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和戴圣：商丘的两个儒学大家

西汉时，商丘出了两个儒学大家：戴德、戴圣。两人是叔侄，戴德为叔，戴圣为侄，祖籍梁国甾县（今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睢阳区）；都是西汉著名礼学家。史称戴德为“大戴”、戴圣为“小戴”，合称“大小戴”。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皇帝崇尚道家思想，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对发展生产力，振兴西汉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了稳定社会，汉武帝刘彻及汉宣帝刘询当政期间，便改无为政治为以儒家思想统治的方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公元前51年，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在皇家图书馆石渠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即“五经同异讨论会”。这一会议有五经诸儒二十三人参加，其中有研究《礼》学的通汉、戴圣，研究《诗经》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研究《尚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研究《易经》的梁丘临、施雠，研究《公羊春秋》的严彭祖和研究《穀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会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学者的讨论异说纷歧。而今文学官中的博士们尽管学术观点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对待当时尚未立为学官的古文学派的敌视态度却是一致的。会议之后，“博学恰闻，贯通古今”的戴德选编公元前100年前有关儒家思想的文章内容，剔除一些有害于统一和国家治理的内容，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孔子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因为孔子的学生和汉代学者为礼而记，所以有了对“礼”解释的《礼记》。戴圣又在此基础上恭恭敬敬进行选编。戴德选编的称《大戴礼记》，戴圣进一步选编的称《小戴礼记》。

一、戴德

春秋时，宋国国君宋戴公为殷商之后，传承殷商文化，是宋国的贤德国君。宋戴公逝世之后，其后人以“戴”为姓，继承传统，仍传承殷商文化。其二十二世孙戴德编著《礼记》，为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任信都（今河北冀州市旧城）王（刘嚣，汉宣帝刘询第三子）太傅。

关于戴德的家庭成员不见记载。据传，戴德有一个哥哥叫戴行，英年早逝，其妻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出走，改嫁到很远的地方，戴家从此不知其母子的下落。有一年春节，戴德到祖先的坟茔前祭祀，发现一个不认识的十二三岁男孩儿正在祖宗的坟前行祭。戴德问：“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祭祀？”男孩儿说：“我叫戴圣，走了很远的路，来祭我们戴氏家祖。”戴德一听，陡然惊喜，问：“你父亲是不是叫戴行？”戴圣点头回答：“是的。”戴德喜出望外，说：“孩子，我就是你叔父戴德啊！”

当时，有一位著名学者名后苍，精通《诗》和《礼》，在曲台殿定《礼记》184篇。同时，后苍还是研究《孝经》的专家，为经学大师。戴德和戴圣拜后苍为师。他们在后苍的教导下潜心钻研礼学。戴德刻苦努力，一心为礼学作出自己的贡献，结果取得了显著成就，选编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成《大戴礼记》85篇，也叫“太傅《礼》”。其中多数篇章记述从战国到汉代儒家学派的言论，是研究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资料，其价值和学术意义不可低估。其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公符》等篇，记录诸侯礼制，可补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礼仪制度汇编《仪礼》之缺；《五帝德》《帝系》两篇载上古帝王世系，是探索史前史奥秘的珍贵文献，司马迁据以撰成《史记·五帝本纪》。更有《夏小正》一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篇中被学者称作“经”的文字，据说传自夏代，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一年十二个月天文星宿、气象物候的认识，在天文史、气象史、农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戴圣也和叔父一样学识渊博，学《礼》很有建树。后来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减，成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

二、戴圣

戴圣，字次君，为春秋时宋国国君宋戴公的二十三世孙。亦为西汉时期官员、学者、礼学家、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

戴圣一生以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为主，拜后苍为师后潜心钻研《礼》学，在《大戴礼记》的基础上，将战国到汉初孔子弟子及其思想传承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并融入自己的见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成书后被称为《小戴礼记》，简称《小戴礼》，开创了“小戴学”，成为今文礼学大师。

