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人与佛教

佛教自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自三国汉明帝刘庄在夜晚休息之时，梦见西方佛，而其大臣进谏西方有佛宗教，局势汉明帝命人前往西域求佛法、佛经，修建了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于是佛教流传如中国。《高僧传》中慧皎记载到：“汉明帝梦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

二、朝廷与佛教的渊源

魏晋南北朝，儒学解体，传统儒学的解体，增长了佛教与道教的崛起。其中，道教以老庄“清静无为，顺应天道，逍遥齐物”思想修行，而佛教则以“性空之学，贵无思想”为主。士大夫与名流皆以谈论研习道佛之学为佳。而佛教也因此传入士大夫阶级，从治众变为治世，影响深远。

到隋唐时期，帝室对佛道儒三教皆给予支持，曾一度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而佛教在隋唐也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经书翻译，宗教并立皆达到顶峰，不仅影响中国各阶层，甚至远传至“高丽，百济，琉球”即今韩国，日本，台湾。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到顶峰的原因，不仅仅只是因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还因为隋唐皇帝皆采取或加入以佛治国的政策方针。如隋文帝，大力修建寺庙，度化僧侣，建造佛像，且以帝王之身接受佛教天台智者大师授予佛教菩萨戒，以此明治。除隋文帝外，历任皇帝也都对佛教采取尊崇，推行的太对，制定了许多政策来推广，保护佛教。

且朝廷士大夫也多信仰佛教，接受佛教洗礼，并常与僧侣以禅学研究讨论治国治世，修身养德之道。而佛教发展也为当时文学，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与灵感，文人士大夫都与佛教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并对佛教的高深教义，僧侣的静声修养有着极高的推崇，士大夫文人与佛教僧侣产生友谊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在唐末及五代十国，佛教屡受打击，不再为帝王与士族所尊崇，在唐末武宗时，被偏爱道教的武宗采取毁佛政策，佛教遭受严重打击，随着唐朝毁灭后，五代十国中的后周因国家资费不足，又一次采取毁佛政策，佛教自此盛况不再。

宋元明清，佛教在经历唐末与五代十国的毁灭打击后，已经毁坏不堪，而在宋元明清，逐渐进入隐居修行，不问世事的状态，不再结社念佛，禅田禅茶的寺院经济生活，且逐渐与道，儒逐渐调和，一改隋唐的传统形态。在宋元到清朝发展800年之久，一直绵延不绝 。中间在明朝又一次达到小的发展顶峰，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寺院，在还俗后创立了大明王朝。因此，明朝采取以佛治国的政策，建立僧官制度，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又一次发展到顶峰。

三、明代士人与僧侣的互动

自佛教发展以来，不断渗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僧侣也不断渗入各个阶层，朝廷士大夫与僧侣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互动，甚至产生友情，即儒佛结交，这种关系起源于魏晋南北朝，不断延续。例如：《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序》中记载“昔之桑门上首，好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唐代柳宗元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名士与名僧之间的交情列举出来，

隋唐，佛教发展到顶峰，渗入政治也最深。士人与僧人的关系联系更加紧密，甚至士人转僧，僧人入士也是常有之事。就连反佛的韩愈，即使反对佛教，但他与僧人的接触也是常有的，僧人中有文学修养高深，文笔极好的诗僧，文僧，韩愈也会与其探讨诗文，但是对于其佛教信仰却是置之不理。韩愈也曾提笔写过序言，文送名僧远行，例如“余既重柳请，又嘉浮屠能喜文辞，于是言乎”《送浮屠文畅师序》，且作文送行浮屠上人的文人志士达百余人，吏部侍郎，兵部侍郎等朝廷官员也皆来送行，可以看出当时士僧交往之广泛与寻常。

宋代，文豪苏轼与佛印禅师的友情脍炙人口，苏轼为人豪爽洒脱，爱交友。名僧佛印禅师，修儒道佛三教文学，文学修养，造诣极高，苏轼被贬黄州之时与佛印结交。至此后，两人常结伴游历，探讨文学。《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中记载了东坡与佛印的初识，以及苏东坡被佛印所折服的故事。

而到了明代，士人与僧人的结交再一次发展到顶峰，并与唐代之盛况又有所不同。不仅官方化，甚至明代设立了一套完整的僧管体系，将僧人与士人的关系再一次拉近，且佛教再一次作为治国之法，为帝王效力。明朝朱元璋曾为佛教僧侣，他深知佛教对于世俗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因此，在创立大明后，朱元璋采取以佛治国的政策，制定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佛教管理体制，并配置了专门的官职负责管理，即僧官。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士人与僧人的关系再次发展，但与明代佛教发展的轨迹想一致，明代士人发展的也成明初及明末为高峰，明中为低谷。但基本上明代士大夫与僧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为士大夫本人，还影响到士大夫身后的家族宗亲。例如：

