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想象最初生发的基础，但比经验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经验，超越经验。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不是让读者通过阅读重回经验世界，而是让读者超越经验世界，得到审美享受和思想启迪。”刘庆邦说。

刘庆邦的创作始终瞄准人，尤其是矿工群体，在展现人的生存与境遇中探寻人性或幽微或明亮的火光。

刘庆邦曾在河南的一座煤矿工作生活过9年，在井下打巷道、挖煤、开运输机是他那时候的日常工作，后来还在煤矿娶妻生子。“我的写作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自己比较笨，想象力不够，对经验依赖较多，好像离开了自身经验就无从想象似的。有朋友建议我写写这几年新一代矿工的生活，我写不了。一方面，这些年煤矿变化很大，井下掘进、采煤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甚至用机器人采煤，还有的用上了5G和VR等先进技术。我对这些不了解。另一方面，在劳动中，机器成了主体，矿工成了客体，留给我们写人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是一个新课题。”刘庆邦说。

超越固有经验之外的东西如何写？其实，刘庆邦早已用自己的创作回答了。在煤矿题材之外，他这几年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比如长篇小说《家长》，从煤矿出发，勾连起城市与乡村，写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式家长”的焦虑，小说中的王国慧让我们联想到“鸡娃”的家长们。今年出版的长篇新作《堂叔堂》以“我”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写故乡15位堂叔，其中有回乡寻根的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他对故土割舍不断的情结令人动容；还有堂叔刘本一，这位乡野间的大力士堪称乡土奇人。通过他们，刘庆邦写出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了人性的丰富多面，写出了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和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烙印。

刘庆邦说：“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资源用得差不多了，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蓦然回首，突然发现，我在我们老家的村子里曾有过一百多位堂叔，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写过他们。每位堂叔的人生都是一本书，都值得写。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守着泉水嚷口渴嘛！”

诚然，每个人的写作资源都或多或少来自于生活经验，而生活经验总是有限的。不断向生活的深处钻探，同时开掘出生活的不同侧面和无限可能，是近半个世纪刘庆邦走过的创作道路。写得越多，他越清楚生活这座富矿怎么挖。如果说现实经验是治愈写作资源枯竭的良药，那么，对经验的认识和升华才是“药引子”。

在他眼中，经验为作家提供的是日常生活常识的逻辑，是感性的、具体的、形而下的逻辑，而对经验的认识，提供的是理性的、抽象的、形而上的逻辑。“我把前者称为‘小逻辑’，后者称为‘大逻辑’。有了大逻辑，我们的作品才能广阔、深邃、飞扬；有了小逻辑，我们的作品才会真实、饱满、动人。两种逻辑相辅相成是写作的秘方。”

“著文白浅显，行事常平衡。”著名作家梁晓声认为刘庆邦在做文和做人两方面都能做到通达平衡。梁晓声说，刘庆邦文字属于朴素的一种，但是有美感，让人联想到唐诗中，有些诗虽然很浅白，比如“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但是很有味道。《堂叔堂》贴着人物写，把人物写得非常精彩。

谈及作品的“白浅”，它是朴素中有美感的表达方式。在行文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农村历史的发展过程，比如文中直白地写出奶奶对童养媳曾经虐待过，后面又加上一个“这种对童养媳的态度在农村是普遍的，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当写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能如此冷静客观地写下来，这就是作家对人物、对历史、对我们所说的历史再现求真的一种立场。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刘庆邦的《堂叔堂》实现了对“家族小说”的创新。中国过去的农业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家族基础之上的。由此家族小说是特别发达的，具有浓浓的乡土特色，内容其实就是作家处理家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家族和历史的关系。比如，巴金的《家》放在城乡交界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现代化刚刚冲击到中国，冲击到封建文化，作家把家族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来写；传统的家族小说往往都有很大的野心，希望通过这个家族来概括中国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宏大的叙事。

刘庆邦有一百个堂叔，这个家族是非常庞大的。他不是从家族小说的模式去处理的资源，他把它看成是他重新认识历史或者人生的一种方式，他把每一个人看成是历史的细节，历史的载体，他的每一个堂叔，虽然性格各异，都跟他们的经历、都跟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都跟他的性格、遭遇有关系。实际上他们一生的经历也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某一点来。所以他不是企图通过家族的这些堂叔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他要把每一个人物跟历史的关系，历史是怎么样塑造人物的这一点来表现出来。

作品背后还可以看出作者所坚持的历史观。一个作者只有有了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够很好地去处理历史，书写历史，不是说没有历史真相我们就可以乱写，对此贺绍俊评价了《堂叔堂》的意义，“平民立场从比较政治的概念来说，就是人民立场，自古以来，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没有一种人民立场的话，他就不能很好地去书写历史。人民性从一定角度来说是个永恒的东西。”《堂叔堂》的12个章节，重点写了14个叔叔，我们就可以通过每一个叔叔的故事，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不同的认识，他的丰富性就在这里体现，可以指向不同的社会层面。

《堂叔堂》还写到了乡村社会伦理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写到亲情和人的利益欲望之间的纠葛，怎么去处理，使我们对中国这种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其实每一个讲叔叔的故事，都会落脚在伦理亲情情感之间的纠葛上，这种伦理关系、这种亲情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值得写的东西，这也是它的独创之处。

刘庆邦这代50后作家的人生阅历与成长道路今天很难复制。对于青年作家而言，能否写出生活独一无二的样子，刘庆邦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现在的写作没有了“题材决定论”，“人民”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青年作家们所拥有的生活更新、更丰富、更精彩，他们才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而刘庆邦还将“以我之心，紧贴人物之心，在塑造一个个立体人物的同时，再造一个心灵世界。”

（来源：澎湃新闻、光明网；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