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治学家托马斯·F.霍默-狄克逊教授有一个比喻：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带着他们的贸易峰会和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坐上加长型豪华礼车，往更光明、更便利的方向飞驰，而礼车外剩下的人类，正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行走。礼车外的人口比例是多少呢？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地球上有95%的新生儿都出生在最贫穷的国家。美国作家罗伯特·D. 卡普兰因此决定走下礼车，在礼车外的世界流浪，他相信那里藏着关于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答案，并一如既往地选择以观察推翻范式，寻找答案。
他的第一站是非洲。
“这里的小偷很暴力，你一不小心，他们就会杀了你。”利比里亚（Liberia）女人操着精致、轻快的英语警告我。夜幕低垂，我的这位女保镖紧紧抓着我的手臂，陪我到饭店。我感觉到她的双眼一直盯在我身上——那是从空洞中出现的两颗欢迎我的星球。紧紧包裹在她背上的婴儿露出一双小脚，在她身体两侧上下左右地踢动着。
在这条布满了被称为红土的腐烂氧化红石块的街道上，是一个粗糙的地球：一个酷热、时常充满敌意的星球；它富饶之极，对北方人而言，似乎太过富饶了。很多旅人认为热带的富饶不是福气：热带的土壤并没有那么肥沃，而农作物的快速成长也绝不能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在赤道地区，大自然所呈现的是一副可怕的面容，但人类无法与之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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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位置是非洲一大块土地的远端，深入大西洋，远在任何我们熟悉的地带之外。离欧洲最近的点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3200千米外；而离南美洲最近的点则在大西洋西南4000千米以外；北美则在西北方的8000千米之外。在20世纪末这个政治逐渐受地理环境所形塑的年代里，位于科特迪瓦（Ivory Coast）西侧，靠近利比里亚和几内亚（Guinea）的达纳内（Danane）镇，是个很适合作为巡游地球起点的地方。工业革命给予人类一个多少得以保卫自己免于大自然伤害的机会，但它所带来的短暂时刻也许即将告终。人口的暴增，加上与土壤剥蚀有连带关系的迁移，意味着此后我们再也无法像过去150年那样，继续抑制疾病的扩散。在非洲肆虐猖獗的病毒可能对人类构成根本的危机。21世纪的非洲就像20世纪的欧洲一样，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我的背包里，携带着一封由一位任职此地的美国外交官朋友所写的信。信上这么写着：“我们价值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非洲。当非洲没落成但丁笔下的炼狱，而非发展经济学家口中的第三世界时，我们难道还要继续信仰宇宙通则吗？当非洲变成巨如大陆一般的‘美杜莎的残骸’（Wreck of the Medusa）时，我们国内对种族和民族的态度也会面临危机。”
作者：[美]罗伯特·D. 卡普兰 译者：吴丽玫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购买卡普兰作品套装将附赠精美旅行主题笔记本，详见文末
以空间的观点来说，如果没有地心引力，就不会有上和下的概念。世界地图都是以北为上，这未必客观。如果你仔细看过南极在上方的地图，就会发现你看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地中海盆地不再是焦点所在，反而被遗落在接近地球底部的一点；北美洲大陆不再宽广——因此失去了它的威严——当它往北窄入中美洲萎缩的枝干部分，才渐渐进入你视界的中心；南美洲和非洲看上去更明显了，但是南美洲一路向上方白茫茫的南极地带缩窄上去，无法连接到其他的大陆群。
唉！非洲是必然的中心点。它分别与南极和北极等距，横卧于赤道上方，拥有全地球最温热的气候，能接受生命以各种形式出现——全非有四分之三的地区位于热带区。非洲在视线范围的中心点地区显得十分突出，通过中东与欧亚相连。这份以南为上的地图，显示出为何人类会出现在非洲，为何第一批在地球上定居的人类可能就来自非洲。非洲是全人类根本归属的源头，人类就是从这里遗传到他们自己都觉察不到的特质。“皮囊之下，我们都是非洲人。”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林格（Christopher Stringer）如是说。显而易见，非洲就是自然。正如尼日利亚（Nigeria）小说家兼诗人的欧克里（Ben Okri）所写的：
我们是上帝所创的奇迹，
来此品尝时间的苦果。
“这家饭店不错，”利比里亚女人告诉我，“晚上他们会把大门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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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学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语言……代表了一种系统性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权力的差异在地图上被设计、具体化和合法化……其规则似乎是‘越有权势的在地图上就越显著’。这些世界强权，将会因地图权力的增加而如虎添翼。”芝加哥大学已故的地理学家J. 布莱恩·哈利（J. Brian Harley）如此写道。地图这种东西，表面看来如此客观，实际上却极具政治宣传性质。它代表着最基本共通的传统思想。
