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伍万里|战友|文工团|文工团员|长津湖

“您叫伍万里？”

“是啊！怎么了？”伍万里一脸狐疑的看着眼前这位满脸诧异的年轻医生。

他今年88岁，家住武陵区白马湖街道新建巷社区，是位普通的退休老人。10月14日这天，他在老伴的陪同下在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身体。

“您当过兵吗？”

“当过啊！”

“参加过抗美援朝？”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年轻医生越问，伍万里越糊涂。毕竟，除了家里人，1955年从朝鲜回国后，他很少对外人提起过这段往事。更何况眼前这位初次见面的医生。

“那真巧了！最近热播电影《长津湖》里就有个伍万里哩！您不会是人物原型吧？”年轻人听到这里，上前握住伍万里的手。

伍万里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年轻医生说的是电影《长津湖》里的伍万里。很凑巧，这天早上，他远在山东的原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文工团的老排长，还给他发了个微信：“万里，你出名了。电影《长津湖》里也有个‘伍万里’，和你的名字一模一样。”

不过，伍万里对记者说，他没有去看过电影《长津湖》，也不打算去看。他说他怕，怕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采访时，老人弹起了老师格·鲍斯特列姆当年教的第一首曲子。

一个人的“入朝礼”

列车向北，疾驰间车门顿开，江山如画闯入视野，喧嚣车厢瞬间安静。晨光熹微时，18岁的新兵伍万里悄然将军姿站得挺拔，懵懂少年一夜长大。电影《长津湖》中，这一幕最易撞入人心。

《长津湖》编剧兰晓龙曾言，他笔下的伍万里，并没有确切的原型。新兵“伍万里”，是当年无数年轻志愿军战士的缩影。71年前，有无数和“伍万里”一样的少年，立志保家卫国，选择穿上军装，不远万里奔赴战场，将自己的青春、热血与生命化作守护祖国的铜墙铁壁。

当年17岁的新兵伍万里便是其中的一员。

“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就是兵团文工团里的普通一兵。他们才是英雄。”如今88岁的老人伍万里说，自己曾是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文工团的一名大提琴手。

据说，大家相当熟悉的，经常出现在许多大型文献纪录片里，那一队队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鸭绿江的那支部队，就是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的部队。不过，伍万里当时并不在队伍里。当时，他正在鲁迅艺术学院（后调整到西安音乐学院），师从前苏联著名大提琴家格·鲍斯特列姆，学习大提琴。

1950年底，年仅16岁的伍万里，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参军入伍。因为年轻、有知识，加上人又长得标致，很快就被部队文工团相中，选送到艺术院校学习。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旅大提琴手。

当然，他当时并不是很开心。“我当兵是来打仗的，战友们不是学军事就是学工程，却让我来学琴。那时年轻气盛，很不服气，还闹情绪。”伍万里回忆，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后进”思想，在那些日子，他经常被领导教育。“这也得感谢我的恩师格·鲍斯特列姆，他耐心劝我，我这才安下心来。”

伍万里接到入朝命令已经是1952年的下半年，此刻他的战友们已经在朝鲜战斗了一年有余。

“大概是11月，突然接到命令，叫我即日入朝。我问一下，没有同伴，来不及告诉家里人，急匆匆的就走了。”伍万里说，当年他参军入伍时，也没有告诉家里人。入朝数年，家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接到命令后，伍万里匆匆与格·鲍斯特列姆道别，直接从学校坐火车赶到位于安东（今丹东市）的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留守处。

战事正酣，留守处给伍万里安排了一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前往朝鲜境内。在过鸭绿江时，伍万里听到一个声音，“万里，万里。”他朝车外一看，原来是志愿军第十九兵团63军文工团战友文发明（音）。“我一把把他拉上车，我们一路聊过桥。”

战场时的久别重逢，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感受的。聊的正是兴头上的两个年轻人，短短的过桥功夫，自然意犹未尽。

“他对我说，‘万里，别走了，在我们这里住一晚上，明天送你走。’他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

