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诸暨市戴思恭康养研究院 田渭法

我于1973年开始学医，这时候知道有个叫戴原礼的名医。因为他在一古方中要放一勺“糖”而书上印出来却是“锡”，戴氏不耻探究，终于发现是书本印错了。说明戴氏还是个做学问的专家。后来才知道戴氏是诸暨人，而1987年开始主编《诸县卫生志》和《诸暨县志》卫生篇时，开始了拜读和研究《戴氏家谱》和戴思恭其人。至今，研究工作断断续续已有30多年，有几个光点，但也有无奈和不足，现在真诚地告诉读者。

一、发现、发掘戴氏医学文化，要有耐心、专心、恒心，但有时也靠“凑”。自1967年马剑乡的行政管理归属诸暨以来，发现和发掘工作以查找到戴思恭墓址、墓碑为最，这为研究戴氏医学文化树立了里程碑。

1987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暮秋日子，我和毛培镐、徐荣华等 6 人来到马剑村。我们约好在戴氏第 37 世后裔戴关荣医师家落脚。人一到还没来得及喝口水，戴氏后代就捧出了一箱由民国37 年编修的戴氏家谱线装本。

二十多卷家谱查考一个上午不甚了了。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九灵山脚戴士尧的墓地。墓碑清晰可见，写着：戴仲积公墓，咸丰年立。 戴思恭（字原礼），是儒家子弟，年幼时，他随父学医千义乌名医朱丹溪，据明史《方技》篇所载 ：朱丹溪“ 爱思恭才敏＂，故“ 尽以医术授之“。而其父又言传身教，故使之最后成为 一位 ”重德精技 ”的“ 仁义”医生。

明史《宋濂集》记载 ：洪武年间，朱元璋征戴思恭为皇室御医， 并“擢为迪功郎”。他为太祖治过病，为燕王治过蛔虫症 ，为晋王治过疾，为妃子治过胆囊炎，医术惊人，医德优良，满誉京外。然而民间传说更为他增添了医术高超的色彩。传说戴思恭冒着生命危险接治了马皇后的“跨马痛＂。他采用的外科疗法，是用一只桶放上麦粉， 先叫皇后坐下，桶中麦粉呈现出凹陷，他在凹陷处固定尖刀一把， 然后再施上麦粉，请皇后下坐。脓肿被刺破，皇后昏厥。太祖立即把思恭拘了起来。思恭说 ：“ 此乃昏晕，一刻即醒。”果不其然，皇后醒来了， 轻松了。为此，朱元璋亲送思恭像一个，在右肩上画上一只龙手，落款按着皇上的玉玺。永乐元年，建文称帝时，擢戴思恭为“奉政大夫、大医院使", 官至正三品。现在只剩下戴思恭的墓址及其“ 墓碑” 的悬案了。家谱云 ：“ 永乐乙酉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 奉政大夫太医院使戴公卒。”其孙子戴绍于“十二月十七日薄葬于独秀山冈＂。然而文人的记载和后辈们的说法却不一致。村里人说，只有独山而无独秀山。我们存疑百遍，一致断定：独山就是独秀山。

独秀山离村5里路。汽车开到方口村，再也上不去了。带路人把我们领到独山，过冈落坳，我们来到坟地。我们万分高兴地拍了照片， 悠悠然下山来， 路上忽遇方口村民方炳松，见到我们连连呼喊 ：“ 那不是戴思恭墓，他墓在我父母的墓旁边。”

我们愣了，又随他上了山，在一涧流水旁的山坡上，找到戴思恭墓址， 但已什么也没有了。据方炳松说，这儿风水好，是个“金狗头”。他还说“ 四清” 时，工作队人员和村民曾上冈大动干戈 ，挖走了百余块石板。这些石板造了猪舍、瓦房。

“ 那么，当时掏起来的石板有字吗？“我急问。

他肯定地说：“多数没字，只有两块有字。我带你们找去！”

