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第四章

作者: 梁其姿

译者: 朱慧颖

本书是对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麻风病”的这种令人恐怖、被污名化的疾病所做的细致研究与探讨。首先从包括该疾病最初的描述在内的帝制时代的典型记录入手，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传染理论促动地区乃至全国性隔离病人的努力）；宗教传统（佛教和道教将病人患病归于救赎），和不断演化的医学话语（中国医生已对麻风病病因争论了数个世纪）。麻风病甚至突然出现于中国民间故事中，将麻风病的传染扩散归咎于同不守妇道女子的性接触。

作者还将麻风病本身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全球性大背景中来加以考察。19世纪末的全球性瘟疫大流行似乎正验证了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慌，他们认为中国移民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健康。因此，控制疫病（如果无法消除的话），就成为了贯穿晚清帝国，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

消灭麻风病的魔咒是实现“卫生的现代性”和祛除与疾病相联系的文化经济落后的第一步。该著最后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历史经验和公共卫生的大历史以及西方医学权力体制联系起来，从中探索中国对待疾病的中西视野中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麻风病人象征了中国种族的两个“缺陷”：体质差、其疾病有传染性。关于中国麻风病的种族主义话语不完全建立在西方医学理论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明清中国对麻风病的流行病学观点毫无疑问也支撑了此种话语。至少肇始于16世纪，麻风被重新定义为帝国南方烟瘴地面的地方病。南方人，据说和文明中心的汉族人的身体类型不同，被认为更容易罹患和传染麻风病。与此同时，人们把麻风看作通过性交传播，传染性极强，主要影响纵欲或虚弱的身体的疾病，对它越来越害怕。

麻风病在病人身上循序渐进、有声有色的发展，尤其是可怖的外部症状，以及关于其神秘的传播渠道的种种说法，使得麻风病成为个人以及集体的堕落、污染和道德缺陷的最流行、最持久的隐喻之一。在中世纪的基督宗教西方，麻风病浓郁的宗教意味已众所周知，我们也看到了在前近代中国佛道宗教传统中对麻风病的其他推论。在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和麻风病有关的旧隐喻在现代世界的语境下变得意味深长。一种观点是麻风与麻风病人代表和体现了种族退化（racial degeneration），这一点在19、20世纪之交仍未揭开麻风病的奥秘时更加如此。例如，关于麻风病的传播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医学界众说纷纭，遗传和传染是其中两个主要的假说，不过二者似乎互不相容。但是，不同的麻风病传播理论背后却有个共同的观点，即某些种族特别易得麻风病，尤其是炎热国度肤色较深的劣等人种。

此观点和此时风行于欧洲的退化说自然相一致。那些认为麻风病是遗传病的人，尤其相信麻风病与人种有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麻风病仅局限于体质易得此疾的有色人种，让白种西方人觉得宽慰。

在汉森于1873-1874年发现麻风杆菌之前，欧洲出现了两份主要的医学报告，它们认为麻风病本质上是遗传性的，绝不是传染性的：其中一份报告出自挪威医生丹尼尔森（D. C. Danielssen）和伯克（C. W. Boeck; Traite de la spedalskhed ou des elephantiasis des Grecs [Paris, 1848]）之手，另一份来自伦敦的皇家医师学会（The Royal Colledge of Physicians; Report on Leprosy [1867]）.前者认为，麻风病从发病机制上看是有遗传性的败血，在某种外部环境下这种血液情况就会使人得麻风病。第二本报告则肯定了这一观点：“麻风病本质上是体质问题，它反映了恶病质或整个系统的败坏情况。”它还指出没有证据显示麻风病会传染，建议废除影响麻风病人权益的古老法令。此观点，和汉森发现麻风杆菌之后出现的传染治病说相抵牾，为19世纪在华医学传教士广泛接受。

第一个来华工作的英国新教医学传教士、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主要在1850年代把西方医学介绍到了中国。1860年，他指出麻风病是一个“特殊的、与体质有关的遗传性疾病，为炎热的国家所特有”。他没有严格地认为它是传染病，单纯通过接触传染，但它毫无疑问是个遗传病”。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中国人、印度人、回教徒、非洲人和其他居住在热带或热带附近地区人民的热带病”。合信的观点实际上要早于 1867 年皇家医师学会的观点，后者也声称麻风病主要影响热带地区肤色较深的民族，包括中国人、印度人和混血人种。到了 1911 年，时任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主席的麦雅谷（James L. Maxwell,1873-1951) 与其合作者杰弗利斯医生（W. H. Jefferys）注意到，“麻风病在有色人种中的发生比在白色人种中更频繁。”

