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家庭：兄弟姐妹4个，我是老大。父母种地，收入微薄。我记得有年冬天的傍晚，我爸突然卷起一只空空的白色蛇皮袋出门，很久之后才回来，肩上扛着从街坊领居家借的大半袋玉米面。
因为穷，父母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从我记事起，弟弟妹妹好像就没添过什么新衣服，基本上都是续着我这个大哥的旧衣服继续穿。大概7岁那年夏天，我和弟弟拿买作业本的钱买了2支冰棍儿，回家挨了一顿狠揍，到现在都还经常想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贫穷就是一种原罪。街坊甚至是亲朋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那种不屑，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大概也是那时候，我就在心底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让家人吃饱、穿暖、有尊严！
初三，我因家里贫困辍学。作为家里长子，我选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好让弟弟妹妹有学上、父母不再那么辛苦。我跟着本村一位大伯去了苏州，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一天17块钱。
建筑小工就是那种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活，比如钢筋工，在建大楼上没辅助设备，全靠肩扛，最多的一次一天扛200多根，T恤两边的肩头磨出两个洞，冲澡时还要用毛巾捂起来才不会疼。
最恐怖的是水土不服。我到苏州拉了一个月肚子，晚上拉稀、白天出工，干到中午人就虚脱了。这种地狱般的日子坚持了1个多月，暴瘦20斤，最后是父母心疼叫了回去。
回家以后，我就跟着我爸去打水井。我俩拉一辆板车，上面放着设备，一个村一个村地找活干。打井时，要把一根钻打进土里，在外边套一根管子，遇到坚硬的地层时还要换钻头，这样一直重复直到出水。一般来说，打口水井要3个多小时，这期间压水不能中断，几天下来我手上很快就长出老茧。
那时我和我爸都吃住在雇我们的人家里，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很小心翼翼，吃饭的时候都尽量少夹菜、只吃饭。也在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干体力活，一辈子都没出路，我要学手艺。16岁，我揣着150块钱，凭着学了半吊子的电焊技术，一个人去了温州。
离开阜阳的那晚我记得很清楚：肩上扛着一捆被褥，拎包的手中还攥着一张97块钱的火车票。我根本不知道这张票要带我去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接下来的6、7年时间是我最漂泊的少年时代：在奥康鞋业做过电焊工，焊制围墙，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传菜、打扫卫生，给家政公司发过小卡片，还去龙湾开过打田的拖拉机。
有朋友开玩笑叫我“流浪哥”：打工地换了不少，钱一分没捞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结婚了。没有新房、没有积蓄，办酒席的钱还是从我姑家借的2万块，亲朋好友也来得少，20来岁少年的自尊心有些受伤。新婚刚过，我就和老婆打点行囊，去温州打工了。不知为什么，这次离开阜阳，我竟没有太多留恋。
经朋友介绍，我进了温州一家箱包厂做缝纫工，也是打工这么多年来头一次进大厂，工资是一个月1600块。中国是箱包第一生产大国，一年就产出2500多亿。温州箱包又很有名，90年代就初具规模，近年又承接平湖、昆山等地的转移，更兴旺了。不少工厂既做外贸也做内销。
但我进的这个箱包厂却让人头疼。厂长给我分配了一台即将淘汰的机器，老出毛病，不是这坏就是那坏，所以同事一般8点就搞完下班，但偏偏我要加班到晚上11点。
当时厂里没有专门的修理工，出了问题都只能从外面请，那些维修师傅态度还特别傲慢，一副「看吧！没我你就是干不了活！」的样子，我就很不爽。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那时起，我就偷偷研究机器原理，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学习，大半年的时间反复研究，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技巧，转去做了机修。第二年工资就如愿涨到了2800块。从劳动工到技术工，不知不觉中我迈过了一个很大的职业门槛儿。
当时，我和同是维修工的朋友出来单干，在瑞安仙降经营了一家针车行，主要卖箱包的缝纫设备和零配件。在那里，我们要和两家实力强的本地门面硬碰硬。我的竞争逻辑其实还蛮简单：价格低、服务好。
那年头很多客户都是上门购买，只有我们，无论多远坚持送货上门。我整天骑个摩托车送货、维修，风雨无阻，一年跑了3万多公里，也认识了很多箱包厂老板。后来我们的针车行做到了当地90%的市占率。
靠着针车行，我终于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真不少，差不多7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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