来到方口村首。在一小溪旁， 他指着一块洗衣石板说：“ 这是一块！”我们一看，这是一块顶呱呱的清水石板。然而它的面你磨我擦，表面密匝匝的小字已经磨平了， 只边缘剩下几个字，凭此难断定这是戴公的墓碑。我们要求看第二块石板。方炳松把我们带到张金山家。管家的老太太听说我们的来历，噘着瘪嘴连连阻止我们。这时张金山从地头回来。他是一位二十挂零、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说他家的猪舍下面确有一块石板，有好大的字。我和毛培镐、徐荣华大为激动，递烟陪话，请他帮忙。

他把我们领入黑漆漆的猪舍，用手扒去猪屎，血气方刚的徐荣华抡起锄头就掘，石板终于露出大半。手电照亮，但只见黑乎乎的一片。毛培镐大声说：“用水泼！”水哗地泼下去，石板现出一个篆字“ 医＂。再用板刷子细细刷过，水冲过，这才见石碑上镌刻着“ 奉政大夫太医院使戴公扩志”。这就是现在存放在诸暨博物馆的那块石板。

戴思恭时代到现在有近六百个年头了。由于戴绍为祖父举行的是

“ 薄葬“，故人们一直不知道戴思恭的坟地在何方。新中国成立以来，上面下来的考古队及浦江、诸暨两地派人马一批又一批 ， 终考不出个所以然，而今，它终于被我们“凑凑着”查考出来了。我们在《中华医史杂志》、《浙江中医杂志》等刊发表了有关戴思恭研究论文十多篇。报纸、杂志一刊，惊动了省，惊动了北京。北京《中华医史杂志》负责人陆肇基亲自到诸暨卫生局了解情况。1988年，浙江省中医医史年会也在诸暨召开。

二、其实戴氏家族最早行医为第十四世孙，而至第十七世尤其是第十八世为戴氏家族行医的鼎盛时代。

戴氏宗谱记载了自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至民国36年(1947) 1390年间的家族史,其行医史自第十四世开始至第二十九世共7世11人。其中十四世1人,十五世2人,十七世2人,十八世3人,二十二世1人,二十八世1人,二十九世1人,现按顺序排列如下：

第十四世，仲二府君长子，戴锐,，“博古明理，兼攻岐黄书，任本县医学提领，屡收治人之效，多怀其惠"。

第十五世，正八府君长子，戴清，字希夷，“学问赅博，长于词赋，当时作者推巨擘焉。元授庆元路昌国州医学学录，有纪行诗集藏于家”。

第十五世，正十府君子，戴泳，字仲游，“明濂洛性理之学，与柳文肃公、吴贞文公为文字交矩范具焉，旁通医学，任本县医学学录，以儒饰医，其道大显"。

第十七世，景和府君长子，戴士垚，字仲积，以母夫人不起于疾而攻医。悉取素难等书读之，复奉币彦修，以质其疑问，尽得金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不数年，名动吴越间，有不远数百里来迎者。士垚以脉证形色，定人生死，治不治辄先喻日期，百不失。

第十七世，景和府君次子，戴士彦，又名戴良，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元至正间……与宋濂、郑柏同受业柳文肃先生"，“以文章鸣东南，任奉训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善医，著有《春秋经传考》、《九灵山房集》和《陶诗集》。元之后,隐居四明，明洪武十五年，,被太祖召之南京，以老病辞官不要，下狱卒"。

第十八世，信一府君长子，戴思恭，字原礼，号肃斋，“受业丹溪朱震亨，得许文懿公道学相传之绪，于医尤臻其妙，仕至太医院使，晚年乞归田里，终于家，御制祭文备至”。

第十八世，信一府君次子，戴思温，字原直，"洪武时人，少尝以医求出游吴楚，东沿淮泗至齐鲁，往来公卿闭虚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胜数，其志高而气威......士大夫不徒其术之精，而钦其德之进，方孝孺作《益斋记》美之”。

