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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七年（1062），夏主李谅祚请求宋帝以公主下嫁。宋仁宗没有答应。宋英宗时，夏人时常扰边，宋人以停止岁赐因应。神宗即位后，册夏主李秉常为夏国王。治平四年（1067），种谔取绥州。西夏对宋的军事武力逐渐失去优势，对辽更加依赖。在遭受宋军的军事压力时，夏人屡次向辽乞援。

神宗君臣积极经略西夏。熙宁三年（1070），夏人进攻，庆州之役因宋军兵变而败。元丰四年（1081），宋军分五路大举攻打西夏，在灵州以战败结束。次年，再度西进，又大败于永乐城。虽然如此，神宗朝仍攻取了西夏的领土。在宋夏交战期间，元丰五年（1082），夏人请辽调停。辽道宗命涿州以牒问宋人，说夏国遣使称“南朝无名起兵讨伐，不知事端”。宋神宗命雄州移牒涿州，指出夏主受宋封册，但李秉常为其母梁氏之党囚辱，却引兵数万侵犯边疆，所以对夏用兵。辽人遂没有继续追究。

辽、北宋、西夏形势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元丰八年（1085），西夏主李秉常之母去世，宋人得到夏使的报告后，认为是和谈的契机。保守的官僚建议改变拓边政策，放弃所得的西夏土地。他们主张弃地的理由，除了取得的边外地区难于防守，没有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对夷狄应当以信义为重。双方虽然于元祐四年（1089）达成和议，不过，夏人仍不放弃侵扰宋朝边境，因此宋朝君臣再度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当宋夏冲突时，西夏依赖辽朝为外援，请辽调停。辽也会为了制衡宋朝而保护西夏。元祐七年（1092），宋人又对西夏用武，西夏国势渐弱，乃向辽求援。辽朝通过涿州移牒雄州：“奉辽主旨，夏使告乞应援，缘南北两朝通好年深，难便允从。委涿州牒雄州闻达南朝，相度施行。”宋朝的回牒把夏国侵犯宋边境的情形告诉辽朝。次年正月，保安军得到宥州移牒，西夏对宋请和：“本国准北朝札子，备载南朝圣旨，称夏国如能悔过上表，亦许应接。今既北朝解和，又朝廷素许再上表章，欲遣诣阙。”宋廷虽已准西夏遣使，但因尚书左丞梁焘（1034—1097）批评此时辽人并没有介入宋夏之争，夏人不当引“北朝解和”之语，恐其中有诈，提议打听清楚夏人有无诚意。朝廷便采纳了梁焘的建议，令边臣退换牒文：“夏国如果能悔过，遣使谢罪，可差人引伴赴阙。其辞引北朝非例，令经略使以意谕之。”

宋哲宗绍圣四年（辽道宗寿昌三年，1097），朝廷得到涿州给雄州的牒文，牒文中称：“西夏本当朝建立，两曾尚主。近累遣使奏告，被南朝侵夺地土，及于当朝侧近要害处修城寨，显有害和好。请追还兵马，毁弃城寨，尽归所侵地土。如尚稽延，当遣人别有所议。”众臣惊讶于来牒的不客气，章惇（1035—1106）则笑称元丰时期也来过这种牒文，只一次而已。当时仅回一牒，对方后来再问，也不甚有力。检查元丰时期的牒文和神宗当年草定的回牒，果然与章惇所说的相同。

元符二年（辽寿昌五年，1099），西夏再度要求辽介入或遣援军。辽不愿西夏被宋侵灭，辽道宗遣泛使到宋廷，劝宋朝不得侵略西夏。三月，辽泛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萧德崇，副使枢密直学士、尚书礼部侍郎李俨见哲宗。萧德崇对哲宗说，北朝皇帝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与休得，即甚好。”哲宗令大臣答复：“西人累年犯顺，理须讨伐，何烦北朝遣使？”