戴圣成为礼学的代表人物后，便有些飘飘然，处世不拘小节，后来做了九江太守，政行大多不循法规。由于他的名望和地位，前任扬州刺史对他宽容，不与计较。等比他年轻的何武担任扬州刺史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何武巡视部属，考察刑政，审察并记录囚犯的罪状，有被检举的则将其交给郡国。戴圣看不起何武，说：“何武这后进生知道什么？只是想扰乱别人的治理而已！”何武听说后，以为他居功自傲，便派人查得了他不少不当行为，然后故意把查得的情况透露给他，对他进行监督。戴圣知道何武掌握了他的不法行为，在对何武憎恨的同时，更担心何武告发他，于是主动辞职。

不久，老天与戴圣开了个大玩笑。戴圣儿子的宾客勾结绿林大盗抢劫，戴圣的儿子受牵连被捕入狱，羁押在庐江。处理这起案子的正是何武。戴圣以为这下完了，自己以前毁谤了何武，何武一定会趁机报复，儿子肯定会被判处死刑。便心生后悔。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何武胸怀宽大，高风亮节，根本不计较个人私怨。何武秉公断案，对未参与该案的戴圣的儿子宣判无罪释放。戴圣对何武的品德敬佩不已，对自己的过错严格忏悔。后来，只要何武到京城，戴圣就一定去诚心诚意地拜访，向何武道歉，成为圣贤林中的佳话。

《小戴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到汉朝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以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长达九万字左右，内容广博，门类繁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被列为儒家经典，与《仪礼》《周礼》被称为“三礼”。唐朝时被称为“大经”。到明朝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全书以记叙文的形式写成，一些篇章的记述富有文学色彩，有的还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现在的民权县在东汉时境内设有外黄县、菑县，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改菑县为考城县。由于戴圣《礼记》的伟大成就，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戴圣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三、传授礼学

睢阳戴氏是世代相沿并历史悠久且声望很高的家族，世代传承儒学。戴德和戴圣学识渊博，作为“大戴学”“小戴学”的创始人，很爱人敬仰，不但睢阳许多儒学信士拜他们为师，而且外地人向他们拜师的也很多。

班固《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记载：“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三家之学皆立于学校的房舍，兴盛一时。“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扬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三家皆立博士。”

由此可知，琅邪人徐良，字斿卿，拜戴德为师，请戴德向他传授《礼》学。戴德精心传授，徐良学业大成。后来徐良成为博士，历官州牧、郡守，家世传其业。因此出于大戴《礼》的有“徐氏之学”。当时睢阳人桥仁，字季卿，与杨荣同拜戴圣为师，得戴圣传授《礼》学，桥仁和杨荣学业大成。汉平帝元始二年，桥仁任大鸿胪，在朝廷掌管诸侯及藩属国事务，为九卿之一，家世传业。杨荣官琅琊太守。因此出于《小戴礼》的有“桥氏之学”和“杨氏之学”。《后汉书·桥玄传》载：“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

大小戴对于传播和发展《礼》学有很大贡献。

四、二戴《礼记》的影响

戴德、戴圣虽然同从后苍受业，《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也有着相同的资料来源和同类的内容，而且同为礼学经典，但二者的命运和影响却有极大的差别。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小戴政治身份的差异。戴德只做过信都王太傅，而信都只是西汉北部边陲的一个小诸侯国，与朝廷联系并不紧密，其太傅虽然是信都王的重臣，但在整个西汉来说名声不显，影响力不大。而戴圣却是以博士身份参加在汉宣帝甘露三年以博士论礼石渠阁的要员，因而其学术地位远高于其叔父戴德。也是因为如此，戴德没成为官方礼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戴圣官至九江太守，在当时为封疆大吏，政治影响力也远大于其叔叔戴德。

五、二戴后人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戴氏出自子姓，宋戴公之孙，以祖父谥为氏。至汉信都太傅戴德，世居魏郡斥丘。”记载有误。汉·班固《汉书·儒林传》载：“梁国人戴德、戴圣。”梁国是西汉时都在睢阳的一个诸侯国。清·光绪《广平府志》卷九·选举表一记载：“旧志载有戴德、戴圣注斥丘人，斥丘如今属成安县地。县志为德圣作世谱，通志亦沿其误考。《汉书·儒林传》梁戴德延君、戴圣文君，无斥丘之说。《地理志韵编》西汉梁国在今归德府商丘县地，距今府属之成安县甚远。今之成安置自北齐，汉时之成安县在今归德府考城县地，与商丘比连。通志与县志殆误以商丘为斥丘欤。《后汉书·桥玄传》记载：“桥玄，梁国睢阳人；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睢阳今归德府，仁既与德同郡，则德、圣决非今之成安县人矣。”

