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

徽州文书的存世量很可观,据学者统计有三四十万件,甚至认为达到百万件之多。作为我国存世量最大的地方性文书,徽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就是要利用、解读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中有一部分是社会机构或组织制作的,绝大部分则属于私人日常事务中留下的文字记载,虽具有程式化特点,但是反映的是生活的日常性。因此,概言之,徽州文书属于民间文书,其最大特点是具有民间性,“即其来源的民间性和其内容反映的是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基于对徽州文书特点这样的认识,我觉得徽州文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资料。对于徽州文书总体价值如此判断,需要对“日常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借助更有内涵、更清晰的概念分析工具作为方法论,实现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发挥徽州文书学术价值的最大化。

一、引入日常生活的概念全面认识徽州文书

以往利用徽州文书旳徽学研究成果也有不少日常生活的内容,但是往往从民俗、乡例去认识,很狭义地归结为衣食住行。也有学者专门探讨了徽州日常生活,但数量较少,有必要更自觉地使用“日常生活”的概念利用徽州文书。

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解,首先来自哲学的思考。经典性的看法为匈牙利学者赫勒所著《日常生活》中的观点:实践自觉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日常生活即为人类的“类本质活动”自在性,给定性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特点,而在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思维与实践中,人们不仅实现着自身的个体再生产,同时也实现着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在此基础上,我国有学者认为日常消费、交往、观念活动构成日常生活世界,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人类发达形态的社会结构的“潜基础结构”,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图样。并为日常生活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

海外的日常生活史学者认为,在现实的生活中,个人与“结构”“制度”之类“庞然大物”相距甚远,而家庭成员、邻里乡亲甚至谈话伙伴却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日常生活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外在世界的。”*

国内的学者也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现状不满意,黄正建认为:“虽然我们也有关于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们都是孤立的、个别的、零散的。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风俗、文物、科技、历史、地理等各种角度来研究它们,却恰恰很少将它们作为‘日常生活’来研究。这些研究又大多以‘物’为中心,其中没有‘人’的‘生活’痕迹。”*他还指出了日常生活史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其实黄先生的说法也大致符合徽州社会生活的研究状况。

确实,我们应开阔视野,从发展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罗威廉谈到美国清史研究,指出其中“重要的工作是对环境、物质和可视性的强调。越来越多的论著研究历史上人类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建筑环境之间的互动。我们对物质和可视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食物和吃饭的方式也已经被当作历史事实来阐述。在迅速成长的关于中国出版史的子领域中,很多充满洞见的研究表明,在帝制中国晚期,出版文化的出现没有代替口传文化,而是与之形成互动。通过这些研究以及其他研究,世俗的日常生活也成为清史研究的主题”*。可见作为“清史研究的主题”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包括了人类与生态环境、物质和视觉文化、食物和吃饭的方式、出版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我们看到了“文化史革命”的深刻影响。

我列举两部海外的日常生活史著作,以便了解其研究构架。德国学者汉斯-维尔纳·格茨著有《欧洲中世纪生活》(1986年德文初版),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人的日常生活史,“它对所有社会阶层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私人领域’都感兴趣,不仅是想要了解谁、什么对历史起了作用,而且还想知道历史是如何对人施加影响的,以及他是如何接受它的”*。该书分为6章,分别探讨了中世纪日常生活的条件、家庭、修道院和修道士生活、领主制中的农民生活、骑士和宫廷生活、城市和市民,各章主要阐述的是日常生活的条件,即当时的机构、所属的生活空间、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日常生活的过程等四项内容,形成了该书的叙述结构,概述了机制、生活空间、生活于其中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该书较好处理了制度与生活的关系。法国学者罗贝尔·福西耶所著《这些中世纪的人: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一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裸体的人、生命的各个阶段、自然、动物探讨了人和世界,第二部分从人和他人、认知、灵魂讨论了人类自身。结合生态探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该书的最大特色。*

徽州文书能否反映上述类似的日常生活史呢?

