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新书速递 | 英国的新“普通”精英|上流社会|地主阶级|精英|群·学|英国

十一月

星期三

社会阶级再次成为大众想象中的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英国人意识到了阶级的存在，既对阶级感兴趣，也对阶级感到不安。

—— 《21世纪英国的社会阶级》

在21世纪初，非常富有的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再加上人们对上层人士薪酬螺旋式上升的担忧日益加剧，使对精英的社会学分析变得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警惕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种新的财富精英标志着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绅士阶级的回归，而这些阶级一直主宰着英国直到20世纪后期。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被著名的古老习语和贵族式的遗迹所迷惑。英国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的成功，以及将豪华住宅置于英国休闲惯习的核心的“展览情结”，体现了人们对地主阶级的持续迷恋。从《故园风雨后》到《唐顿庄园》等影视作品延续了“贵族”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通过罗兰爱思（Laura Ashley）、博柏利（Burberry）、亨特（Hunter）、巴伯尔（Barbour）和杰克威尔（Jack Wills）等品牌进行传播，仍然能够引领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传统的私立学校和富丽堂皇的宅邸仍然是许多英文小说写作的默认地点（最近的例子如J.K.罗琳、萨拉·沃特斯和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

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习语已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英国的特权组织了。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着重论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贵族阶级的惊人衰落。2013年，英国最富有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拥有土地和头衔，这与20世纪80年代相去甚远。即使是拥有伦敦市中心大片房产的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也很难排进前十名。

《唐顿庄园》剧照

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是这一古老贵族文化的最后一次爆发期。这是像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这样的社会学家能够将“上层阶级”描述为一种封闭的、有土地的精英的最后时刻。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于1979年上台执政，在其领导下，老旧制造业中心地带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这为有钱人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自信。这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富人行事低调，平等被视为一件好事。在20世纪70年代，不平等程度达到了最低点，与此同时，高收入者的税率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从80年代开始，炫耀财富有了新的合法性。80年代的核心文化主题是“斯隆游侠”（Sloane Ranger），这是营销顾问彼得·约克（Peter York）创造的一个习语，用来表示在一种新消费文化的核心中，“上流社会的”绅士审美观正在复兴。但正如约克指出的那样，这个习语很能说明问题，它吸引了那些渴望与贵族阶级产生同样身份认同感的有抱负的阶级——这并不是地主阶级自身的复兴。

我们当时描述的“斯隆文化”是一个相当隐秘的花园，既不是最显赫的富豪，也不是雄心勃勃的商业中产阶级，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某些人……当然，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大多是关于香槟酒杯、奢侈品牌、阿斯科特赛马会和时髦的名人马球。而“斯隆文化”逐渐成为人们试穿的一种身份，一种以品牌和行为代替信仰的身份。

回想过去，可知“斯隆游侠”这个习语实际上是在期待一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上流社会的”服饰能够被那些想要往上爬的外人所识别和获得。它代表着上流“品牌”的商品化，以及从旧的地主精英阶级中被分离出来。其原型正是戴安娜·斯宾塞（Lady Diana Spencer），1981年她与查尔斯王子结婚，嫁入了皇室。尽管她出身贵族，但她定义了一种新的“贵妇”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将自己定位在与固有权势集团的核心相对立的位置上。1997年，她的英年早逝引发了公众的哀悼，而这也是“上流社会”大众化的象征性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