麻风病也被看做是处于文明某个阶段的人种所特有。英国热带医学之父万生（1844-1922) 条分缕析地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借用埃德蒙的话，当时的热带医学“可以理解为在欧洲和热带地区的欧洲人周围筑起一道藩篱的尝试”。（意即热带医学要证明欧洲白种人不会染上热带地区有色人种的病）在 1898 年出版其经典著作《热带疾病》（Tropical Diseases）之前，万生在中国南方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书中他把麻风病列为热带病之一，不仅如此，它也是半开化的疾病：“野蛮人被豁免了，高度文明的人也被豁免了，但是当野蛮人开始穿衣蔽体，过定居生活，他就沦于麻风病之手了。”在汉口工作的希拉医生(D. George Shearer）也认同遗传致病说，在一份写于 1871 年，关于世界各地麻风病情况的报告中表明了如下观点：“据说在过去的 12 或 15 年中（1871 年之前），牙买加的麻风病一直在增多，因为人民大众退化到了野蛮状态。不完善的耕作方式、排水设施和文化，为潮湿地方的毒素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实际上，他认为“血液呈病态”，受某些疟疾肆行地区的不洁空气”影响的人会得麻风。“有病态的血”这个概念令人想起古典的体液说。换言之，他们认为麻风病侵袭那些居住在瘴气弥漫、被“野蛮”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污染的环境中，具有某种遗传体质的种族。显而易见，中国人被认为是这些主要居住在瘴疟地区，退化的、半开化的种族之一，无怪乎麻风病会在中国流行。

西方传教士和中医一致认为，麻风病盛行于烟瘴地区。早期的一些传教士，如合信，完全接受中国人的观念，认为此疾除所谓岭南地区的广和其他南方省份之外罕有。1842 年他写道，“中国的麻风病局限于西南省份，此事似乎已成定论。”后来，就算发现中国的其他地方亦有麻风病后，瘴气致病说仍没有被放弃，而是为了切合论点进行了修正。1871 年在汉口工作的渣甸医生（Dr. Jardine）观察了他所在地区麻风病的传播，断言麻风病是“一种盛行于各种不同气候、土壤、主食和种族之中的退化变质”。对渣甸而言，汉口也是麻风病传播的最佳土壤。甚至是在山东这样的北方省份，瘴气依然被认为是麻风病传播的原因。19 世纪后期在山东工作的达斯维特医生（D. A. W Douthwaite)，1892年说他和胶州湾一带的当地人一致认为“麻风病源于瘴气”，似乎在暗示麻风病在当地的出现可以把北方的山东省也定义为烟瘴之地。同一时期也在山东工作的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评论更有意思，1891 年，他引用其同僚享特医生（Dr. Stephen Hunter）的观察报告说，在山东省麻风病只流行于古代文献已载述过此疾的地方：“很可能如今发现麻风病的地方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都有麻风，那样的话，这个病的存在肯定与遗传有很大关系。”然后他继续推测，“很可能中国的气候变得比古时候干燥、寒冷，结果现在麻风病的发展不同于孔夫子时期，它好像被越来越干燥的气候赶到南方了。”艾约瑟的逻辑是简单的，古代整个中国比现在温暖潮湿，瘴气缭绕，因此麻风病四处肆虐，然而由于麻风病具有遗传性，所以它在北方仍然存在，而南方气终年不消的生态环境则使那里的麻风病触目皆是。

康德黎（1851-1926)1894年撰写的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著名报告，呼应了艾约瑟的观点，得出结论说华北的干燥寒冷“促使人们向海岸迁徙；正是这一点使他们遍布世界所有热带地区，以及许多温带地区”。如果说艾约瑟和康德黎试图通过指出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个说法来缩短中国各地区的地理差异，那么其他不那么见多识广的西方人仅仅把中国看做是一个高度“一致”的帝国，全国各地的致病机制很可能都差不多。实际上，在19世纪末的中国，瘴气论被用作无限上纲的解释，持论者认为，既然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麻风病，包括北方，那么这些地方肯定是有瘴气的，中国总的说来肯定是个瘴气弥漫的热带国家。

麻风病是生活在烟瘴地区的特定的劣等人种的遗传病的这个观点，本应让中国人觉得不快，但讽刺的是，它却和明清时代，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的中国传统麻风观如出一辙。透过麻风病的病因学史，我们已了解不迟于16世纪它如何被重新解读为南方烟瘴地面的疾病，主要影响没有完全被汉文明教化的人民。此观点和西方流行的种族主义的推想互相呼应，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大有市场。1929年3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向省政府下达命令：“查吾国癞病发生初仅及于两广，续传于闽浙，渐入长江流域，而更有蔓延黄河以北之势。其危害之深，与其传播之广，实为疫病之尤。”调查令的目的是敦促各省开展全面调查，尤其是调查现有的麻风病院。实在发人深省的是，迟至1929年，中国的政治精英依然相信这样的陈词滥调，即麻风病起源于最南部的省份，中国其他地方的病例都是麻风病从“发源”地蔓延开来造成的。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传统认识的力量。这经久不衰的观点和西方关于种族退化的殖民话语相契合，部分地解释了为何中国精英没有对西方的观点提出任何挑战。

