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问题是美国政治一条主线，少数族裔对白人的压制行为和主导地位的反抗，除了规模不等、烈度不同的暴力抗争外，积极从政并参与决策也是重要途径。近日，美国华裔吴弭当选波士顿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除了波士顿，纽约、匹兹堡、辛辛那提和迪尔伯恩等城市也将迎来少数族裔市长。

这些少数族裔政治人物大都是民主党人，除了关注经济发展，普遍关注种族公正、司法公正、绿色新政、降低学费、提高社会保障等民主党的传统议题。就政治基础而言，他们所在的市都有相应的族裔群体作为铁票仓，特别是其竞争对手为白人的情况下。纽约市和匹茨堡市的非洲裔社区、波士顿的华裔选民、迪尔伯恩的阿拉伯裔群体等，是将上述政治人物在政坛推升的原动力。

从全美政治图谱来看，少数族裔的确处在向上走的趋势中。2020年哈里斯当选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副总统，2008年奥巴马当选首位非洲裔总统，1996年骆家辉成为首位华裔州长，以及近几届国会少数族裔议员数量屡创新高等现象，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仅以非洲裔为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1976年全美仅有300多位经过选举产生的非洲裔官员，国会只有3名非洲裔议员，而到了2016年，全美已有9000名经选举产生的非洲裔官员，535位国会议员中非洲裔占到48位。美国少数族裔从政之路越来越宽。

在美国，从政并当选意味着掌握一定权力，而权力意味着决策，意味着财富和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少数族裔参政能力提升，本质上是处在弱势地位的非洲裔、西班牙裔、亚裔等群体通过不断抗争，行使选举权成功迫使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和他们分享权力，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随着时代发展，白人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这种变化。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部分白人在理念上认同和支持少数族裔，成为民主党自由派，或称“白左”。另一部分白人则以公开或隐晦的方式继续反对少数族裔参政，成为共和党保守派，或曰右派。

美国两党竞争形成的“势力范围”，与白人和少数族裔人口的地理分布基本匹配。在共和党的“红州”和广大乡村，白人占绝对优势，在民主党的“蓝州”和大城市，则有较高比例的少数族裔。当然，两党的政治战略和选举策略在不断调整，种族界限是模糊且不断变化的，同一种族中的不同族群、同一族群内的不同派别，政治态度也不同。共和党曾试图通过较宽松的移民政策主张吸引西班牙裔支持，特朗普则通过将种族主义显性化扩大在白人中的支持度。但总体来说，少数族裔更倾向于强调公平的民主党，白人则更倾向于共和党。美国两党为扩大在基本盘中的支持大搞认同政治，滥用种族牌和身份牌，成为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重要原因。

面对少数族裔人口绝对数量及所占比例的持续上升，共和党采取各种方式剥夺或限制少数族裔的选举权。2020年大选以来，利用特朗普挑起的“选举欺诈”和疫情下邮寄选票激增等问题，控制各州州长和州议会的共和党，不断推动各州通过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包括限制缺席投票和邮寄选票、严格选民身份认定、严惩选举违规等内容，旨在竭力压制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共和党还通过选区重划，限制少数族裔将选票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民主党则试图通过国会立法和各州立法，维护甚至扩大选民的投票权，并通过激发基本盘选民的参政热情、提高其登记率和投票率来提高获胜几率。两党各显其能，义正词严下的交锋充满政治算计，试图按各自意愿重划美国政治版图。

美国人口在族裔结构上的持续多元化，正让共和党处于长期不利的状况。根据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非西班牙裔白人仍是美国人口最多的种族或族群，但在过去10年减少了8.6%，占人口总数的57.8%，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因高生育率和移民等因素，少数族裔人口持续增长，西班牙裔增长23%，亚裔增长35.5%，非洲裔增长5.6%。同时，人口继续向城市集聚的趋势仍在发展。过去十年间，美国一半以上的县人口减少，居住在农村地区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2.8%，而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出现在大都市区。人口变化直接影响到选民变化，在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得克萨斯等州，白人选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以两位数速度在萎缩。

面对这个趋势，共和党在继续搞“选民压制”的同时，要么通过保守的贸易和移民政策从民主党阵营中“挖白人”，要么提出对特定少数族群有利的政策“挖有色人种”。在人口结构变化这个“海潮”面前，两党最终都要适应并顺应这一变化，美国少数族裔在政治上获得与其人口数量和比例相称的更大代表性，相信只是时间问题。（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