但是如果这传统思想是错的呢？
如果地中海流域不再是文明的中心点呢？如果非洲不像地图上所描绘的那样有五十几个国家，而只有六个、七个或八个真正的国家呢？或者，不是国家，而是数百个不同的部落实体呢？如果介于我正前往的达纳内饭店与边境外几内亚或利比里亚的一个镇之间，在地图上只有约64千米的距离，但实际上，就行程时间来说，这段距离却大于纽约和圣路易斯之间的距离呢？如果存在于地球上却并未出现在任何地图上的贫困市镇和北非市郊贫民区，比那些在地图上密集出现的城镇和繁荣市郊，对未来的文明更为重要呢？如果游击队和都市黑手党所占领的领土——这些领土不曾出现在地图上——比很多公认的国家声称拥有的领土还更重要呢？如果非洲距离北美和欧洲比地图上所显示的还远，但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比欧洲和北美更重要呢？
地理学的第一步就是测量。我曾试图借由实际旅行和经历来了解各地之间的距离。哪里是真正的边境？哪里不是？哪里才是真正的未知之地？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是第一位对世人提出警告，要人们不要夸大地图上欧洲和西方重要性的人。所以，若想以21世纪的诠释角度来为地球制图，我会从人类的出生地——非洲开始。我大概会沿着人类在地球上定居的轨迹，从非洲横越近东，进入印度次大陆，最后到达东南亚。
我几乎是以地质学的角度来思考我的这段流浪旅程的。正如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在《盆地与山脉》（Basin and Range）开篇时所做的——在一段嘲讽“勉强细分地球……以直线框架起来”的旅程中，规划“深远的年代”——我将不管什么是法定的、什么是官定的，而是实际触摸、感觉以及嗅出真正存在的东西，借此来规划未来，也许是“深远的未来”。
我的脑中有很多问题和计划。19世纪的法国地理学家埃利泽·何克律（Élisée Reclus）写道：“人类生命的每一个时期都与当时环境的改变相符合。是地球本身特质的异质性造成了人类历史的多元化。”我的目标是探讨每一个地方的人类，正如注定存在于当地的地形和气候的自然发展情形。
例如，即使非洲的地理环境有益于人类的出现，却不尽然对未来的发展有利。虽然非洲是世界面积第二大的陆地，整整有欧洲的五倍大，但是海岸线的长度只有欧洲的四分之一多一点儿。此外，撒哈拉南部的海岸线，缺乏条件良好的天然港湾；热带的非洲河流很少可以航行，而撒哈拉也阻碍了人们与北方的联系。所以，非洲可以说相对疏离于世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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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多最致命的疾病，主要盛行于热带气候。面积三千多万平方千米（比美国还大）的非洲，到处是蚊蝇所引起的疾病。非洲是全世界最穷且最热的地区，这个事实几乎肯定不是偶然的。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问道：各民族间为何有差异？这仍然是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为了不夸大这些差异，我必须随时谨记古罗马时代的一位非洲人特伦斯（Terence）所说的话：“我是人，所以我认为人类的一切对我而言都不具任何差异性。”
达纳内的饭店里，蜥蜴在我的房门下爬来爬去，接着爬上脏兮兮的墙壁。蚊子绕着灯泡飞，在我脖子周围嗡嗡作响。我看看地板，瓷砖脱落的角落露出红土。
这间房间没有窗，空调嗡嗡的噪声，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嘎嘎声，简直像是在下倾盆大雨。我无法入睡，我到底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我是来这里找答案的。
在这趟旅程开始时，我是很天真的。我还不知道在一个人不断旅行的过程中，答案会消失，旅行继续下去只会更加复杂，产生更多的相互关联，以及更多的问题。
我担任报社驻外通讯员已超过15年，了解到写一篇杂志文章时，只有试图将自己的观察套入理论或“范式”，那篇文章才显得有意义。如果没有这种范式或理论——无论它们多么不完美——都无法引起讨论。正如培根（Francis Bacon）所写的：“从错误中比从困惑中更容易激发出真理。”这就是何以大多数的科学都是一种清理工作：一种范式会一再受到研究调查，直到它被发现既不完美，又令人困惑，于是不再受重视，而被另一种范式取代，后者将继续受到类似的调查。
我最初的目标是想在21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中，找到一种范式以了解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写到第三世界人口过剩以及环境恶化所产生的侵蚀性影响，而越来越多的记者也开始报道一宗宗与国境无关的部落冲突。自1945年起的80场战争中，只有28场是传统战斗形式，在两个或更多国家的正规军队之间展开，有46场不是内战就是游击队暴动。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Perez de Cuellar）称此现象为“新无政府状态”。
在巴尔干、高加索以及其他地方的战争，显示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趋势正在蔓延。1993年有42个国家沉陷于大型的争斗中，并有37个国家在经历较小型的政治暴动：这79个国家中有65个位于发展中世界。此外，全球日益精良的通讯系统也缩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这使我们惊觉，在生产可供输出的物质财富方面，我们是不平等的，这种认知令人很不舒服。我想如果有人能够直截了当地书写有关文化的文章，并与其他议题结合，那么就能呈现出宏观的世界状态。