二、以往利用徽州文书的生活史研究

徽州文书中有大量有关田地买卖租赁的契约,从中可以探讨租佃关系。以往佃仆制受到重视,有大量研究成果,然而多是从土地关系的角度研究。章有义先生指出,主仆关系和应役义务的形成,大都不是以租佃关系即土地关系为前提的,沦于奴仆地位是由于“如寄住庄屋、借山葬坟、入赘婢女(包括庄仆寡妇)、借债以及家仆分爨分居,等等,无非是生活领域的债务关系”*,可见从生活领域观察问题的重要性。周绍泉先生注意到佃仆家庭的生活状况,他利用胡姓农民家族从成化到崇祯年间的36张契约文书,探讨了胡姓家族的世系、沦为佃仆的过程以及该家族的经济状况。*这项研究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领域。

分家文书是探讨家族史的重要资料,涉及经济活动尤多。王振忠教授通过分析清代前期一份徽州农民的分家书,指出清代的徽州是一个纷繁复杂,即使是面对面办事也需要大量文字的社会。在民间,兄弟之间的分家可谓锱铢必较,即使是很小的财物,产权都需要明细的规定,一旦发生转让,均须以契约的形式加以确认,这显然与徽州社会作为商贾之乡浓厚的契约意识有关。在徽州,契约意识与商业发展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动。徽州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商贾之乡,并非偶然的巧合。*

信札对于了解人际关系十分有效,商人的信札呈现了他们的生活。陈智超先生所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后,学者对此有效利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许敏从明代后期商贾文人化(这里指商贾及其子弟,努力学习并塑造自己的文人文化品格与行为,如作诗、结社、文游及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层面,讨论商人与文人关系,增进对当时商人以及商贾队伍的变化与晚明商业、社会文化等的关系的认识。*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主要通过徽商方氏亲友信札说明徽商的艺术品赞助、收藏与经营交易活动,充分肯定了徽商在艺术赞助领域的独特历史贡献,较早完整而鲜明地指出“明末清初徽商在艺术品领域的投资,是徽商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等重要论说,纠正了以往“徽商的收藏活动仅仅是‘附庸风雅’而已”的看法。*

徽州商人名闻天下,以往的研究多从商业资本看商人,对于徽商生活的关注较少。王振忠强调徽州文书对于研究徽商的重要性,他说,徽州文书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徽州人在盐业、典当、钱庄、布业、木业、制墨、榨油和粮食业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商业文书,可以研究徽商的经营文化。他利用信函资料论述了上海徽帮商人学徒的生活,涉及婚姻选择以及婚事的消费等。*

徽州文书中有称为“婚书”的卖身文书*,以往多从人口买卖与主仆经济关系角度讨论,其实可以反映社会下层的婚姻状况,弥补婚姻史研究偏重士大夫与社会上层的情形。有学者通过对徽州婚书、入赘文书和明代歙南吴氏族谱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得出在这些非正常的婚姻中有着广泛的身份下降和再婚尤其是女性再婚的特点。还指出,卖身者在承担服役义务的同时也被给予了婚配的预期,这样就有了婚配的可能。通过多种多样的灵活性的两性结合,被卖者获得了婚配。这种卖身和婚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存在着生存压力,以及因性别失衡和婚龄女性缺乏所引起的性别紧张。通过这种卖身和婚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存压力和性别紧张。*

民间信仰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来,徽州民间有前往九华山和齐云山朝山进香习俗,俗称“朝九华”和“上齐云”,并融为一体的“华云进香”活动。王振忠对此进行研究,从民众的信仰生活、僧俗关系以及村落会组织的运作考察,为探讨地方社会与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他认为:“具体而微的徽州民间文献,可以从史料的角度‘较近距离’地窥见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侧面,考察一地社会经济、文化、民间信仰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展示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图景。”*科仪书、会社簿等徽州文书也是探讨民众信仰生活的资料。陶明选所著《明清以来徽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利用丰富的徽州文书等资料,细致考辨了徽州张王、太子及相关诸神的源流,分析宗族对待内神与外神的态度,还从会社、戏剧和建筑等角度透视徽州民间信仰。

日用类书分门别类记载日常生活的常识,是探讨日常生活绝佳的史料。王振忠教授以为,遗存民间的村落日用类书稿本或抄本,才是真正反映某一区域民间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更为接近民间社会生活的实态。他主要利用《目录十六条》这本以村落为中心抄录、编辑而成的村落日用类书,结合其他相关的文献史料,对日用类书在村落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的情境作具体的揭示,以期了解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信仰以及集体心态*,有力地呈现出清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