另一方面，在遗传问题上，受孕之时麻风“毒”就传给了胎儿的这个说法，早在明清时期的医学著作里已提到，在中国南方直至1930年代依然为人深信不疑。在广西南宁工作的医生李祖慰，1934年在一篇文章中根据日本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提出能说明孕妇子宫中有杆菌的证据，说明麻风病有可能通过遗传传染，反驳了大多数西方专家的理论。更有趣的是，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见，到了19世纪初，对遗传传染的信仰在中国南方已变得根深蒂固，人们相信它不仅有脉络可寻，而且一代代减弱，最后到了第四代就停止了。此观念虽不载于清代医书，19 世纪中期却似乎广泛流传于南方社会。

把这一关于遗传的通俗看法告诉外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广东医生黄宽。黄宽显然相当重视此看法，在其1873 年发自广州的报告中说，“麻风病人不和健康人通婚…麻风病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此疾的症状。一般说来，此疾逐代减轻，到了第三代，除了脸色比较苍白，麻风患者的后人已与常人无异。第四代已可以放心婚嫁，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只要婚姻局限于麻风病人之间，麻风病就呈自然消失之势。”显然，他所受的西方医学教育没有让他怀疑此看法的真实性以及在其家乡的落实。

其实早在 1840 年代，在华工作的西方医学传教士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看法。在 1842 年汇报澳门麻风病情的一篇文章中，合信写道，麻风病“据说在第三代身上变温和了，到第四代就消失了”，后来在 186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重申了这一点，但没有进一步评论。黄宽不仅仅记录了粤省的看法与实践，而且引起了西方医生对此看法的兴趣。法国医生 Durand- Fardel 在 1877 年于巴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逐字翻译了黄宽的报告，并评述曰“这是观察的结果”，虽然他发现其中有些观点难以接受。无论他或合信都不认为此看法稀奇古怪，都选择毫无保留地直录。而且，皇家医师协会 1867 年提交的关于麻风病的著名报告也叙述了这一观点。报告的作者根据驻香港和广州的医生寄回的报告，其中包括合信关于遗传致病说的报告，总结了关于遗传问题的调查：“在中国，据说麻风病在第三代身上就变温和了，第四代就消失了。因此之故，麻风病人通常只和那些病情程度一样的人通婚…然后人们认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不会染上麻风。”英国的作者们综合各种观察记录，然后心安理得地得出结论说：“几乎一致认为麻风通常有遗传性。”

此一态度很可能反映了19世纪欧洲人对麻风病的性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怀疑它并不是有普世性特点的特定疾病。对他们而言，他们在中国观察到的麻风病可能有它自己的特点，为中国人的体质与自然环境所特有。此种不确定性为在华的西方观察者和中国人对麻风病的不同解释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而且让中国人对麻风病的解释根本不必依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医学理论。相反，19世纪中晚期的医学传教士留意中国人对麻风的解释，像自然主义者和人类学者那样，带着应有的尊重忠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如我们所见，他们尤其支持和他们的观点相近的中国的瘴气致病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西方的麻风病观增强了麻风有遗传性，为特定地区和体质的人民所特有的观点。对中国人而言，南方人是主要的患者；而对西方人而言，所有中国人都是南方人。

但是，麻风病的遗传说没有使西方的医生相信麻风病逻辑上会仅发生在中国和在中国人身上。相反，华人污染了世界的观点越来越有说服力。甚至在 1873 年汉森发现了麻风杆菌，为传染说提供了一条有力的科学证据之前，华人移民早已被指控把病传到了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麻风病为中国人特有的疾病的看法到了 1870 年代初已根深蒂固，当时美国的舆论开始谴责华人移民把麻风病带到了美国。1871 年旧金山天花医院诊断出一名广州移民患有麻风病，1880 年代初此事被认定是中国麻风病人“入侵”美国的开始。虽然旧金山的公共卫生官员试图通过重申当时的主流医学解释即只有中国人会得麻风病，而且它只通过遗传传染，来平息公众的恐慌，但是人们依然歇斯底里。

