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丈夫后，她们都在「救」她|家暴|性侵|李彦|法官|郭建梅

文章之前，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你看到一名女性被丈夫长期家暴，并在一次反抗中意外致死丈夫，你觉得这名女性有罪吗？

近日人物的一篇专访《「杀夫案」背后，两个女律师的辩词》，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她叫徐秋云，一名农村女性。在一次反抗中意外致死丈夫后，有律师跟她说，她很可能要面临非常严重的刑事处罚，甚至会被判处无期。看守所其他被羁押的人也跟她说，人都死了，你牢底都要坐穿。

那一刻，徐秋云觉得人生已经完了。

信息来源《人物》专访

然而，就在她孤立无援之际，有两位女性律师（龙亭伊律师和刘书屏律师）决定为徐秋云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在案件审理的半年里，从夏到冬，她们需要数次去看守所会见徐秋云，与她的恐惧、无奈共情。在看守所和法庭，她们陪着徐秋云落泪，仔细研读卷宗的每一个细节，积极辩护。

信息来源《人物》专访

最后，徐秋云从一审被认定「故意伤害罪」，到最终被认定「防卫过当」，从判3年到改判缓刑，得以回家。

可以说，两位女律师用强大的专业能力和共情能力，帮助一位无助的农村女性，从家暴的深渊走出来。

正如采访中所说：「girls help girls，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好的女性法律人，感觉我们之间有心的交流，有一种法律共同体一起努力的感觉。」

信息来源《人物》专访

只是，这样的成功案例始终是少数，这样的律师在国内也少得可怜。

为什么少得可怜？因为不赚钱。

曾经看过一组行业数据：

中国律师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所谓的精英律师，年收入几百上千万；第二层次则在生存的边缘线上挣扎，涵盖了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等等领域。第三层就是公益律师，一个月几千块钱最多的一万块钱。且全国专职的公益律师只有寥寥几十个，几乎不占比例。

但正是这寥寥数十人，才让很多无助的女性得到了免费的法律援助，走出绝境。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今天我正是想展开聊聊「中国女性公益律师第一人」郭建梅。

从业26年，她为12万名妇女提供了无偿的法律帮助，接手了超过4000起有关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诉讼案，重大典型的案例高达300余件。

很多人却根本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少数派，正在默默为女性权益负重前行……

「中国女性公益律师第一人」郭建梅

1960年，郭建梅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童年有个玩伴叫「辫子」，因为是女孩，辫子很早就辍学出来干农活。某个深夜，辫子家传出了女人尖锐的哭喊声和男人粗暴的击打声，郭建梅知道那是辫子妈妈被家暴了，可当时没人敢出头。三天后辫子妈妈死了。

自己的姥姥因为只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生下儿子，被姥爷休了，扫地出门。

印象最深刻的是奶奶。奶奶一辈子恐惧爷爷，大冬天去卖馍，再饿也不敢吃一口，仅仅因为怕爷爷知道后打她，最后奶奶饿死在了卖馍的路上。郭建梅说，「她明明可以不用饿死的」……

这些童年不幸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了郭建梅的心中，也让她开始思考中国妇女的处境。

她从河南农村考上了北大法律系，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体制工作。在一次次调研中，她发现女性的不平等遭遇从来不曾消失，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了。

1995年是郭建梅人生的转折点。在体制工作的她，在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时，听了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正是这次大会，让她决定成为一名为女性权益发声的公益律师。

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好好的高薪铁饭碗不拿，竟然辞职去当什么公益律师？

可郭建梅却认为，「很多女性因不平等而被欺压，却又因不平等而无法回击，该有人为她们发声。」

既然没有光，那么她便努力成为灯。

成为「公益律师」这些年，郭建梅踏遍了广西、云南、河南、贵州、四川、青海、西宁、甘肃、西藏等地。

每件诉讼都耗时漫长，有时过程甚至长达十年。

最近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去年的「养父鲍毓明涉嫌性侵养女李星星」案。

当时很多公众人物都为受害女孩发声，但由于案件比人们想象中更加错综复杂，后来舆论又变成了事件有反转，受害女孩也并不无辜，于是案件引起了巨大争议。

接手该案件的很多援助律师纷纷选择了退出，只有郭建梅坚定不移。

她认为没有完美的受害者：

即便没有发现鲍毓明违背李星星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李星星发生性关系的证据，但他明知和李星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收养和被收养条件，仍以「收养」名义与李星星交往且发生性关系，就已经是主观的性侵故意了。

养父涉嫌性侵养女案

而那阵子，郭建梅团队还在跟进另一宗性侵案件：江西婺源小学男教师性侵案。

这个案子更加严重，因为受害者多达几十人，而犯罪者是一名68岁有过性侵学生案底的男教师，他在留有案底几年后被教育局又重新返聘为小学老师，于是悲剧再起。

更恶心的是，郭建梅发现，男教师不少猥亵行为就发生在课堂上讲课时，坐在下面的学生被迫目睹了一切。

郭建梅在法庭上问男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这是对学生好，是为了提高她们的学习成绩。」而实际上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在下降。

于是，除了那位68岁男教师，郭建梅团队将当地政府及教育局一起告上了法庭，认为当地没有尽到监督审查责任：

「明明知道他有过性侵行为，有这方面案底，还让他继续在小学教课。最恶劣的是，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其实有学生的家长去教育局反映，但没人管，就接着让他继续教课，继续性侵女孩。」

江西婺源小学男教师性侵案

除了性侵，还有家暴。

最轰动的一起家暴案，便是2010年的「家庭妇女李彦杀夫案」。

李彦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长期家暴，最终在一次冲突中将丈夫杀死，并分尸、烹煮、弃于厕所与河中。按照当时的法律，李彦必死无疑。