伍万里回忆说，因为是被拽下车的，他的背包、档案、介绍信都还在车上。可是，俩人还没回过神来，只听见一阵飞机的轰鸣，一群轰炸机呼啸而过……

伍万里回头望去，刚刚坐的那辆卡车已经翻进被炸的弹坑里。“驾驶员是名经验丰富的功臣，他一跃掉到附近的弹坑里，只是受了伤。我提前下了车，也没死。”

入境初始这战友“意外”的寒暄，救了伍万里一命。“我差点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啦！”若干年后的2021年10月20日，伍万里再向记者讲起这段往事时，是笑着说的。

他很平淡，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他说，经历过生死的人，这些都不重要。

老人珍藏了70多年的徽章和肩章。

“我们回来了，他们都留在了那里”

安排的卡车被炸，伍万里只好又回到兵团留守处。当时，没有车，他只好留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恰好兵团副参谋长的吉普车要回前线，他临时加了个塞。

“参谋长在前方办完事，急着赶回前线，我就跟着他一路走；参谋长看我还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特别喜欢我，他叫我‘小鬼’，一路不停的和我聊天。”

伍万里回忆，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机轰炸不断，对在朝的志愿军来说，整个朝鲜并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到处都是前线。“驾驶员是位战斗英雄，驾驶经验非常丰富，轰炸强烈时，我们就躲；轰炸强度低，我们就冒着轰炸跑；没轰炸时，更是不会慢，马不停蹄的往前面赶。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很快就追上了部队。”

虽然，伍万里不断地强调自己仅是文工团员，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场上的文工团员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有时还是卫生员、炊事员。“遇到战斗，我们也要同战士们一样，拎上枪投入战斗。”伍万里说，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王纾，就是十九兵团文工团的一员。“当年，巴金就到团里呆了好几天，收集采访素材。”

其实，即便是演出，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更多的时候，舞台是随便搭起来的，树林里的空地、前沿阵地的战壕，都可能成为文工团员的舞台。漫天的硝烟、呼啸的炮火都可能成为伴奏；极度恶劣的天气，更是家常便饭，“在冰天雪地里树林里演出，脚旁边的雪一会儿就化了，胡子眉毛上一会儿就会挂上冰凌。”

既然是战争，牺牲自然不会少。敌人并不会区分战斗员、非战斗员，还有平民。“我们的团长陈同和就牺牲在朝鲜，他是1938年的老革命。牺牲时只有31岁，结婚才3个月。”

这是1953年4月底，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文工团前往三八线西海岸慰问演出。事发这天，文工团在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64军部队驻地的商山里。

伍万里至今还记得这是个上午。当时他正在和一位战友李列宁（音）在附近朝鲜老乡家休息。伍万里躺在床上看前苏联卫国战争小说《恐惧与无畏》，李列宁在窗边练习黑管。

突然就听见防空哨响起，接着就是飞机的俯冲声。

“万里，快跑！”

李列宁拉着伍万里就往外面跑。刚跑出屋子，敌机一个俯冲把他俩掀到地上。

“我们看见邻居家的一位朝鲜老太太，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也从屋子里跑出来，很惊慌的往山上跑，我们就趴在地上喊：‘阿玛尼，快趴下，快趴下’。”

敌机没有给伍万里机会，轰炸掀起的泥土，直接把他跟战友埋了。“我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醒的。我们掀掉身上的土，相互呼喊对方名字，确认对方还活着。”

从土堆里爬出来，俩人直接跑去找刚才那位朝鲜老太太。“她俩被炸飞了，下半截都没有了，肠子都流了出来。”说到这里，伍万里叹了口气，很久没有出声。“那还是个孩子！”

很快，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文工团舞蹈队正在河边练舞，团长陈同和以及另外两位战友当场牺牲。

“有个女孩子叫钱任重（音），只有16岁，长得秀秀气气的。她是我们湖南老乡，长沙人，她还只有16岁。”说到这里，伍万里再也说不出话来，用颤抖的双手捂着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