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

作者：让-弗朗索瓦·萨吕佐

译者：宋碧珺

在新冠疫情暴发下，疫苗成为了当下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而疫苗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原理是什么？在疫苗发明和使用的漫长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讲述了一部疫苗研制与改进的过程，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也是一部科学与工业的传奇。弗朗索瓦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和事件相互关联，展示抗病毒疫苗、狂犬疫苗、黄热病疫苗、流感疫苗、小儿麻痹疫苗等多种疫苗的诞生过程，以及相关的医学伦理争议。这本书让读者感受到敬畏自然、尊重科学，才是推动生命前行必须坚守的准则。

要知道，直到1980年年底，疫苗研发还是药学的边缘行业，其营业额尚不足全球制药业的5%。那时主要是小型公立实验室负责疫苗的生产，比如在法国就是巴斯德研究所。很多国家都设有单独的公立疫苗生产机构供应全国，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家愿意投身于这一行业。疫苗生产被视作一项人道主义色彩浓厚的公益性工作，应有利于国计民生，一些国家还为此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然而，之后疫苗产业经历了一次世纪性变革，这与两个大事件有关：

其一，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遭受了政治经济巨变的苏联阵营国家不再将疫苗生产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级，而寄希望于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物美价廉又合乎国际标准的疫苗制品。于是，西方生产商迎来了突如其来的大量需求，疫苗业的改变应声而至。

其二，高价新型疫苗的上市。例如，20世纪初，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revenar®）上市后大获成功，其生产商一年的全球营业额超过10亿欧元，可谓引领了疫苗界一场货真“价”实的变革。

一些其他因素，尤其是疫苗稀缺的行情，也导致了疫苗价格攀升。于是，疫苗业的年营业额由1992年的20亿美元飙升至2007年的140亿美员，年均增长率为13%-14%。2017年额预计为250亿美元。

这时，疫苗行业终于为外界所认可，大型药企买下了所有的独立实验室。今天，5家世界最大的药剂实验室承担了全球70%的疫苗供应，他们是辉瑞（Pfizer）、诺华（Novartis）、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GSK）、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和默克（Merck）。在本书中，我们将它们统称为制药巨头。

疫苗产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也得益于人们逐渐厘清健康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直到近几年，经济学家和卫生部门负责人们还在强调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卫生水平。然而，对非洲最贫穷国家疟疾的最新研究表明，健康水平改善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些大型人道主义机构，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投入到了一场健康改善运动之中，谋求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防治传染性疾病。这一做法并不只是出于人道主义，他们期待获得救助的国家经济能够有所发展。这些组织的救助款确实给疫苗产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最后一章，即第九章被用来讲述“事故”。反对者们提出的指控，既不是关于生产环节的不规范（免疫成分的剂量、病毒灭活不足、毒性复发等），也不关乎疫苗遭到外界机体感染，而在于疫苗与一些原因未明的疾病之关联，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婴儿猝死、1991年的海湾战争综合征及1995年的慢性疲劳综合征等。本书中只提及了两个相对敏感且时下热议的话题。首先是反对者们对于疫苗接种可能导致自闭症的疑虑，更确切地说，他们怀疑麻疹疫苗及其中含有的汞可能引发这一疾病。我们将在这本书中看到这种说法是如何被证实为无稽之谈的。但是这种观点造成的消极影响已无法挽回了：两名儿童因未接种麻疹疫苗而去世。本章旨在阐明、错误的或建立在片面科学认知上的信息，经由媒体悠悠之口肆意解读，不免令人误人歧途。另一件事，法国有人控告乙肝疫苗是多发性硬化的罪魁祸首，这一政治和科学色彩兼具的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以司法部门的介人而告终。人们为何加罪于疫苗？又为何谴责疫苗的生产商？读者们最终会发现乙肝疫苗与多发性硬化之间不存在任何可证实的因果关系，而之所以闹至“公堂”之上，竟是因为1994年疫苗接种运动大幕拉开时的广告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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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陈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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