萨拉热窝，刚被狙击手击毙的少年的自行车，1994年 © Annie Leibovitz
就我的冒险而言，非洲是个令人折服的地带，这里是没有既定范式的。几十年来，那些同情非洲的人一直为物质上的贫穷提出合理化的解释，并为未来提出有希望的愿景，然而实际上非洲的生活水平笔直下滑，战争却激烈增加。造成如今一团混乱的原因——这些混乱包括“殖民主义”、“有害的国际经济系统”、非洲“腐败的精英分子”、“父权宰制的社会”，等等——也适用于在经济上日渐领先非洲的其他第三世界地区：非洲的人口增加、生活水平和暴力的主要统计数值都是全球最糟的。
有一位编辑将我写的一篇有关西非和第三世界的文章贴切地取名为“无政府时代的来临”（The Coming Anarchy）。这篇文章刊登在1994年2月的《大西洋月刊》上。但几个月后，卢旺达（Rwanda）和非洲中东部地区却发生了种族屠杀，这使这篇文章成为散播恐怖的凶手。
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持续的旅行，而旅行这个活动无可避免地会使我的理论范式复杂化。在1994年这篇文章发表后，我立即开始了一趟陆路旅行，概括说来，经由近东、中亚、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从埃及到柬埔寨。就在《无政府时代的来临》这篇文章在家乡引起争论之际，我已经在进行清理工作了。我的清理工作与那篇文章并没有多大的矛盾，因为我了解到文化、政治、地理、历史和经济是如何地相互纠缠、密不可分。与其提出一套宏大的理论，我现在最希望的反而是更进一步地欣赏这些相互关系。
在旅程的最后，我仍然有一套理论，但那是更精粹的理论。而针对这一点，我也比较不那么独断了。例如，起初我以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的角度来看人口问题，根据该理论，国家政体的失败是人口过多导致的直接结果。在旅程即将结束之际，我了解到，快速的人口增长只是一种煽动的力量——一种可能令文化上的巧思都得靠边站的力量。抵达柬埔寨时，虽然我仍能认出我在非洲也见过的毁灭性力量，但我发现我对产生这种力量的根本原因的了解并不如原先预期的多。
如今在写下这段话时，我确定了一件事：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许正逐渐陷入如要塞一般的民族主义中，但在人口增长和贫穷化的世界性潮流使所有人意识到我们居住的地球正在逐渐变小且拥挤之前，这段时期只是个暂时的阶段。最后，在某个不太遥远的明日，接近利比里亚边境的地球未开化部分，将成为我在地球上的一个家；我，一个美国公民，曾于一个寂寞夜晚在那里找到了自己。
我选择这条流浪的路线，并非出于偶然。我忆起多伦多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项目（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Program）的负责人托马斯·F.霍默-狄克逊（Thomas F. Homer-Dixon）向我提出的一种景象：“想象一下，纽约市露宿乞丐出没的曲折街道上，驶着一辆加长型豪华礼车，礼车内是享受空调、来自后工业地区的人，包括北美、欧洲、环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及其他地区，同时还带着他们的贸易峰会和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然而礼车外面剩下的那些人类，正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行走。”
我想在加长型礼车外面流浪，尤其是在城乡大镇之间。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报告，地球上有95%的新生儿都出生在最贫穷的国家，其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出生在都市和正进行城市化的地区。在独立前，非洲各国首都平均大约有5万名居民。但在独立后的前30年，当非洲总人口增加了超过一倍时，其中大部分首都的人口都增加了9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agos）和扎伊尔首都金沙萨（Kinshasa）这两个城市分别有大约300万人口，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阿比让（Abidjan）、阿克拉（Accra）、伊巴丹（Ibadan）、喀土穆（Khartoum）以及约翰内斯堡都有超过100万的人口。达喀尔（Dakar）、内罗毕（Nairobi）、达累斯萨拉姆（Dares Salaam）、哈拉雷（Harare）以及罗安达（Luanda）也没有差多少。到了1990年，有四分之一的非洲人居住在城镇里，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例会提高到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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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日本和新加坡的经济成功案例似乎是次要的。世界上大部分的新生儿都在西非这样的地方成长，而非在日本或新加坡。即使人口出生率已逐渐降低，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人口在近30年期间，仍会增加约一倍：然而在未来两个世纪内，日本的人口绝不可能增长一倍。
我躺在达纳内饭店的床上，甚至想到第二次冷战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时代——一场介于我们自己和犯罪率、人口压力、环境恶化、疾病与文化冲突之间的挣扎。对于那些仍不相信我们正处于革命时代的人而言，我希望这样一份旅行记录能起到休克疗法的作用。