《白沙先生行状》记载“南畿僧太虚，知名当世，亦与其学求正与先生”，明代大儒陈献章与僧人太虚关系密切，互相探讨请教文学，参悟禅学。“太虚师真无累于外物，无累于形骸矣”太虚回应“众生尊我我须劳，公在吾儒公依豪”而陈献章则称儒佛有所不同“儒与释不同，其无累同也”。

《续灯正统》三十七卷记载：“师魁然修硕荣止庄严，其响应如洪钟，其浮度如广筏，其抵波流如山立，其随机而显化如珠走盘。”明代著名戏曲家，朝廷名将汪道昆称赞嵩山少林幻休常润禅师形象庄严，禅学高深。两人同样关系密切，探讨文学，一同参悟禅文。

四、禅茶文化及茶书

1.禅与茶的融合

佛教修行为禅学，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禅学都呈现一种神秘色彩，“禅师禅那的简称，译文为静滤，即冷静思考的意思”。禅茶由寺庙僧人所种植，管理，制作。茶本就是讲究精神修养，而禅学也讲究一种境界，即禅茶一味，禅由心动，茶由物通。禅茶本是两种文化，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互相渗透，影响。逐渐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即禅茶文化。

2.明代禅茶文化及茶书的创作

明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高峰，禅茶文化也随之发展。明朝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的“禅茶一味”思想发展独特，创出了一种全新的禅茶体系。

《天心禅茶疏》中，明代文人徐柳描述道：“神游于教海义天，利乐有情。笑辟支独醒于一己，拟菩萨普悟于群生。借水澄心，即茶演法。于是待蛰雷于鹿苑野中，声消北苑；采灵芽于鹫峰顶上，气靡蒙山。依马鸣、龙树制造之方，得地藏、清凉烹煎之旨。焙之以三昧火，碾之以无碍轮，煮之以方便铛，贮之以甘露碗。”徐柳以优雅，妙曼的语言描写了天心禅茶的泡茶，饮茶之法，并以茶的清美将禅学的哲理表达出来。导致了天心禅茶名声大噪，其禅茶文化也逐渐为人们所知。

明代禅茶关系密切，在乐纯的《雪庵清史》中详细描述“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做佛事等”，从中可以看出饮茶在寺庙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规的，必要的行为。且明朝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参禅是可提神醒脑，饱腹时可帮助消化，思性欲时可帮助抑制，这都是茶对僧人参禅的帮助。

3.茶书的创作

明代禅茶文化发达，而茶书的创作也因此繁盛。明代的茶书，由禅茶僧人直接编写，或者参与编写，且许多茶书的创作者虽并非僧人，但其多受到禅茶文化的影响，或多借鉴禅茶文化即此创作。

历史上第一本茶书即“茶经”的创作者陆羽，就是一个出身寺院的僧侣。其从小就受到禅茶文化的影响，参与茶的种植，制作，研发。因此而创作出了“茶经”，茶经包含了许多的禅茶文化及禅学，而唐代其他茶书的创作也多借鉴茶经，附带着将其中的禅茶文化一并借鉴，

而到禅茶再次顶峰的明代，茶书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水辩》，《茶经外集》都是有僧人真请直接编写的茶书，其中包含大量禅茶文化。另外，明代大量茶书创作坐着都或多或少受到佛教禅茶文化的影响。如:

《茗史》在引言中记载“须头陀邦宁，二三朋技，羽客糟溜，剥击竹户，聚话无生，余必躬治茗碗，以佐幽韵，共证《茗史》”作者万邦宁自称为佛教头陀，且他常与几个僧人一同品茗，探讨禅学。《茶话》作者陈继儒常与道士僧人有所交流,往来。“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柳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

五、总结：

明代佛教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建立了一整套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僧庙制度，而士大夫与僧人的关系与发展达到顶峰，而禅茶文化也在明朝发展繁荣，其天心禅茶开创了新的“禅茶一味”的栓释，茶书的创作也直接为僧人创作或由受禅茶文化影响的人所创作。

参考文献：

1.《明史》，张廷玉，1974

2.《陈献章集》，陈献章，1987

3.《空洞集》，李梦阳，1986

4.《茶集》，喻政

5.《茶说》，黄龙德，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