排日账是一种近似日记的文献,近年来引起学者的关注,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黄志繁、邵鸿认为排日账大多是私塾学生所写,是一种日记性文字,内容多是逐日记载家庭主要成员(多为男性)的活动。写排日账在清末民初的婺源县非常普遍,从对5本排日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各家庭家长的身份,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活动时间分配,小农家庭经济构成百分比,家庭生产活动概况及家庭主要成员外出活动天数等,有助于真切了解当时徽州小农的生活状况。王振忠指出,徽州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赋之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应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他利用婺源冷水亭村《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结合实地考察,勾勒了20世纪初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刘永华利用的也是婺源的排日账,探讨了传统社会经济格局下徽州农户的生活空间特征,随着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生活空间发生的变化。*可见排日账主要发现于清代婺源,借此文献可以探讨农户以生计模式为主的日常行事以及晚清的生活变迁。账本等民间文书结合田野调查对于认识村落的日常生活是有效的。*

利用徽州文书研究日常生活史,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大量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还是属于少数。特别是自觉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也还是近些年来的事情,主要反映在日用类书与排日账的研究方面。我们还需要倡导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徽州文书在这方面的利用可能走多远呢?

三、徽州文书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未来性

徽州文书特别是契约、合同的大量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徽州是“契约社会”。显然这是与西方近代契约精神下的社会不同的,如何把握却也绝非易事。唐宋变革的探讨对于认识中古与近世社会变迁十分有益,从生活层面观察社会关系成为必要。美国学者韩森的《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利用了民间契约,内容分为官府勉强承认私契、官府承认契约、官府征收契税时期、蒙古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契约、买地券、阴间的法司、阴阳两界的法司等部分,抓住中国古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中古时代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这项研究呈现的是我们很少看到的“生活世界”。民间借贷的流行,也反映了社会关系,法国学者童丕的《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探讨古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借贷问题,主要论述粮食借贷、织物借贷以及借贷条件的演变,被认为是“不仅得以重视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而且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著作很值得借鉴,有助于重新利用民间文书。*

我们应当改变徽州文书的整理、利用方式,探讨新的研究路径。注意保持生活单位的完整性,是利用徽州文书的必要条件。以往徽州文书往往被打乱、拆散,研究中难以建立有效的联系性,难以读通、读懂。因此,如能保证文书的家族、村落的完整性,才可以进行“整体研究”,有限呈现出生活内容。王振忠发现、利用“歙县里东山罗氏文书”以求揭示山村社会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特别是刘伯山主编的五辑《徽州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5、2006、2009、2011、2015年推出),强调文书的归户性,《编辑体例》说:“凡知道其收集和发现时间、过程,皆以发现批次为单位,注明寻获记。归户文书不作分类,以户为单位编排。”第一辑收录的16个家族文书,记录了这些家族的各种活动,对其进行综合探讨,就会深化家族史的研究,也会加深对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的理解。如《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共有300多份,最早的是明天启四年的,迟的是民国后期,举凡买卖租典契约、合同公约、收借条、分书遗嘱、账单账册等等皆有,内容丰富,许多文书是连续有关联的,便于研究。第二辑也以这种归户家族文书为主。第三辑的文书很多样化,可以进行多种研究,如收录民国十八年二月王福祥立流水《日就月将》,其实属于排日账类文书。光绪三十年九月立婺源李氏《清明簿》、清道光年间休宁西乡家庭节庆礼食记事册,是研究节日与饮食的文献。还有4种书信资料:清末民初旅武汉徽商书信摘抄、清末民初黟县卢氏家书汇抄、民国癸丑年祁门《摘信便考》、民国三十六年元旦黟县吴良鉴书信类抄。民间文学类资料不少,有民歌、曲本、筷戏。还有3种结婚时撒账歌文书。此外,还有方言、字汇、药方等资料,真是琳琅满目。第五辑首次大量收入关于新安医学方面的典籍文书,继续收入了三册乡村都图字号。在文书收集整理的同时,主编刘伯山先生还进行了田野调查,将所获得的口碑资料与文献资料进行多重互补与印证。五辑《徽州文书》所载文书数量繁多,种类丰富,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已有周致元先生利用第二辑收录的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流水日志》,从一个徽商家庭在光绪二十年前后数年间的日常生活支出详细记录,探讨消费问题,得知日常消费品中大量使用机器生产品。*在新的文书发现利用方面,王振忠先生已着先鞭,所著《明清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将徽州文书研究从以往狭义的契约文书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的探讨,值得借鉴。

