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时间就是金钱？比富兰克林还早，时间价值来自古老的农业起源

谁说时间就是金钱？比富兰克林还早，「时间价值」来自古老的农业起源

班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是不畏在闪电打雷时放风筝的勇者，也是双焦眼镜、富兰克林壁炉（Franklin Stove）和导尿管的发明者。

他和工作之间有着相当矛盾的关系。一方面，他感叹自己是「世上最懒惰的人」，并打趣说他的发明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日后不用努力的省力设备。诚如150年后的凯因斯，他也相信人类的聪明才智可能让后代免于做苦工。

如果每个男人和女人，每天都花四个小时做有意义的工作，那些劳动力的产能，将足以保障衣食无缺又舒适惬意的人生。

美国开国元勋班杰明·富兰克林

另一方面，由于从小接受严格的清教徒教养，富兰克林也认为游手好闲是「吞噬一切美德的死海」，而且人类生来就是罪人，唯有那些蒙上帝恩典、既勤奋又节俭的人才能得到救赎。因此，他觉得一个人若有幸不必在睡眠以外的时刻，分秒必争地去保障生活「衣食无缺又舒适惬意」，就应该好好利用时间，找一些有用的、有生产力的，以及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为了鞭策自己坚守正道，富兰克林总是随身携带一份写着13项「美德」的列表，用来记录自己每天的行为，而其中最神圣的一项美德是「勤奋」。他解释说，勤奋意味着「抓紧时间，总是做有意义的事」。他还坚守严格的日常作息，每天早上五点先下定当日的「决心」，然后把一个个时间区块分配给工

作、用餐、家务，最后在一天即将结束时，从事某种令人愉快的「娱乐活动」。每天晚上十点，他会花点时间反思当天的表现，并在睡前感谢上帝。

经典名言到底出自哪里？

到了1848年，年仅42岁的富兰克林已相当富裕，得以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令灵魂得到满足的工作，而不是养胖他荷包的工作，譬如他就参与社会活动、制造各种小工具、从事科学研究，以及主动提供建议给他的朋友们。

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有《宾州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订阅户带来的稳定收入。《宾州公报》是他20年前购买的报社，由他的两名奴隶（富兰克林在晚年终于热情拥抱废奴主义后，还了他们自由）负责日常营运。那年，他拨了点时间写信给一位刚入行的年轻「商人」，并提供一些建议。

「别忘了时间就是金钱。」富兰克林说道。接着，他提醒这位年轻商人谨记，金钱显然有随时间增长的有机力量，无论是化为贷款利息或资产增值。「钱可以生钱，」他警告道，「而滋生的金钱又可再生更多，但谁若把有繁殖能力的母猪杀了，就等于摧毁她成百上千代的子嗣。」

富兰克林如今常被认为是第一个说出「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的人，而美国财政部发行的每张百元钞票上都有他向外凝视的脸。但这句话的起源，远比富兰克林驰名中外的那封信古老得多。

自1914年以来，富兰克林一直出现在百元美钞的正面，背面则是费城独立厅的图像，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这里发布美国独立宣言，并为美国宪法进行辩论。

这句话最古老的使用纪录出自《商业和完美商人》（Della Mercatura et del Mercante Perfetto）一书；该书由克罗地亚商人班尼迪托．科特鲁利（Benedetto Cotrugli）于1573年出版，而他也是世上第一个向读者详细描述复式记账原则的人。

「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观点似乎不言自明，但它的背后藏有历史更为悠久的情感，而且也是源自于农业，和当代人对工作的态度一样。

时间、努力、回馈之间的关系

时间、努力和回馈之间的基本对应关系，对狩猎采集者和仓库里拿最低工资的封箱包装工一样直观。

搜集木柴和野果或猎豪猪，都需要付出时间和努力。尽管猎人常在追逐的过程中得到乐趣，工作在采集者眼中往往不太有心灵上的回馈，这和多数现代人对在超市走道间来回走动的观感差不多。