本文作者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1952—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18本外交政策和游记类畅销书作者，两度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100位顶尖思想者”之一。他的作品影响了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美国总统的军事决策，《大西洋月刊》资深主笔、知名记者，现任欧亚集团高级顾问，曾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
卡普兰游历了近70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政治局势和地缘政治深有体会，擅长运用游记的写作手法处理新闻和政治议题，其作品兼具文学性与地缘政治分析的严肃性，他与塞缪尔·亨廷顿、保罗·肯尼迪和弗朗西斯·福山并称“被最广泛阅读的描绘后冷战世界的作家”。其代表作有《无政府时代的来临》《巴尔干两千年》《季风》《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世界的尽头》《东进鞑靼》《马可 ·波罗世界的回归》《荒野帝国》等。
《世界的尽头》（预售）
作者：[美]罗伯特·D. 卡普兰 译者：吴丽玫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淘口令：68 1:/啊可也去学在小对家不么好信口口
◆尼罗河谷、里海海岸、伊朗高原、印度次大陆……
是无足轻重的世界尽头，还是让“最新版地图”不断变动的重要变量？
◆入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全球100位顶尖思想者”，
罗伯特·D .卡普兰将地缘政治研究融入旅行见闻，深入第三世界，找寻开启未来世界的钥匙。
加拿大政治学家托马斯·F.霍默-狄克逊教授曾将世界比作一辆豪华礼车。车里，坐着来自后工业地区的人们，吹着空调，稳步前行；车外，则是饥饿贫穷的乞丐，朝着相反方向，渐行渐远。受此启发，20世纪90年代，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D .卡普兰走下“礼车”，开启了一趟“逆行”之旅。从西非出发，他行经尼罗河谷、里海海岸，最后抵达亚洲大陆，亲历充斥着种族冲突、军事动乱、人口激增、贫穷落后、传染病肆虐、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第三世界。通过近距离观察，卡普兰严肃地思考和探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从过去到现在所面临的政治、文化、社会及种族等问题背后的真相，最终得出结论：第三世界并非孤立存在，面对和思考他们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重要课题。
“在我于南斯拉夫战争爆发前完成的《巴尔干两千年》一书里，我试图通过艰难的、血腥的过去来看现在。如今在这本《世界的尽头》里，我则以未来的角度来探讨现在，整体而言，这是对第三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言。”
——罗伯特·D.卡普兰
正如他的《巴尔干两千年》受到了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的影响一样，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康拉德、伯顿、格林的影子：他探访的这些不幸的地区同样处于疾病肆虐、刑事犯罪频发、无政府状态和贪污腐败之中。
——保罗·肯尼迪，《纽约书评》（Paul Kennedy，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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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作品（预售）（世界的尽头+成败落基山+荒野帝国）
淘口令：38 666:/，着不有是在小对以这会得哈口口
同时赠“A Journey Without Maps”
主题笔记本
面对制图学语言中暗含的不平等，不满足于既有的理论范式，卡普兰踏上了从西非出发，行经尼罗河谷、里海海岸，最后抵达亚洲大陆的流浪路途。
在你的生活里，地图是否足以呈现熟悉的空间，理论能否解释眼前的世界？
或许没有可以复制的认识之路。问题会出现，关联会产生，答案会消失，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可取之物四散于各处，这是一场没有边际的旅行。
卡普兰系列笔记本，除去可自由书写的空白页外，附有十幅哈德逊画派油画，来自艺术家涵盖阿尔伯特·比尔施塔特(Albert Bierstadt)、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 (Frederic Edwin Church)等，从东部河谷，到落基山脉、优胜美地、加州海岸……它们是美国地理的浪漫写照，也是卡普兰被召唤开启人生中最后一趟美国自驾之旅的理由。
插图页设计：以实际效果为准
卡普兰系列笔记本的封面设计致敬1970年代杂志《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在那个互联网还未普及的年代，这本充满反叛精神的杂志带给一批人发展个体力量、理解全球系统的观念启蒙。而这种思考方式，或许在当下这个快速拥有与真实所有混淆不清的年代值得被重提多次。
“It’s on foot that you learn the most”，希望这本笔记本可以记录你每一次真实的历险。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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