戴安娜王妃

著名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于1954年在《文汇》杂志发表了一篇描述英国贵族语言模式晦涩难懂的文章，从而引发了公众骚动事件，我们可以通过将戴安娜事件与这一事件相比较，来理解这种以上流社会的审美观为代表的文化发生的新巨变。《文汇》杂志是一本当时新出版的月刊，为文学精英开设专栏，而这些文学精英的文章也照亮了战后英国经济紧缩的惨淡岁月。米特福德在这篇文章中创造了“U”（指代上层阶级，“upper class”）和“非U”之间的口音区别，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准则，将真正属于上流社会的人和那些只是想成为上流社会的人区分开来。这一阐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就像30年后对“斯隆游侠”的描述一样。人们使用“loo”（U口音）还是“toilet”（非U口音）成了争论的焦点，并在未来几年成为中产阶级晚宴上的话题。然而，这场争论的焦点是，除非你出生于那种语言本身所使用的社区中，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是“U”。这对女士们或先生们来说，让他们注意到这种隐性的种族隔离仍是不礼貌的。所以米特福德的朋友、小说家伊夫林·沃在他的《故园风雨后》中悲叹贵族社会的衰落，并指责米特福德关注“U”和“非U”口音之间的区别是缺乏品位的。

你对你那篇关于英国贵族的文章引起如此大的骚动感到惊讶吗？［……］在英国，阶级差别问题一直是一个比国家荣誉更能引起强烈感情的问题，会引发一种狂热但又非常私密的辩论。所以，当你把他们公之于众时，当然会使每个人都在谈论，当然专栏作家也会引用你的话去纠正你［……］圆滑世故能够抑制住你吗？你的朋友焦急地问。有些话题过于私密，并不适合印刷。阶级难道不是一个吗？

在1954年，真正有礼貌的人是不会谈论阶级的。南希·米特福德是贵族的后裔，如果她是一个新贵社会学家，或是一个社会主义鼓动者，那么大肆宣扬阶级问题就算不能被原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只会让人觉得很不爽（这是另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但（米特福德作为）一位贵族后裔的女士应该知道得更多吗？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人反对营销顾问为大众消费打造不同版本的“上流社会”。但事已至此，贵族阶级知道，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已不足以对抗上流社会的庸俗化。就像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在他2012年获得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的系列纪录片《微小差异的虚荣心》中所展现的那样，象征性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

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看着那头穿着破旧花呢皮的老贵族牡鹿被税收、社会变革、汽车保养和燃油费这只狗所追捕。这些过去拥有土地的人正在消失。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正如彼得·约克（Peter York）在2015年写道的那样：“斯隆风格已经过时了。这里的口音、语言、着装规范、‘迷你豪宅’的室内风格都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斯隆似乎是过时的和不专业的——它只存在于理查德·柯蒂斯浪漫喜剧的魔幻世界里，存在于伦敦这个高消费的新世界里。”

到了21世纪初，旧贵族、地主、上层阶级都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坚持这一点，考虑到人们不幸倾向于回归“建制派”的观点是英国社会和治理的核心特征。“建制派”这个词由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创造，并在1955年被记者亨利·费尔利（Henry Fairlie）采用，以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规则是通过与上层阶级的联系（例如在精英学校、俱乐部和机构中所建立的联系）来被“社交化”地执行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概念变得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左翼批评家中，他们强调英国“现代化”的失败是由于旧贵族精英的控制。然而，“建制派”这个概念一直以来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更多的是一种手段，让社会地位上升的批判知识分子通过抨击它来定义自己的资格。它最近的复兴是不幸的。

我们认为，要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当今的财富精英，就必须摒弃旧的贵族上层阶级和“建制派”的概念。这种方法还涉及对那些认为“富裕工人”（向上流动的和“充满活力”的商业精英阶级）的成功是相对简单的媒体刻板印象提出质疑。获得最富裕职位的机会远非公平的，而且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加剧。因此，像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艾伦·休格（Alan Sugar）和菲利普·格林（Philip Green）这样的白手起家、干劲十足的商人，也应该被视为某种神话人物。这些人通过娴熟而充满活力的商业领导能力，成功地收购和出售了处于消费者需求前沿的企业。尽管这些数据的来源通过电视屏幕上放映的《飞黄腾达》《龙穴》等形象被放大了，但这远远不是英国社会顶层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的准确写照。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微妙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批评银行家和金融家通过间接转化获得的财富，他们掌握了巨额的奖金和红利，利用税收减免政策，或从公共部门私有化或从解除管制中赚取暴利。对奖金的道德恐慌、收购和企业掠夺的文化，以及被历届政府提供的税收减免政策吸引到伦敦的“非定居”富人的重要性，都助长了这种民粹主义情绪。有一种危险是，我们的注意力会因此而分散，变得更加关注顶层“1%”的人，而非数量远超顶层“1%”的“普通富人”。当然，我们毫不怀疑，近几十年来，“超级富豪”是经济变革的主要受益者，他们需要广泛的公众监督。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拓展我们的视野。