第十八世，九灵府君次子，戴思乐，字和之， "儒医之学并得家传，才名与兄相拮，洪武间任本县医学训科，时与兄礼称为二妙，尤好施予病家，或有报赠，一无所受”。

第二十二世，斋心府君次子，戴均，号卓亭， "精医学，工书法，为人和易”。

第二十八世，一明府君三子，戴士荣，字允锡，“明敏颖悟，专精医术”。

第二十九世，士荣府长子，戴凤山，“精于医者也，精究素难内经灵枢之学，而存心济物，以之应世，辄有奇效”。

三、第十七、十八世医学崛起之原因。也就说为什么戴思恭能当上御医任太医院使呢？

从戴氏家族行医史中可以看出，其行医之声望、地位均以第十七、十八世戴思恭父子为最，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1.庸医误治，家母病故，导致了第十七世戴士垚步入岐黄之路。戴士垚，因“母病久不疗，凡医之知名者，迎致殆遍，所用药饵,大抵皆附子、灵砂之属。治益勤,病益剧。后遇义乌朱彦修,始知其药之非,图改治,而母病不可为矣!士垚痛迫于心。旦暮号泣,几不能终丧。既而日:吾母不可复作,而他人之有亲也。医复持之杀之,其祸不亦惨乎。乃悉取素难灵枢、甲乙、太素等书读之,复奉币彦修,以质其疑问"。从此士垚便开始步入歧黄生涯。思恭弱冠,即随父拜朱丹溪为师,亦入医门。

2.灾祸、瘟疫、战乱坚定了第十七、十八世步入歧黄之路的决心。戴思恭生于元·泰定甲子年,即公元1324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大旱、瘟疫、地震、战乱不断出现。据《诸暨县志》记载: "元·元统元年(1333),大旱,从正月到七月无雨"。元·至正十四年十二月,"绍兴路地震”。据《义乌卫生志》记载:元·至正甲申, “邑间痘疮不越一家,幼童死者百余”。据诸暨、义乌、浦江三县县志所载,从元·至正十九年始,朱元璋、胡大海在诸暨(亦称诸暨州或诸全州)的牌头、安华与元将张士诚、吕珍等大摆战场,历时10年。灾祸、瘟疫与战乱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为解救民众痛疾,也造成医生的相应增加,于是义乌朱丹溪40岁后为医,戴氏家族第十七世戴士班中年攻习岐黄,戴良做学问又行医,第十八世戴思恭、戴思温弱冠即拜师学医。

3.儒医和儒家、文学家们的广泛接触,为切磋医术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又提高了儒医们的名望。在《戴氏宗谱》“传志行状”和“文辞”中,发现了元末明初文学家大量记述戴氏第十七世、第十八世的文章,其中有“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所撰的《戴仲积公墓志铭》、《送戴原礼还浦阳序》、《题朱彦修遗墨后》等6篇;翰林侍讲方孝孺的《戴原直基志铭》等2篇,杨维桢的《听雪斋记》 2篇;翰林院检讨官王汝玉为戴思恭所撰的《传志行状》1篇:文林郎监察御史曹昌所撰的《戴思恭墓志铭》1篇:御史中丞刘基的《送戴原礼还金华》 1篇;戴良在《九灵山房集》中还撰了《丹溪翁传》。总之, 《戴氏宗谱》中有皇家、高管、儒家、名家、文学家所载的文章达70篇之多。这些名人都曾与戴氏第十七世和第十八世为密友。儒家中有相当多的善医者,因此两者广泛密切地接触使医家们增长了见识,而儒家为医家所撰的推颂文章,又大大提高了医家们的声望。

4.元末的诸暨战场,为戴思恭进应天府皇室创造了条件。戴思恭进京,固然有其医术精、医德高尚的一面,但一定程度上也与朱元璋在诸暨驻防数年有关。元末明初,战乱不断,时值戴思恭而立之年,正是做学问、精医术的大好时机。于是，当朱元璋在南京一坐龙廷之后，除亲召宋濂、刘基、方孝孺、戴良、杨维桢等浙江文人外，也先后征召了儒医戴思恭和另一位诸暨名医石逵，以致最后使戴思恭成为奉政大夫、太医院使和皇上亲命的“仁义”人，其父戴士垚也被朝廷追赠为太医院使。（王国灿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