徽州文书种类繁多,学者尝试了多种分类,如何利用已有的分类认识又不为分类所限,或许是研究者应当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徽州文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者已经尝试从新的视野把握契约文书。如安徽博物馆的刘和惠先生就指出,明清徽州民间契约“内容相当广泛,不仅提供了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等经济领域方面的资料,还有社会行为、观念规范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关系社会史、文化史,以及民俗史。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藏”*。他从社会史的角度将明代徽州农村社会契约归纳为9类:(1)遗产授受;(2)地缘关系;(3)共业关系;(4)主佃纠纷;(5)侵权与赔偿;(6)宗法关系;(7)里甲赔累与勒索;(8)文会;(9)身份改变。较早进行徽州文书分类的还有周绍泉先生,他将徽州文书分为8类:(1)土地文书;(2)赋役文书;(3)商业文书;(4)宗族文书;(5)科举、官吏铨选和教育文书;(6)社会文书;(7)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文书;(8)官府案卷、档册、公文。*专门进行分类工作的是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黄山书社,2000年),将徽州文书分为9类:(1)土地关系与财产关系文书;(2)赋役文书;(3)商业文书;(4)宗族文书;(5)官府文书;(6)教育与科举文书;(7)会社文书;(8)社会关系文书;(9)其他。《徽州文书类目》的分类如除去“其他”不好归类的部分,也是8类,周、王二先生依据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徽州文书,分类也很相似。更加简便接近生活史的是后来俞乃华的分类,他将徽州文书分为6类:(1)反映土地财产关系的各类契约、合同;(2)反映赋役情况的鱼鳞图册、土地归户册、收租簿及各种赋税凭证;(3)反映商业经济活动的信件、账簿、税照、会书等;(4)反映社会活动的各类官文、诉讼、教育等文书;(5)反映宗族社会实态的家乘、族规、祭祀、阄书;(6)反映民间生活和民俗风情的文字记录。*如果再将这前2类归并为土地赋役农业类,可成为5类。

这5类徽州文书,可以从新的日常生活的视野看待。如可以从“三农”的角度特别是农民、农村的角度利用文书,将农业理解为农民的生活并关注农民的生活空间。商业文书,也应作为商人生活的产物看待。当然也不应当将农商割裂开来看问题,探讨二者的关系也很重要。诉讼、教育在徽州社会活动中也很重要,徽州文化发达离不开教育;诉讼文书的大量存在,说明需要进一步认识徽州人的法生活史。宗族研究方兴未艾,学者多从社会制度与宗族建设角度探讨,还需要研究宗族生活史。至于民间生活和民俗风情,更需要从日常性来看问题。

事实上,我们应当从日常生活的视野重新认识徽州文书的分类与价值,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如文书是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离不开时间性,特别是许多会社更是围绕神诞等时间节点进行,引入“社会时间”的概念进入生活领域,将是有效的。这方面,时空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值得借鉴。

日常生活的研究题目往往较小,属于微观研究。英国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认为,“小”主题“日常生活”的关注,是新社会史的一种主流发展。如身体史论著是从另一种视角体现大主题。“为了理解一些大的过程,有时你必须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大和小之间存在着许多联系,但这里关键是你从‘小’入手是为了寻求‘大’的问题或主题的运作方式。”*并认为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以某种方式对琐碎生活细节的关注,可以说是见微知著。

总而言之,讨论徽州文书的日常生活史价值,重要的是转变研究理念,重新看待文献。这就是要将探讨、利用文书本身的文献利用,转变为探讨制作、利用文书并受文书影响的人的历史研究,实现研究对象从物到人的转变,从而活化徽州文书的研究利用,这是徽州文书研究理念的根本转变。面对文书这一文献形式,还应从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甚至收藏史的角度观察思考,或许可以发现新的研究天地。与此配合,需要引进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式,结合徽州生态的认识,进入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三生”一体研究,相信如此会使徽州文书焕发出新的价值光芒。

本文节选自《日常生活的历史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常建华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