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刀向天笑，肝胆两昆仑

“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这是康有为在得知谭嗣同死讯后，悲恸之下挥笔写下的一幅挽联，虽然我很是不喜欢这康老夫子，但不得不对他这幅挽联拍案叫绝。

古人称呼别人时，为表示尊敬，往往讳其名而称其字，称自己为表示自谦则直呼己名。此联将谭嗣同的字复生和自己的名镶了进来，是将是二人的名字作了巧妙地组合，由此也可以看出谭嗣同在老康心中的分量，亦很佩服康有为的文学功底。

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这谭嗣同的名气最大，因他的绝命诗和临刑前向天一声喊，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士大夫所发出的最强音，即使现在，每当我读到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时，还是会热泪盈眶，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永远的英雄，一个气吞山河的伟丈夫。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 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他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后在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

说他是维新派其实我不是太认可，就我看来，谭嗣同是一名爱国者，却不幸跟康有为这种欺世盗名之徒一起出现在变法一幕中，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他的思想应该说近于革命党，他对清廷不像康梁那样含情脉脉，而是始终带有一种仇视的情感，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反满的革命党人。在菜市口被杀的六人中，也只有他才知道是为何死，他也为自己慷慨赴死而自豪。

他是湖南人，妥妥地官二代，父亲是清廷的封疆大吏，时任湖北巡抚； 他出生在北京，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取字“复生”。

他师从大名士欧阳中鹄，这欧阳先生可是个有大学问之人，其后人也多为大文人，如欧阳予倩和欧阳山尊等；他教授谭嗣同和唐才常，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之人物。

谭嗣同在欧阳老师的教授下，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坚决不去参加科举，以至于一直是以白衣之身活跃于当时鼎新改革之阵营中。

甲午战败，天朝大国被历代没拿正眼看过的蕞尔小国日本给胖揍倒地，这对国人是极大之刺激，于是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当时在北京参与科举考试的儒生们上书要求维新变法。

但谭嗣同乃是白身，所以这其中没他什么事，然而他却在第二年入京，花钱捐了个官，补江苏知府候补，这知府可是大官，比现在的市长还高出很多，应该是卖官鬻爵中档次最高的了，看来他花钱还真不少，正是在北京买官的这一段时间中，他结识了梁启超，又认识了帝党领袖翁同龢。

花钱捐官，这在清代官场上是常见现象，即使是那被历代看不起的商人都有了红顶子，但毕竟对由科举而仕的众举子来说，怎么也是看不起这买官之人的，这也是后人对谭嗣同的诟病之一，我至今也没弄清楚，一直高傲的他，以他的大才，为何要行这等被人看不起之事。

在捐官之前，谭嗣同曾四处游历，足迹遍布十余个省，十余年间，他行路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这些阅历难免使他的灵魂脱颖于当世；他观察风土人情，结交八方名士，开拓了眼界，也看清了当时的政局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痛苦，也认清了列强干涉国体下的清政府种种之不堪，于是他奋而自励，决意为政体的改革献身。

陈宝箴、康有为等人在湖南讲学，谭嗣同受到影响，他自京城一行后回到南京闭门读书，写下了《仁学》一书，随后参与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开创了《湘报》，宣扬他激进的变法情绪，光绪准备变法时，征召谭嗣同等人入京襄助，被授军机处章京。

变法的过程很是复杂，可谓惊心动魄，号称“百日维新”，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曲折之事件，说法之多，认证之繁，资料庞芜，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其中与谭嗣同最为相关的便是所谓“围园杀后”一说。

简而言之，慈禧归政后，光绪雷厉风行地进行着革新，一天数道圣旨地下发到各地，但收效甚微，于是帝党便认为是慈禧的肘掣，而且认为光绪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于是谭嗣同便去天津找袁世凯，让他先杀其顶头上司荣禄，再率后包围颐和园，然后另派杀手进园刺杀慈禧，一举扭转当前不利之局势。

不料事泄，慈禧囚禁光绪，并大肆抓捕帝党，康梁逃亡日本，而谭嗣同及其它五位在军机处行走的帝党成员，一起被押解菜市口处斩，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据说谭嗣同本来是可以逃走的，但他却想着以死来唤醒民智，“列国变法无不流血，中国变法之流血，请自谭嗣同开始。”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被押赴刑场之时，一路是群情激愤的民众在向他扔臭鸡蛋和菜叶，受到了民众和官僚们一致的鄙视。