宋哲宗。来源/网络

右正言邹浩（1060—1111）认为，多年来辽人没有遣泛使，今遣泛使来此，决非虚发，实在是大事，希望朝廷重视，召百官商议。朝廷不许。

辽使呈递国书，历数过去宋人屡次侵取，本该答应夏人的要求出兵援助，但念“辽之于宋也，情重祖孙；夏之于辽也，义隆甥舅”，所以信守誓约，遣使来谈：

肇自祖宗开统，神圣贻谋，三朝通五世之欢，二国敦一家之睦。阜安万宇，垂及百年。粤维夏台，实乃藩辅。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岁以来，连表驰奏，称南兵之大举，入西界以深图。恳求救援之师，用济攻伐之难。理当应允，事贵解和。盖念辽之于宋也，情重祖孙；夏之于辽也，义隆甥舅。必欲两全于保合，岂宜一失于绥存？而况于彼庆历、元丰中，曾有被闻，皆为止退。宁谓辄违先旨，仍事远征。尔后移问稠重，谕言委细。已许令于应接，早复罢于侵争。傥蔽议以无从，虑造端而有自。则于信誓，谅系谋维。与其小不忍以穷兵，民罹困弊，曷若大为防而计国，世固和成。

除国书之外，辽使还拿出一卷文字（白札子）要馆伴使蔡京接收，蔡京上奏后接收。白札子的内容为：“夏国差人告奏，与南宋历年交和，忽于诸路齐发人马，大行劫掠，今则深入近里地分，及于朝廷边界相近诸要害处，多修城壁，侵取不息。伏望计会南宋，却令还复所夺疆土城寨，尽废所修城壁。”接着引用过去西夏与宋争战，辽人介入的史实，要求宋人“子细详究，早为指挥，勾退兵马，及还复已侵过疆土城寨，用固祖宗信誓，不失两朝久来欢好。右请馆伴所闻达南朝”。

馆伴所报告：“信使以白札子云：西人悔过谢罪，许以自新，则是全不干北朝遣使之意，兼未见答‘休退兵马，还复疆土’八字，往复久之，未肯收受。”宋君臣为答复辽人的要求，在朝廷上展开讨论。章惇和曾布的意见不同。最后辽使带回的国书内容为：

载书藏府，和好于万年；使节驰轺，达诚心于二国。既永均于休戚，宜共嫉于凶奸。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镇，曲加封植，俾获安全。虽于北尝预婚姻之亲，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涵容浸久，变诈多端。爰自累岁以来，无复事上之礼，赐以金缯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骄。杀掠吏民，围犯城邑，推原罪恶，在所讨除。聊饬边防，稍修武事，筑据要害，扼控奔冲。辄于去岁之冬，复驱竭国之众，来攻近塞，凡涉两旬，自取死伤，数以万计，粮尽力屈，众溃宵归。更为诡诞之词，往求拯救之力，狡譮之甚，于此可知。采听之间，固应洞晓。必谓深加沮却，乃烦曲为劝和。示以华缄，将之聘币，礼虽形于厚意，事实异于前闻。缅料雅怀，诚非得已。顾于信誓，殊不相闻。惟昔兴宗致书仁祖，谕协力荡平之意，深同休外御之情。至欲全除，使无噍类，谓有稽于一举，诚无益于两朝。祖宗诒谋，斯为善美；子孙继志，其可弭忘。今者详味缛辞，有所未喻，辄违先旨，谅不在兹。如永念于前徽，宜益敦于大信。相期固守，传示无穷。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请命，屡叩边关。已戒封疆之臣，审观情伪之状，傥或徒为空语，阴蓄奸谋，暂示柔伏之形，终怀窥伺之志，则决须讨伐，虽议矜容，若出自至诚，深悔前罪，所言可信，听命无违，即当徐度所宜，开以自新之路。载惟聪达，必亮悃悰，方属清和，冀加葆啬，续遣使人咨谢次。

宋廷回书拒绝辽使的要求，强调西夏本是宋朝的藩镇、臣子，近年变诈狡猾，自取死伤。对于辽的调停，宋人希望夏人悔过，若悔过则会给予自新之路，且认为宋夏之争，没有违反宋辽的和约。国书之外，宋廷还对辽方提出的“文字”即白札子进行了详细答复。宋廷引兴宗两次伐夏皆告知宋人的史实，认为宋人有理由惩罚西夏：

