德势力；二是来自海上的漳州海贼张秉彝势力。陈敬德是邓茂七的部下，入寇泉州便是邓茂七所派遣。沙尤寇一度攻陷了同安县城。海贼张秉彝也不简单，大张旗鼓地驾船二百多只攻击厦门岛的中左所与高浦所。官兵的力量显然不足以与盗贼对抗，反而是在民间发动义兵进行抵抗的莲花罗溪绅士叶秉乾成为防御盗贼的主力。叶秉乾杀伤盗贼太多，与盗贼结下深仇大恨，最终被群盗围堵在豪岭，并死于肢解之酷刑。明成化初年，御史涂棐奏请朝廷旌表其门（立牌坊或赐匾额）称“忠义”。有民俗学者认为，同安一带广为流传的炸枣美食便与叶秉乾义兵部队的干粮有关故同人称之为“忠义菜”。此说法与光饼一样。

明嘉靖丁未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戴云山方向又冒出了安溪峒寇陈日辉势力，陈日辉干的是绑票生意。还好很快被平息了。 正是这一年，明廷开始设置总督闽浙都御史。

二、与倭人的海上贸易

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页的明代中晚期，是漳州月港兴起并繁荣的时期。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隆庆开关”。“隆庆开关”指明朝于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隆庆开关后，九龙江口一带原被视为走私的民间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隆庆开关”之前，月港一带民间海上走私极为活跃。

前阵子，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读《洪芳洲先生文集》中的《瓶台谭侯平寇碑》一文时，得悉月港的对外贸易会从漳州沿海少数人的冒险变成包括富家子弟与内山农人全民参与的集体冲动，与1544年一艘原本从事西洋贸易的漳州海船被风刮到日本（东洋）有关。这艘海船从日本回来后显然获利颇丰，于是乡党之间互相转告，很快形成了闽南（漳泉）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热潮。洪朝选认为，这是“漳泉始通倭”。通倭之前，漳州流行的是“贩西洋”（其实就是走私）。当时，“贩西洋”的人主要是滨海地区被视为不务正业的“恶少无赖”，风险大，收益少。通倭暴利的消息传开之后，“富家子与良民”大受刺激，纷纷加入此新辟财路。由于利润较高，连内山的农民都没有心思种地，纷纷借高利贷经商。于是日本的生活方式开始影响闽南，日本的语言也在闽南市井中流行，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些闽南人佩起日本长刀。闽南的风俗开始与中原严重背离。洪朝选认为，这正是后来倭寇蜂拥而至的原因。

而《盗贼志》证实了洪朝选的说法，志中称1547年左右“时漳泉沿海之民率造巨船过洋”，这就是1544年那艘漳州海船从日本归来后的结果。为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闽浙总督朱纨为此捕杀了九十多人，同时为加强海上管束，朱纨还在浯屿水寨之外，增加金门料罗驻点，部署战船二十多只，并派官员进行管理。这种与时相背、与利相背的做法，根本无法围堵漳泉人出海通倭的势头，漳泉人依然“络绎通倭”，与日本的海上贸易越来越红火。特别是嘉靖壬子年（1552年），数千艘倭船突然出现在晋江南部，停泊于东石的白沙头，前来的目的便是与漳泉人进行贸易。同时，我们了解到，白沙头这边显然有人在进行配合，比如澳主与通事。通事指翻译，如柯老金与山老。澳主当指在地的互市负责人，如李华山与吴子福。李华山与吴子福以澳主的身份引导本地人与日本人进行交易。久而久之，中日商人之间便出现了嫌隙。《盗贼志》认为，正是因为这样，倭患开始萌生。

二、官澳倭难记

早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年初，倭寇便从海上而来，驻泊在浯屿，把明军的水寨一把火烧了。五月份，从安平（晋江安海）来，想进攻同安县城，还好守城的官兵用铳打中了倭寇头领。倭寇才悻悻而退。被惊吓到的同安知县徐宗奭开始对铜安城进行增高处理，足足增高了三尺。然而，第二年，由于一场绵长的大雨，同安城部分地方出现坍塌现象，倭寇得知后，大举攻城。官兵们用木栅应急，勉强挡住了倭寇的进攻。进攻县城不得的倭寇，气急败坏，一怒之下攻取大嶝虎头寨，其这程“备极荼毒”。这是在泄愤了。第二年，金门料罗的“海军指挥官”王鳌吓得火速把战船撤到了厦门。倭寇便从弃守的料罗上岸，在金门到处劫掠，到处破坏，所行之处“民人庐舍所存无几”。