并且当年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只有郭建梅接了，因为她发现李彦这些年遭受了太多丈夫的暴力，浑身都是烟头烫伤的疤痕，连手指也曾被剁掉了一根。

在维权路上，李彦丈夫的家属还辱骂甚至围堵郭建梅，可她依旧顶住了压力，并在网上发起了避免死刑的联合署名活动：

「她是杀了人，但要看看她为什么杀了人！」

最后，李彦免除死刑，被判死缓。郭建梅又拯救了一个可怜的女人。

李彦杀夫案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2006年的「湖北女孩遭丈夫挖眼睛案」。

湖北女孩小夏在坐月子的第17天，丈夫牟某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小夏身体不适拒绝，结果却遭丈夫剜掉了一只眼睛。

更气人的是，案发后她的丈夫却因「精神分裂症」，逃过了法律制裁。

这时，郭建梅团队迅速接手了案子，一边帮小夏上诉，一边凑集募款，为小夏寻找免费「义眼」。

最后，小夏丈夫被判为「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八年，附带民事赔偿56136元，总算为这个无助的女孩讨回了一个公道。

左图：夏某曾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右图：挖眼之痛乃夏某终生的噩梦

其实，郭建梅这二十多年里，办理了非常多这类惨案：

有被关在北京制衣厂打工的女工，被长期拖欠工资，生病了也没人管，郭建梅为她们奔走3年，最后为25名女工争取到了应得的工资和赔偿；有农村里地位低下的妇女，国家下发的农村土地赔偿金全部被村里男人拿了，女人一分钱都没拿到，妇女们为了这事到处求人，最后是郭建梅帮她们翻案了；还有被大集团老板多次性侵的女员工，因为性侵者势力强大，办案时阻力重重，但郭建梅最后还是克服了苦难，最后这个老板被判「强奸罪名成立」，判有期徒刑4年……

郭建梅最想要做到的，就是为女性立法倡导，努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尊重女性。

郭建梅说过，关于国内的女性权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全国妇联的报告，中国有近25%的妇女受到过不同形式的家暴。2016年我国推出了第一部《反家暴法》——这是很大的进步，但目前也存在很多的缺陷。

比如执法人员的观念问题。

郭建梅说，「我们了解到有的执法人员，甚至有的法官都还不知道有《反家暴法》。」

比如欠缺完整的应对机制。

郭建梅表示，「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家暴案发生后，会有一连串社会职能的互动，比如说心理咨询、医疗干预等，包括给受害者提供庇护所，对施暴人训诫、培训……但这些在中国都还没有。」

再比如取证难度。

郭建梅认为，「家暴通常发生在私密的空间，很多人带着一身的伤到派出所做笔录照相，但有的法官还是会质疑，你是自己打的。毕竟当时打的时候也没有录音，也没有拍照，也没有视频，你怎么能证明是你丈夫打的？这方面，中国的法律还没有突破。」

虽然目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郭建梅表示中国的法律在很多方面比国外更全面，只是执行上还不够强。

「第一还是观念的问题，很多执法人员根本没这个观念。第二就是我们虽然有规定，但是相应的措施没有跟上。第三个就是执法不严、有法不纠的司法腐败问题。」

所以郭建梅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会采用一种温和的、建设性的、协调性的工作方式。

可以想象，郭建梅在「公益律师」这条路上，有多么孤单。

先是身边人不理解，认为她以前还能拿个几千块，现在当了公益律师只有几百块，连温饱都是个问题。

曾经同窗的同学们纷纷感到可惜，毕竟是北大的优异生，还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结果如今却过着苦行僧的日子。

包括有的法官对她说话会带着明显的不屑，比如一次案件败诉后，法官直接看都不看就把败诉的判决书扔在了地上。

这份工作让她多次身处险境。有次在青海，她在和当地官员交锋时，险些被戴上了手铐；还有一次在河南，因为妇女土地权的事，被一百多个村民追打。

最寒心的恐怕还是被救助者对她的不信任。郭建梅曾经帮过28位出嫁的女孩要回了自己的房子，但结案后这些人全部换了联系方式，让她再也找不到。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们害怕郭建梅事成后找她们要钱。她们不理解，这个世间怎么会有人不图钱去帮人的。

甚至，还有的觉得郭建梅在炒作。「既然她不为钱，那肯定是为了出名和投机，靠做一些有影响的案子把名气抬起来，然后再去做别的，不然她就是有病。」

比起外界的质疑，真正压垮郭建梅的，是很多人把她当成了「情绪垃圾桶」。

在接受采访时，郭建梅是这样说的：

「每天不断有大量的人来，有些人像祥林嫂一样，也有人把我们当救命稻草，一进门扑通一下，给你下跪。」「一方面，他们的确是有冤屈；另一方面，一些人在长期维权和诉讼过程中受到了各种打击，或者说精神打击，心理上是有问题的。」「有一些学生到我们那去实习，还有大学的老师，都受不了，陪着哭。当时影响得我们的律师都哭，到最后有两个人都没法干了，他们觉得要疯了。」

成为公益律师的第六年，郭建梅得了抑郁症。

不管什么场合都控制不住流泪。她的丈夫是著名作家刘震云，一开始不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不就是办几个案子吗，怎么就得这个病，当初我被退了两大箱稿子都没抑郁。」但他还是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一心一意在家陪着妻子。

半年后郭建梅病情好转，又想着继续当「公益律师」，丈夫劝她不要勉强自己，朋友也劝她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平台工作。

但郭建梅还是放不下。这些年，她积极推动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或修改……

能够把这份事业坚持数十年，郭建梅说是帮助过的困境中的女性，也曾给过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