据明万历《成安县志》引《戴氏谱》记载，戴姓郡望集中在梁郡（今河南商丘）。战国时期，宋戴公是宋国德高望重的国君，死后谥号为“戴”，其后裔以“戴”为姓。戴姓有一支迁居于土地肥沃的甾，于汳河南岸葵丘（今属民权县）附近的高处立庄，居住下来，生息繁衍，逐渐发展成村落，直至西汉。“大小戴”为这支戴姓后裔，因此说大小戴祖籍西汉梁国甾县（今民权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戴氏出自子姓，宋戴公之孙，以祖父谥为氏。”大小戴作为戴氏后裔，出自宋戴公之孙这一支脉。《万姓统谱》卷九载：“戴，宋戴公之后，以谥为氏……戴德字延君，兄之子戴圣字次君，同受礼于后苍。德删《礼记》为八十五篇，号《大戴礼》，圣又删为四十九篇，号《小戴礼》。”

大小戴的后裔一直传承着礼义文化。在历史上，戴德的后人有一支迁居河北成安县北，立村“乡义村”。清代版本北乡义村《刘氏家谱》记载有“二戴”后人行义的事：明朝年间，直隶真定府枣强县大刘村人、礼部尚书刘公因遭祸变，被满门抄斩；其孙刘士元逃至北乡义村，被戴德后裔收留，躲过不测。刘士元见此处民风淳厚，感叹“乡义之号定不虚传”，遂定居于此。至清朝中期，北乡义刘氏已发展为大姓，而村中戴氏家族已经无人。刘氏族人追思戴氏相救之恩，便于村南官道北侧立“汉大儒戴德之墓”碑一通，以资纪念。故当地有“戴冢碑，刘家修”之说。

民国《成安县志·金石卷》记载：“城东北二十里北乡义村有汉大儒戴德碑，代远年湮，风霜剥蚀，字迹模糊，莫可辩识，惟中间云。村人为之建坊，以资保护云。”对模糊的字迹内容，家为北乡义村的多位耆老皆回忆说，下款所题为“刘氏十二世族长玉树敬立”。据民国《成安县志·人物卷》载，刘玉树为清嘉庆己巳年（1809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学正，以族长名义立戴氏碑，进一步说明了刘氏家族对戴氏的感念。戴氏碑立起后影响很大，旧时的人们路过此碑附近，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即使民间祈雨时众人所抬神汉巫婆也须步行。民国《成安县志》记载：“二戴冢前神道数十丈，若断若续埋于土中。当地有好事者常于凭吊间，指而目之曰：此戴氏之冢也。”

口头传说戴德无后，但《戴氏谱》记曰：“裔孙景珍，为后魏司州从事；仲孙胄，字玄胤，相太宗（唐太宗）；孙至德，相（唐）高宗。”此处所说裔孙，当是戴德之直系，看来是载德有后人的。《新唐书》又说：“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就是说相州安阳的戴至德是戴胄的过继之子，两人均为唐朝宰相。

明万历《成安县志》引《戴氏谱》又云：“圣生空，空生月，作《中山人物志》，生凭。凭字次仲，侨寓汝南及辉县……正旦朝贺，（汉光武帝）令不能说经者夺席，凭重坐五十席。京师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官职）。在职十八年，卒于官。子孙绵延不绝，传至后世曰宽者，同弟聚仍返斥丘乡义村居焉。祖茔尚存，裔孙名九一，习堪舆。”戴圣的后裔戴宽、戴聚又返回睢阳居住。到明万历年间，戴氏祖坟依然存在；戴氏裔孙戴九一是一位风水学专家。

来源：商丘日报

编辑：唐小甜| 校对：Ange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