当时民智未开，这种现象也太正常了，只能说变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太过急躁，平民百姓还不能理解；正是因为有谭嗣同这样的英雄人物，以“慷慨赴义”来唤醒沉睡的中国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前奏，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梁。

当谭嗣同看着这些人将他视为乱党，是“徒欲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无知匪类，他的心也许有些悲凉； 于是，他喊出了那惊天一句的感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 快哉！ ”

谭嗣同临刑时的这段画面，真可谓是千古卓绝，荡气回肠，几如当初文天祥向南一拜，引颈就戮；内中传递出中国士大夫为拯救国家的热血肝胆，光耀千秋，名垂青史。

对“戊戌变法”的评价和失败原因，后人论述多多，这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波澜起伏也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我是不敢对此进行评价的。但我只是觉得至少其中“废除科举”不妥，它直接阻塞了平民百姓上升通道。

考科举是下层民众唯一地入仕之路，一旦废除后，使得全国数十万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断绝了希望，那么官僚集团也就断了来源，只能用那不靠谱举荐方式来进行补救，一般平常地小民百姓何以此等机会。

这就如同文革中废除高考，以推荐的方式整了一大批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一般，如我这样没背景之人，是一辈子也不可能被推荐的，而在农村，很多女知青为了上大学，也付出了惨痛地代价。

不过，谭嗣同对当时现状及慈禧为何要杀他，心中是十分的清楚。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绝命诗其实是被梁启超整过容的，原诗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何为“公罪”？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一书中有说明，“谋反，公罪也”。

以此来看，围园杀后确有其事，无此不成其为谋反，也可以看出，谭嗣同不是康梁一类地维新党，而是铁板钉钉地革命党，也许他没有孙中山等人要推翻满清那么彻底罢了。

从这点来看，谭嗣同与康梁是有着本质地不同，他是承认自己有谋反之大罪，且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对。 但康梁出于自己集团的利益，努力地将谭嗣同包装为同其思想基础一致的保皇党。 这使素来认为应该冲决君权之网罗，救光绪只是为公心而死义的谭嗣同不得不戴着一张保皇派的脸谱立于后世，不得不说是很可惜。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仅凭康有为这种野狐禅氏的改革派，以及梁启超这样握有如椽大笔的辩论先锋，戊戌变法是很难和谭嗣同以热血唤醒民众来救亡图存的作法联系到一起的。

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犯事后，其父亲又缘何不施以援手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谭嗣同犯的是“泼天大罪”，想营救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他自己也受连累被撤职，自身难保，他只是在谭嗣同就义后，写了一幅挽联，内中也道出了自己满满地无奈之情：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十三年后，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满清王朝，谭嗣同立即被昭雪，他就如同一颗划过暗夜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并激励着众多为民族再生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至今仍然在中华民族耀眼星空中发出亮丽地光芒。

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

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

最后说一个谭嗣同被后世诟病的奇葩言论，他的这一言论掩映在他光环的身后，绝少为人所知 ； 但随着现在资讯的发达，很多黑谭嗣同之人都是将他这一言论作为最重要的把柄而大加挞伐，甚至直接斥之为卖国贼，这就是他意图出卖国土。

简单地说，就是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他考虑过一种方式，就是将新疆和西藏等地卖给英俄，先将以前的战争赔款付清，剩下的钱可作变法的费用，并让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现在来看，这简直荒唐之极，他的意思是，这些地方太大，“毫无利于中国”何况以清政府的力量是想守也守不住，还不如早些卖掉换些银子来“供变法之用”，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其实这个要放在当时的情景中去看，在当时汉人观念中是没有现在中国观念的，他们只有自古以来的华夏观，也就是汉人聚集地，至于什么西藏、青海、蒙古、新疆和宁夏这些地方，原本就同汉人没甚关系。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将满人赶回老家去，而并不是要将其灭之后取代；武昌起义打出的旗帜是“铁血十八星旗”，那十八颗星代表着汉人聚集的关内十八省，至于其它的不毛之地，那便属中华之外了。

谭嗣同的思想虽然是荒诞不经，但他的目的是筹措变法经费，并借此要求列强保护中国，而中国借机富国强兵。其前提是依当时清政府的实力，根本无法保住这些地方，还不如早点处理，借机借势借钱来变法强国。

所以，站在现代人的立场，要理解谭嗣同作为一介文士，可以说他是书生误国，也可以理解为是受到当时盛行的边疆无用论思潮影响；更为直接的是，他提出这一奇葩想法，是狭隘民族观及排满思潮的体现，在他眼中，新疆，内蒙，乃至东北都非“中国”领土，可有可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