夏人有罪，则欲协力讨除。及西征胜捷，则驰书相庆。虑彼称臣修贡，则欲当朝勿赐允从。自来两朝欢好岁久，契义日深，在于相与之心，宜加于前日。今乃以夏人穷蹙之故，诡词干告，既移文计会，又遣使劝和，恐与昔日兴宗皇帝书意稍异。况所筑城寨，并无与北朝边界相近之处，即非有违两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僚不曾检会往日书词及所立誓约，子细闻达。寻具进呈，奉旨，据夏人累年于当朝犯边作过，理合讨除。况今来止是驱逐备御，于两朝信誓及久来和好殊不相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穷，累次叩关请命，且云：国母丧亡，奸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谢罪。缘夏国久失臣节，未尝开纳。今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见令边臣与之商量。又缘夏人前来，曾一面修贡，一面犯边，虑彼当计穷力屈之时，暂为恭顺以款我边备，边臣审察见得情伪。若依前狡诈，内蓄奸谋，俟后少苏，复来作过，则理须捍御，及行讨伐。若果是出于至诚，服罪听命，亦当相度应接，许以自新。

辽使在宋京城逗留三十七天。在交涉过程中，宋人对于辽使要求“抽退兵马，还复疆土”八个字，坚持不肯答应。另外辽使提出加上“特免讨伐”四字，宋廷也不许。

西夏倚仗辽的帮助，显然西夏的存在可以牵制宋，这对辽来说是有利的。西夏若被宋吞并，则对宋辽两国的势力消长大有影响。四月，宋廷以朝散郎、中书舍人郭知章为回谢北朝国信使，东上门使、文州刺史曹诱为副使（后副使改遣宋深）。萧德崇见郭知章，问：“南北两朝通好已久，河西小国，蕞尔疆土，还之如何？”知章说：“夏人入寇，边臣择险要为城栅以守，常事也。”德崇又说：“礼数岁赐当且仍旧。”知章答：“夏国若恭顺，修臣子礼，本朝自有恩恤，岂可豫知？但屡年犯边，理当致讨。本朝以北朝劝和之故，务敦大体为优容，今既罢问罪，令进誓表，即无可复问也。”

北宋末年，宋朝终于制夏成功。而西夏仍然依赖辽为外援。崇宁三年（辽天祚帝乾统四年，1104），夏主李乾顺遣李造福、田若水向辽求援。辽乾统五年（1105），夏主再遣李造福等至辽廷求援，且求出兵伐宋。天祚帝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等使宋，请宋朝归还所侵夏地。十二月，夏国复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宋遣林洙来议与夏约和。据《宋史》，崇宁四年（1105）四月，辽遣萧良来，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五月，宋遣林摅报聘于辽。林摅出使，见《宋史》：

初，朝廷数取西夏地，夏求援于辽，辽为请命。摅报聘，（蔡）京密使激怒之以启衅。入境，盛气以待迓者，小不如仪，辄辩诘。及见辽主，始跪授书。即抗言数夏人之罪，谓北朝不能加责，而反为之请。礼出不意，辽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辞，辽使摅附奏，求还进筑夏人城栅。摅答语复不巽，辽人大怒，空客馆水浆，绝烟火，至舍外积潦亦污以矢溲，使饥渴无所得。如是三日，乃遣还，凡饔饩、祖犒皆废。归复命，议者以为怒邻生事，犹除礼部尚书。既而辽人以失礼言，出知颍州。

林摅使辽还有一个插曲。辽人建碧室，如中国的明堂。接伴使出上联：“白玉石天子建明堂。”林摅对：“口耳王圣人坐明堂。”辽使说：“奉使不识字，只有口耳壬，却无口耳王。”林摅词穷，骂人，几乎辱命。辽大臣说：“所争非国事，岂可以细故成隙？”遂以牒告知宋廷，而宋人竟因林摅“骂虏”，不但没有责罚，反而将其升为中书侍郎。

《辽史》又载乾统六年（1106）遣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知南院枢密使事牛温舒使宋，讽归所侵夏地。据《辽史·牛温舒传》载：