但狩猎采集者在工作中获得的立即回馈，和卖汉堡的快餐厨师或股票经纪人进行交易的立即回馈之间，存在两个重大差异。

第一，狩猎采集者可以立即享受劳动带来的回馈，譬如一顿饭和喂养他人的荣幸，但仓库包装工却只会获得以代币为形式的未来回馈承诺，而他们之后可以拿代币交换有用的东西或用来偿还债务。

第二，虽然采集者不总是拥有充足的食物，却拥有充足的时间，因此时间的价值从未与稀缺性产生挂钩。

换句话说，对采集者而言，时间不能「花用」、「节省」、「累积」或「储存」，而尽管浪费机会或精力都是可能的事，时间本身却不可能被「浪费」。

时间的「高价值」，在农业社会发扬光大

在所有传统农业社会里，每年的行事历都有几段可预期的时间，人们不会有太多急迫的工作，即使这些假期有时必须通过神谕强力执行，亚伯拉罕诸宗教孜孜矻矻的信徒就是一例。对多数农业社会而言，在漫长的季节性节庆期间规律工作是不应该的，甚或是被禁止的。这些时期是为宗教庆典、献祭牺牲、寻找爱情、吃吃喝喝和争吵而保留的。遇到好年岁时，这是人们颂赞自己的胼手胝足和神明慷慨庇佑的机会。遇到坏年岁时，这是喘息的时刻，人们在此期间藉酒精忘却烦恼，哪怕咬紧牙关过日，也要向神明吐出无声的谢意。

在北欧和中国内陆这类的地方，即使夏季酷热、冬季严寒，也会有急迫工作量减少的季节。但在这些时期并非农民的休息时间，而是在完成紧迫、分秒必争的任务之后，有几周可以把节奏放慢，让他们有机会做一些同样必要、但时间上不那么敏感的工作，譬如重建破旧的粮仓。在某些地方和某些年份，农闲时期的长度足以让农民抛下他们的田地和牧场，齐心协力将巨石拖过山川大地，拿来建造宏伟建筑。

在另一些地方，农民则需要这段时间，以便为来年的耕作做准备。但在农闲期之外，每当有工作需要赶紧完成时，没能及时完成的后果，对农民几乎总是比对采集者要严重得多。对农民来说，只因觉得需要休息就一天不工作，几乎从来不是一个选项。

没有及时完成紧急工作，十之八九会产生大量成本，并产生额外的工作。譬如，若他们没把破损的栅栏修补好，就可能招来连日在乡间寻找迷途羊只的代价，还要花时间采购修补围栏所需的材料。没有在第一时间灌溉干渴的作物、处理害虫或清除杂草，就可能决定了今年将会丰收、歉收，还是一无所获。此外，假如没帮乳房胀奶的奶牛挤奶，它先是会感到不舒服，然后因而出现感染，而且要是太久没挤奶，奶牛将不再分泌乳水，直到再度怀孕。

尽管农民意识到其生计取决于驾驭自然力量及顺着自然循环工作的能力，在他们的眼中，「自然」不请自来地侵入经驯化的空间也是一件讨人厌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不受欢迎的植物若生长在经过耕犁的田里，会被定调为杂草，而不受欢迎的动物则被定调为害虫、害兽。

采集者几乎将一切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或不久的将来。他们饿了就去采集和打猎，一旦水源干涸，或者步行距离内的食物资源需要时间恢复，就会搬迁营地。除了想象某个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自己老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病痛，或是同龄人之间谁会最长寿，他们几乎不浪费心思去想遥远的未来。

对采集者而言，环境本来就会改变——发生在起风时、降雨时、大象踩踏出新路径时，发生在每分每秒。但他们总是对周遭世界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抱持强烈信心：虽然环境会发生变化，而且每个季节都和过去不一样，但这些差异总是落在一个可预测的变化范围内。