夏威夷麻风疫情不断恶化的坏消息，使一些美国人确信华人移民正在将美国变为“麻风病人的国度”。实际上，在 19 世纪中期的夏威夷，麻风病通常被叫做“ma' i pake”，即“中国人的疾病”，人们认为在 1849 年华人移民开始踏上夏威夷群岛（Sandwich Islands）之前，当地没有这种病。一位叫做希勒布兰德的医生（Dr. Hillebrand）声称，他在 1853 年见到了他的第一个麻风病人。25 年之后，已知病例的百分比已高达 3.5%。美国的舆论显然已经淡忘，欧洲人移民北美的早期阶段，欧洲大陆各地的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移民把麻风病输入美国的病例。19世纪晚期宣称华人到来之前麻风病已存在于夏威夷的报告，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1916 年莫里茨医生（Dr. A. A. Mouritz）曾发表文章，说明 1820 年代美国传教士早已注意到麻风病，甚至这样资料翔实、关于夏威夷麻风病史的文章，似乎也没有消除对作为麻风携带者的华人移民的恐惧。

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认为是华人移民把麻风病带到了澳大利亚北部。已知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第一个麻风病人是名华人男子，1882有他患病的报告。”毫不奇怪，没有人研究像美洲那样 19 世纪之前欧洲移民已把麻风输入澳大利亚的可能性。所以后来从 1880 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白人逐渐把华人和麻风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开始限制华人移民并设置种族的防疫警戒线。

如前所述，不只中国感觉到了国际对麻风病传播的强烈抗议的影响，19世纪最强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国家日本，也是此种国际恐慌的牺牲品，因为麻风病的存在似乎说明日本还没有完全有资格成为现代文明国家阵营中的一员。和中国一样，20 世纪早期的日本媒体也宣传这样的观念：日本是“世界上麻风病最多的国家”，据估计有一百万麻风病人。作为一个殖民国家，日本也决心以美国建在菲律宾的麻风岛古岭岛为榜样，要消灭其殖民地“大东亚共荣圈”里的麻风病。同一时期，麻风病成了中国和日本意味着国耻的疾病。但是，20世纪早期，更强大、权力更集中的明治政府比中国的国民政府更有能力推行严刑峻法，把几乎所有的麻风病人隔离在像监狱一样的麻风院。通过此种做法，日本似乎向世界的其他国家说明了自己比其他亚洲国家文明、现代。

1873-1874 年汉森发现了麻风杆菌，证实了麻风的传染性之后，白人国家面对所谓“中国人”或“亚洲人”的疾病入侵时的歇斯底里变本加厉了。但是要到 1878 年，当在夏威夷工作的比利时著名传教士戴勉神父（Father Damien），在到麻风岛 5 年之后出现了麻风病的症状时，戏的高潮才开始。11 年后的 1889 年，戴勉神父去世，在各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麻风病的全球大流行似乎近在眼前。赖特的《麻风病：帝国的危险》也在这一年发表，它警告欧洲人注意再次染患麻风的危险。从 1870 年代开始对麻风病大流行日渐滋长的恐惧，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移民的指控。它至少是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一个原因，1888 年华人也受到了澳大利亚同样的排斥，甚至哥伦比亚政府亦在 1913 年考虑禁止中国移民入境，虽然实际上当时该国并没有中国移民。在所有的喧嚣中，最尖锐的或许是康德黎的声音，他是梅森的亲密工作伙伴，也以在香港的医学教育工作而著称，在那里他和学生——未来的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康德黎本人是位麻风病学家，在麻风病问题上撰述颇丰。在其著名的获奖报告“中国、印度支那、马来群岛和大洋洲的麻风病发生条件”（“Conditions under Which Leprosy Occurs in China, lndo-China Malaya, the Archipelago, and Oceania,1987) 中，他独挑华人苦力，认为他们是唯一需要为太平洋地区的麻风病大流行负责的人：“麻风不是太平洋任何地方本土的疾病，然而在麻风流行的三个中心肯定有某种共同因素。事实上唯一的共同因素——就是中国佬，他是有麻风病的。（斜体为康德黎所加）”他说，华人移民完全缺乏“庄重与清洁”，“源源不断的移民的罪恶之一是麻风病的传播”。在他看来，控制这个局面的唯一方法，“那就是驱逐或严格控制所有中国苦力”。换言之，在许多有麻风病的有色人种中，中国人是世界的主要污染者，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晚至 1948 年，孟买的印度政府雇佣的一个中国人因为发现有麻风病而被遣返回国，1949 年之前，英属香港的麻风病人也被遣送回广州。

把华人移民当做世界污染者的愈演愈烈的控诉，也是 1873-1874 年汉森发现了麻风杆菌后麻风病的传染说最终战胜了遗传说的结果。不过，“胜利”在几十年后才姗姗而来，而不是在此重要发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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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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