（乾统）五年，夏为宋所攻，来请和解。温舒与萧得里底使宋。方大燕，优人为道士装，索土泥药炉。优曰：“土少不能和。”温舒遽起，以手藉土怀之。宋主问其故，温舒对曰：“臣奉天子威命来和，若不从，则当卷土收去。”宋人大惊，遂许夏和。

夏人再度利用辽，而辽则再一次抑制宋。辽对宋夏之间关系的干预，导致宋对夏难以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不过，终北宋一代，辽夏没有联合灭宋的企图。

辽朝末年，西夏迫于金人的压力，将逃亡至天德军（治所在今内蒙古境内）的辽帝耶律延禧捕送给金帅完颜宗望。西夏向金称臣。

南宋初年，宋金激烈交战。宋臣主张联西夏制金，但无结果。史载南宋于建炎二年（1128）遣谢亮（？—1136）、何洋持诏书使西夏，夏主对他们态度倨傲。次年，南宋政权最危急的时候，甚至愿意对西夏的地位让步，承认西夏为对等的政权。建炎三年（1129）七月，知枢密院事张浚（1097—1164）谋北伐，图联合西夏，建议朝廷遣使往西夏，带去的国书两封，“一如例程，一用敌国礼”，仍由谢亮前往，但不得要领。西夏对金政策矛盾，既向金称臣，为金的藩属；也时常侵占金朝控制的土地。西夏与金朝既有榷场贸易，有时又会发生局部战争。宋金和议后，金朝取得陕西，隔绝宋夏，因此宋人无法与西夏联系。金朝末年金夏之间连年战争，双方都因战争而衰敝，予蒙古以可乘之机。

五代时期，高丽曾经谋求联合五代各国攻打或牵制契丹，而五代诸国也试图利用高丽牵制契丹。宋建国后，高丽派使臣至宋（962），献方物，受宋封册，已见前述，其后宋与高丽之间基本维持友好的关系。只是迫于辽的压力，宋和高丽间的关系时断时续。两国间维持和好关系，是为了与辽金的势力平衡。不过，宋与高丽与其说是互相援助，不如说相互利用。雍熙二年（985），宋太宗计划再度对辽用兵，派遣韩国华为特使，约高丽与宋“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高丽始而反对，继而勉强同意，而实际上根本未动用兵力。其后辽经常对高丽用武力或通过外交施压，避免两面受敌。在对宋交涉取得利益后，辽立即通知高丽，夸张其成果，目的在于警告高丽，令其不得妄动。辽的这种行为，说明高丽在宋辽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高丽而言，联宋制辽当然是理想的态势，所以只要在宋辽的势力此消彼长时衡量情势，对辽或宋称臣纳贡，或对宋辽双方都维持封贡关系即可。但是宋与高丽始终未能成立联盟。

宋神宗采取联高丽制辽的政策，对高丽的交涉值得一提。双方交涉的执行机关分别是宋朝的高级地方官和高丽的礼宾省，而中间的书信来往则由双方的民间人士担任。神宗熙宁元年（1068），宋人黄慎将皇帝给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的旨意转告高丽，次年，高丽礼宾省移牒罗拯，准备朝贡。熙宁三年（1070），罗拯遣黄慎至高丽。黄慎出使回国后，移牒福建，请福建准备高丽使来贡。熙宁四年（1071），高丽使金悌奉表至宋进贡。换言之，移牒是宋与高丽展开外交关系的重要手段，在没有遣使进贡的时候或没有封贡关系的时期，两国就用移牒的方式来互通消息。明州是宋与高丽联络的重要联络点。元丰元年（高丽文宗三十二年，1078），明州教练使顾允恭带着文牒至高丽，通报皇帝遣使通信之意。宋朝建造了两艘“神舟”，命名为“凌虚致远安济”和“灵飞顺济”，由国信使安焘、副使陈睦率领，浩浩荡荡航行到高丽。使者带去的大批礼物，清单都见于《高丽史》。高丽王以高规格招待宋使，宋使贪得无厌，竟然请求高丽王不要招待得那么好，可否把招待用的经费折算为银两送给他们，闹了一个国际笑话。