金门的难民们无处可逃，纷纷躲进官澳的巡司城。当时官澳巡司城里收留的难民男女老少共一万多人。没多久，又有十多艘倭船从月港方向开来，加强对官澳的包围。官澳巡司城地势较高，严重缺水，难民们口渴难耐，有的人渴到将湿土放在嘴里咀嚼。久困城中，后援不到，早晚也是个死。巡司城里的百姓推举杨克绍为首领，带四千壮丁，与倭寇奋战，气势一度高涨，但还是无济于事。最终，城还是被倭寇攻破了。《盗贼志》称当时“火光烛天，自夜达旦，惟闻刀斧击撞之声”。倭寇遇到童稚有的“不屑假手”就直接举而投入烈火。难民们的尸体堆积得几乎与城墙一样高，巡司城外一两里的范围内到处也到处都是横陈的尸体。这是渲染形容，但也体现出当时倭寇的惨无人道。妇女们为了不落入倭寇手里，纷纷跳海自杀，有的还三四位一起用脚带捆绑在一起，足够表明其义不受辱的心志。官澳城的失守，使金门西北部失去屏障。还好，后浦城没有失守。倭寇在攻陷的地区为所欲为，大得其利，其“父子兄弟”纷纷从漳州驾船而来，并满载而归。

此次金门倭祸，持续五十天，金门人被杀害一万多人，烧毁房舍上千户。面对这样的惨剧，当时的官兵或因力量不济，竟然装聋作哑，没有进行及时的支援。当年10月，倭寇继续抢掠同安县东部地区。好在东园与墓林头因为有修筑堡垒而自卫成功。而香山、雀髻一带就多受其害。雀髻依山也筑有一寨，然而冬日时，水源不足，无法长守。还是被倭寇攻打进去，“恣所杀戮”。

四、乱世英雄谭维鼎

外来倭患是一个噩梦，内乱也是一个噩梦。

嘉靖辛酉年（1561年），闽粤地区盗贼蝟起，来自广东的盗贼首领张琏、来自漳州的盗贼首领林三显、杨鳌山、本同安的盗贼首领叶子溢、黄大壮、郑大果，率部自南向北逼近同安县城，漳州的盗贼首领马三岱、晋南盗贼首领吕尚四、谢半番自北向南逼近同安县城。

这就是知县谭维鼎刚上任时，同安所面临的险恶环境。这简直不是来当官的，这是来受难的。但正是这种险恶的环境，成就了足智多谋的谭维鼎。认真了解过同安历史的人，都知道谭维鼎在明代同安人中的崇高地位，都会对这位同安的抗倭诸葛肃然起敬。

知县谭维鼎事迹是《盗贼志》不厌其烦极尽笔力详加介绍的部分，其篇幅在此志中竟接近一半。如果不是看了篇名，还以为写的就是《知县谭维鼎》。

我最早知道谭维鼎是在洪朝选的文章里，后来，发现不只是洪朝选的文章，同安的不少本地乡贤都曾写到谭维鼎，对其都是赞不绝口。谭维鼎可以说是同安历代知县中最受邑人欢迎的一位，是值得同安人真正怀念真正感恩的一位。同安区现在也确实有个关于他的铭恩亭功德碑。功德碑全名为：“邑父母谭公功德碑”。洪朝选篆额，刘存德撰文，林从槐书丹。据称此碑立碑署名中，知县以上的人有19位，生员以上58位，其他人等126位，计203位。

《盗贼志》中写道，谭维鼎到任后，面对盗贼蜂起的形势，首先是团结乡兵，督建城堡。正如前述，同安县东部的东园与墓林头因为有筑堡，曾逃过一劫。城堡对于防倭的重要性，给谭维鼎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谭维鼎推动了同安村社的城堡化，大举督建村社城堡。当时同安村社共有160座，而城堡竟高达103座。400多年过去了，这些城堡基本已无迹可循，根据《盗贼志》记载，在康熙年间，这些土堡便“尽为委土”，也就是复原为泥土。当时的城堡究竟是何体型，就不得而知了。

谭维鼎不只是进行防御性的准备，他还主动出击。当时，盗贼的势力已经覆盖了晋江、南安两县，马三岱自恃实力强大，带着大批人马直奔同安县城，谭维鼎闻讯，指挥乡兵击敌于出米岩一带，把马三岱打得落花流水。此外，他还用派出间谍、招降纳叛等方式，慢慢瓦解敌人的阵营，甚至还策反了众多盗贼首领，让盗贼首领之间互相攻击，前述的马三岱最后居然成为他的平盗先锋。

四、后记

《盗贼志》篇末引万历县志称：倭人到来，大致是漳泉两地的人民引导的。刚开始，还依附倭人，后来漳泉间的一些人干脆自已出来作盗贼。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在述说，倭寇还有真倭与假倭，有一些倭寇其实就是漳泉沿海之人。

同安的沈井、后陈、大嶝、雀髻等地，曾经与官澳一样，受到倭寇的摧残，且其惨烈不在官澳之下。

除了月港之外，文中提到另一处与日本交易的互市，那就是安平，也就是今天的晋江安海。正如前述，确实也曾发生过大量倭船停泊在晋江东石海边的白沙头。安海港与日本海上贸易历史的悠久，显然不亚于月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