相对采集者，生产粮食这件事，需要一个人同时活在过去、现在及未来。

在农场上，几乎每项任务都着重于吸取过往经验，以期实现未来的目标或管理未来的风险。农民必须整地松土、翻犁、挖灌溉沟渠、播种、除草，以及修剪并培育他们的作物；如此一来，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当季节转换，他们最起码会得到足够的收成量，支撑他们生活到下一个季节周期，并有足够的种子库存以供来年继续种植。

但要集中精力为日后的回馈而努力，等于安身在一个有无限可能性的宇宙中——有些可能性是好的，有些难以判断好坏，还有很多是不好的。

因此，在农民们想象满溢的粮仓、新鲜出炉的面包、储藏室里的腌肉、桌上的新鲜鸡蛋，以及可以即食或加工保存的一篮子水果蔬菜时，这些令人愉快的未来情景也同步召唤出一些令人却步的画面：干旱与洪水爆发，老鼠和象鼻虫在

歉收时争抢发霉食物，病恹恹的牲口被掠食者追捕，菜园有着除不尽的杂草，以及果园内烂果掉了满地。

工作的体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如果说采集者坚忍不拔地接受生活偶有艰辛，遇到困境的农民则是会说服自己，只要再更努力一点，事情总会好起来。渐渐地，投入更多时间的农民通常比懒惰的农民表现得更好；后者只对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一两种风险，制定应急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就好像厨师用火将生的原料转化为食物，或是铁匠用他们的锻炉将铁加工成工具，农民则用他们的劳动将野生森林变成牧场，将贫瘠土地变成肥沃的农田、花园和果园。换句话说，农民通过工作把野生的自然空间，转化为人为的文化空间。

相较之下，采集者不区分自然和文化，也不区分野生和驯养，至少不像农民和我们这些城市人那样简单二分。但农民若要耕种，就必须将自己与周遭环境划分开来，并担起一些曾经专属于神明的职责。

这是因为对农民而言，环境只有潜在的生产力，必须努力耕耘，才能引出生产力。因此，农业社会习惯将周遭地景划分为文化空间和自然空间。他们成功通过劳动创造出有生产力的空间，像是农舍、院子、粮仓、谷仓、村庄、花园、牧场和田地，都是人为的文化空间。而那些不受他们直接控制的空间，他们则认为是野生的、自然的空间。

而那些不受他们直接控制的空间，他们则认为是野生的、自然的空间。此外关键的是，人们经常以栅栏、大门、墙壁、沟渠和树篱来划分不同的空间。若依此类推，则生活在人们控制下的动物是被驯养的，四处游荡的动物就是「野生的」。

在农耕社会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工作是社会对每个人的期待。

但重点在于，每个农民都清楚知道，任何空间若要保持驯化后的模样，必须不断投注心血。没人照顾的田很快就荒烟蔓草。没有妥善维护的建筑很快就东倒西歪。没人看管的动物可能重拾野性，也可能一命呜呼，通常是因为遭野生动物捕食而殁。

尽管农民意识到其生计取决于驾驭自然力量及顺着自然循环工作的能力，在他们的眼中，「自然」不请自来地侵入经驯化的空间也是一件讨人厌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不受欢迎的植物若生长在经过耕犁的田里，会被定调为杂草，而不受欢迎的动物则被定调为害虫、害兽。

采集者鲜少如此看待环境，因为在他们眼中，环境无条件地和他们分享资源，于是他们也和他人分享自己的资源。

相较之下，农民觉得他们是用劳动和环境交换一个有食物可吃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认为自己为了让土地有生产力所做的工作，代表土地「欠」他们一次收成。换句话说，土地等于实际上是他们的债务人。

不出所料，农民倾向将他们和土地的劳动／债务关系，延伸到农民与农民之间。他们彼此分享，但在直系血亲或核心亲属之外，分享被当作一种交换，即便是不平等的分享也是如此。在农耕社会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工作是社会对每个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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