宋神宗。来源/网络

高丽与宋贸易，宋商成为外交的管道。高丽一直希望从宋朝得到书籍，而宋朝也允许使人购买若干书籍。同时，宋人也想从高丽获得中国自古以来佚失的典籍，如哲宗元祐六年（1091）高丽户部尚书李资义回国，上奏谓宋帝命馆伴所授高丽使所求书籍书目，包括逸书，见《高丽史》。神宗时即因高丽使入贡，谕进先秦古书。而高丽确实向宋廷进呈了若干异书。宋朝对高丽使节有些限制，元祐八年（1093）正月，诏：高丽国自先朝以来，累次陈乞《太平御览》，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今又陈乞，宜依向来例，或别作一不许意降指挥。二月，高丽使请求买《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等书籍，礼部尚书苏轼反对。他说高丽入贡，有害无益，朝廷及地方赐予迎劳费用甚大，而高丽使除为营利外，其实是为契丹所用。朝廷下诏：“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苏轼又说：“《元祐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古人有言，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今乃废现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

不过，朝廷已经依过去之例，让高丽使人买书，《册府元龟》等书籍，并非“中国所秘”。苏轼反对无效。

元符元年（辽道宗寿昌四年，1098）七月，高丽遣尹瓘、赵珪至宋告登位，进方物。至次年六月才回国。

元符三年（高丽肃宗六年，1100）五月，宋命明州牒报哲宗皇帝崩，皇弟端王赵佶立。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升高丽使为国信使，礼在夏国之上。在此之前，苏辙已经指出宋对高丽过分优待，而高丽使可能“阴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亲信隐于高丽三节之中”。他认为朝廷的外交应以辽夏为重，高丽的待遇不应高于辽夏。他比较都亭驿（招待辽使）、西驿（招待夏使）与同文馆待高丽的“条约”，其中有关使节买东西的规定如下：

北使条约

一、人使送到买物札子，如内有不系卖与物色，更不关报国信使下行并官库供纳。仰馆伴使副婉顺说与。

西使条约

一、西人到关，随行蕃落将不许出驿。或有买卖，于本驿承受使臣处出头，官为收买。

二、西人到京买物，官定物价，比时估低小，量添分数供买，所收加台纳官。

高丽使条约

一、诸人从出外买到物并检察有违碍者，即婉顺留纳。以杂支钱给还价值。

二、诸下节日听二十人出馆游看买卖，仍各差亲事官壹人随。愿乘马者，于诸司人马内各借壹匹，并牧马兵士壹人。至申时还，仍责随人所往处状。

比较之下，可见辽使买物须开单，由馆伴办理。夏使节不得出外买物，而高丽使则可以每天出外游玩购物，并且有马匹可乘。所以苏辙说：“高丽之于契丹，大小相绝，有君臣之别。今馆饩之数，出入之节，或皆如一，或更过厚，其于事体实为不便。”对高丽使人这样的优待，是因高丽从来对两宋友好，宋人也想利用高丽，而辽夏被宋人视为敌人，所以宋人对契丹和夏人防范严格。

宣和四年（1122），宋持牒使姚喜等至高丽。次年，持牒使许立至高丽。又次年，明州移文高丽取索宋商。当宋联金灭辽时，高丽王劝宋停止对兄弟之邦的军事行动，甚至劝宋联辽灭金，其目的在于扶持弱势的辽来对付新的敌人金朝。

南宋时，高丽成为金朝的附庸国，南宋与高丽的外交不如北宋时积极。绍兴五年（1135），高丽遣使带文牒至宋。次年，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绍兴八年（1138），宋商持明州牒至高丽。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明州牒报高丽采石之捷。隆兴二年（1164）之后，宋与高丽外交关系断绝。

总之，高丽在两宋与辽金两朝间，扮演着平衡两大国之间关系的角色。因为高丽在文化上倾向宋，也利用宋来牵制辽金，所以辽金一直注意高丽的动向，以免高丽和宋结盟，造成辽或金两面受敌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