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一比二，曾雪麟执教的国家队在小组赛的最后轮，只要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输给了中国香港。

赛后，球迷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情绪激动地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这就是五一九事件，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球迷骚乱。曾雪麟主动上书引咎辞职，每次提起那段往事，总会说：“我愧对国人，我愧对中国足球。”

实际上，一九八五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参加的是第一阶段，即使赢下或者打平中国香港也只是进入第二阶段，淘汰中国队的中国香港队在第二阶段输给了日本队，日本队在第三阶段又被韩国淘汰，最终是韩国队闯入了世界杯决赛圈。

因此曾雪麟对阵中国香港的那场失败或许很耻辱，但意义谈不上多么惨重，当时的中国球迷为何那么愤怒，为什么有那么多球迷围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外甚至喊出“枪毙曾雪麟”的口号？

事情还要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回顾，在中国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百废待兴的时候，体育运动尤其是集体项目对国人的振奋精神最大，中国女排早在一九八一年就率先夺得了世界冠军。

然而同一年，中国足球却遭遇了整个亚洲的欺负，先是在比赛中遇到黑哨，之后沙特零比五故意输球，导致国足需要踢附加赛，最终没能冲出亚洲。

一九八三年，中国足球迎来了新的希望，国青队在亚青赛一路过关斩将，以第二名的成绩杀入世青赛。当时在天津和北京队执教多年，经验非常丰富，并率领北京队夺得八二年全国冠军的曾雪麟成为国家队主教练的不二之选。

他上任后，很快招入多名国青球员，完成更新换代，还通过打报告的方式，经过层层审批，招入身高只有一米六的矮脚虎赵达裕。

曾雪麟执教国足的首次正规比赛，是对阵英甲劲旅沃特福德，结果连续两场比赛被对方简单粗暴的战术冲垮，先后落败。他迅速调整球队，逼平了一年后参加奥运会并拿到冠军的法国国奥。

一九八四年初，他们在热身赛中战胜了拥有八名主力球员，只缺一个马拉多纳的阿根廷，当时进球的正是赵达裕。一九八四年，曾雪麟带领国足杀入亚洲杯决赛，拿到亚军，创造了国足在亚洲杯的最好成绩。

一九八五年二月，曾雪麟和国家队开始了冲击世界杯的征程，贾秀全和林乐丰是当时的主力中后卫，赵达裕担任主力边锋，替补前锋是被评为“世青赛六大新星之一”的李华筠。

自曾雪麟执教以来，这支国家队踢弱队总是容易出问题。面对此前连胜多场的中国香港队，他们在首场比赛就被对手逼平。此后对阵澳门、文莱等球队时相对轻松，世预赛第一阶段还剩下最后一场，主场对阵中国香港。

在备战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前，曾雪麟提出想要去香港看一场他们的比赛以便更加了解对手，但领导拒绝了这个请求，理由是“节省外汇”。

曾雪麟非常苦恼，他请自己的侄子金利来集团公司的老总曾宪梓出资，不动用外汇到香港观摩比赛，但是这次申请又被打了回来，给出的理由是“办理手续时间不够”，而且还强调，“主教练走了，训练怎么办”。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队主场迎战中国澳门队的时候，中国香港队的主帅郭家明就坐在看台上，而且在无法买到回程飞机票的时候，中国足球管理部门的人帮他买了回程的机票，使他的北京之行只用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曾雪麟并不知道，接下来对阵香港的比赛，他没有更换一个首发球员的想法，完全被郭家明猜中。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上午，足协大大小小官员来到北京体育馆接见国足全体成员，勉励国足在这场关键战役中不能为了晋级而存在求和的思想，要主动出击，有勇有谋。

年维泗不失冷静地在一旁提醒须牢记以往的经验教训，注意定位球防守。但在定下“要赢球出线”的基调后，这番苦口婆心的告诫却被与会者选择性忽略。

国家队的一名球员主动向领导上书，称一定会打出气势。这封“保证书”被披露后，全国的球迷与媒体都认为，“不赢中国香港队三个球，就不算赢”，完全把“打平就能出线”的目标置之脑后。

赛前，中国队在房间整整开了四个小时的准备会，多位领导前来发言，反复强调，打平不光彩，不光要赢，还要大胜。

国家队的驻地门庭若市，平时根本见不到的人争先恐后地登门，助理教练戚务生很反感，提醒曾雪麟：“别听他们说三道四了！”

在这种情况下，曾雪麟自己乱了分寸。在战术准备会上，他自己带着中场和前锋开会，让助理教练去给后卫开会。

比赛在工体开始，中国队开场就猛攻，但中国香港队稳住局势，靠一次任意球破门得分，随后李辉扳平了比分。

中场休息时，有人从主席台跑下来，挤进更衣室，来下指示，要求：“就这么攻……前边压着攻！”戚务生急了，“哪个领导也不让进了，现在我们不欢迎领导进来，快把门关上！”

曾雪麟看到球员踢得太没章法，如果以守为主，他担心球员同样会犯错误，于是要求加快进攻，快速传球。郭家明在中场的要求是“打得更稳，慢慢地打，用慢拖得对方心急” 。

最终在一场大雨中，中国队一比二输球，败因正是年维泗在赛前警示的急躁和防定位球。

愤怒的球迷砸坏了二十多辆汽车，数十辆公交车和东四十条地铁站也受到了冲击。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多国使馆的车辆遭遇无妄之灾。在公安部门维持秩序，拘留了一百二十七名肇事者后，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

球迷们的怒火久久没有散去，曾雪麟收到了很多球迷寄来的刀片和上吊绳，甚至连洗澡都需要有人保护，家里的玻璃也经常被人打碎。

这些举动更让他深陷在自责之中，从此再也没有执教过任何球队，很少再看中国足球的比赛，甚至远离北京，搬去了深圳居住。

“我是一个广东人，但是最遗憾的是还是没能带过广东队，这个遗憾是一辈子的遗憾。”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体育报》刊登曾雪麟的辞职书，原来把枪口对着他的人突然失去了目标，开始替他鸣冤，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足球主管部门，认为他们才是导致失败的“罪魁祸首”，而曾雪麟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

“五一九”那场比赛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当时队中多数球员的命运，也让中国足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那之后曾雪麟就没有再执教过任何一支球队。

曾雪麟当时执教的国家队可谓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将力量与技术融合到完美的国家队。当时球队中有王惠良、古广明、左树声、赵达裕、李华筠、柳海光、池明华、傅玉斌、吴群立等名将。

输给中国香港导致当时中国队的踢球风格完全被推翻，不再强调脚下，而是强调进攻，而开始迷恋上“稳守反击”的简单打法，曾雪麟认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足球就背离了足球的发展规律。

“巴西有桑巴足球、荷兰有进攻足球、法国有浪漫足球，但我们却没有任何的特点，我希望中国足球能够踢出‘功夫足球’，就是讲究脚下功夫、讲究技术、讲究配合、重视进攻”，二零零九年曾雪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曾雪麟在五年前去世，“我这辈子都是在坎坷和动荡中度过的” ，在病床上，曾雪麟如此回忆自己的人生，“我的人生有两大痛苦，一个是爱人的去世，一个是五一九事件。”

经过近四十年的沉淀，国足现在再出个“五一九”，根本没可能发生骚乱，也不会有主教练下课，中国队现在输谁都不奇怪。

而当年那些足球层面之外的行政力量的无理、无谓和无聊干涉，这些让主教练无可奈何的东西，至今依然没能与中国足球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