在这个思路上，我们还借鉴了另外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布迪厄阐述的“权力场域”概念。并非像“建制派”那样把社会上层看作一个连贯的、有凝聚力的群体，布迪厄认为，这是一个来自不同行业和职业（如金融、政治、法律和新闻界）的最有权势和资源充足的代理人之间内部争辩的场景。重要的是，这强调了强大的团体并不一定将自己视为一股团结的或有凝聚力的力量，但在争夺影响力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内在差异。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注意到高层之间的分化和团结。

第二个是皮凯蒂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发展趋势正在导致财富精英的复苏，这与19世纪“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贵族时代的情况颇为相似。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非常富有的人已从他们资产的稳定积累中获得了回报，尤其是在英国（通过住房资产和储蓄的积累）。他对食利者（rentier）的潜在收入尤其感兴趣，即中等富裕的人和非常富裕的人可以指望稳定地积累经济资本，且通常是通过不起眼的方式。二套房的兴起以及买房出租，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尽管皮凯蒂关注的是超级富豪，但他也提到了那些做得非常好的“普通”精英的重要性，即使他们并没有处于财富的顶峰。

根据这些论据，我们指出了“普通”财富精英的重要性，他们现在构成了英国人口中的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人口的6%，那么他们就超过了100万人。即使是这样一个相对庞大的精英群体，也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大的优势。他们的平均家庭收入（税后和扣除其他）为8.9万英镑，几乎是老牌中产阶级的两倍，而且他们的住房平均价值为32.5万英镑，也远高于其他阶级。他们的平均储蓄为14.2万英镑，也非常高，是其他阶级的两倍多。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富有的阶级，与其他六个阶级的区别在于其显著的经济优势。这是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阶级，经济富裕程度极高。但它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征。

（节选自《21世纪英国的社会阶级》，略有删减。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书籍简介

21世纪英国的社会阶级

[英]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 等著

袁博等译

2021年10月出版/89.0元

ISBN 978-7-5201-8271-3

内容简介

为何社会阶级在当下的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阶级的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对社会流动和不平等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英国阶级大调查的分析显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划分21世纪英国社会阶级的三种资本类型，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关键不在于个体在某一时刻拥有多少资本，而在于这样的资本在长期持有的过程中给个体带来了多少累加性优势，从而使其区别于其他社会阶级。本书全景展示了21世纪英国的教育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解释了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水平如何重构英国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流动，并导致顶层精英阶层和底层不稳定无产者的阶级分化，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消亡。

作者简介

[英]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国际不平等研究所联合主任，被国际公认为社会阶级研究领域的权威，出版《1940年以来的英国身份认同与社会变迁》等著作。他与参与英国阶级大调查的社会学专家团队合作撰写了本书，这些专家包括尼尔·坎宁安、菲奥娜·迪瓦恩、萨姆·弗里德曼、丹尼尔·劳里斯顿、丽莎·麦肯齐、安德鲁·迈尔斯、海伦妮·斯尼和保罗·韦克林。

主要译者简介

袁博，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等。

书籍目录

导言英国阶级大调查与当今的阶级回归

第一部分社会阶级的历史

第1章争夺阶级边界：区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第二部分资本、积累与社会阶级

第2章积累经济资本

第3章高雅和新兴文化资本

第4章社会资本：网络与个人关系纽带

第5章阶级新面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

第三部分社会流动、教育与地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