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朗读者》请到一位其貌不扬的科学家。

节目中采访他的妻子王志红时，主持人问，“你怎么会看上我们杨院士的呢？”

没想到她一脸得意地说，“我就一直追啊，因为我一心追求的，就是刻苦学习积极上进的人。”

一旁的杨元喜眼角含着泪，嘴角仰着笑，用苏北普通话说：“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等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刻。”

真是太甜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中间，台下是几百名的观众，背后是郎朗的倾情演奏，董卿在一旁又惊又喜。

他是北斗导航系统的副总设计师杨元喜，也是国外同行心中，北斗的代言人。

杨元喜身上有的是父辈那代人缩影，在贫穷中出生，坎坷中成长，但是却一步一步走出了时代的枷锁。

他经常代表中国参加世界级的会议，私下里却是个浪漫的人。

今天，就让我带你来了解，理工直男背后的有情有义，和坎坷成长路。

1956年7月，杨元喜出生在江苏泰州的梁徐镇双墩村。

人们都叫他元喜儿，仿佛出生在7月冥冥中就和北斗七星有一些渊源，而那时的他全然不知，一家人和贫穷做着斗争。

家里有7兄妹，他排行老三，父亲体弱干不了重活，生计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家境贫寒，有时连饭都吃不起，一家人挤在一间老房子里。

多年后父亲所属的连队上门慰问，兄弟姐妹才知道父亲身体不好是因为在报效祖国时，受了三次战伤，伤情鉴定为二级甲等，至今还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来。

父亲的经历被隐瞒多年，最终还是从他人的嘴里听说，所有人都被父亲身上隐忍和担当所震撼。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和父亲一样，肩上应该承担些什么？

但是受限于生活阅历，他不知道该是什么？

生活还是在继续，为了缓解家里的穷，他每天和兄弟姐妹一起到外面捡粪，挣工分，成了每天上学前要做的事，那怕是冬天没有鞋穿，也要捡。

每年过年是最欣慰的，生产队会分发一些花生，那是舍不得吃的，得拿去卖钱交来年的学费。

钱一交，心就有了底，生活才有了盼头。

那时的学校，和我们现在学校完全不同，那是一个低矮的茅草屋，桌椅需要自己带，左拼右凑，凑茅草屋就成了教室，传出郎朗的读书声。

师资力量也十分有限，教室里坐着的是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分时授课，这节课讲这个年级的，下节课就讲那个年级。

有一学期，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交学费，没有课本的杨元喜就在过道里旁听，看同学的课本，抄他们的习题。

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影响杨元喜成为他们班级的学霸。

家里的7个孩子成绩都不差，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读出来的只有杨元喜一个。

在后来的采访中每次说到这里，他就会忍不住哽咽，感叹那时生活的无奈。

然而他是幸运的，即便是破落的学习环境，他也拼尽全力读书。

在梁徐中学上学时老师说：“中国发展离不开知识，而一个人没有知识就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与此同时他记得村里有个小学老师，虽然只是小学文化，但是村里的人都叫他：“先生”。

这些人给了杨元喜很大的启发，他渐渐明白：做老师，一方面可以授人以知识，推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受到人的爱戴和尊重。

读高中时，他加入了村里的扫盲队伍，每天的工作就是到村民的家里教他们识字，他每天准备好课本，哪怕只是几个字，都会在心里琢磨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村民快速记住。

然而时运不济，杨元喜1972年高中毕业后，遇上特殊时期，他无书可读，只能回村种地。

杨元喜个子不高，拎不动粪桶，挥不好锄头，每次乡里乡亲看到他种地都会觉得可怜巴巴的。

杨元喜又何尝不觉得苦闷，好在对知识的渴望，让他有时间就抱着书本看，尤其喜欢数学。

没有习题就反复解答案，一种方法不满足还要研究出两种三种解题方法，直到方法用尽。

用杨元喜的话来说：“我没用别的爱好，我就喜欢读书。”

为了读书他可以克服一切苦难，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

而学习也从来没有亏待他。

为了给自己谋一条出路，给家庭减轻负担，身为学霸的他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测绘兵，远赴大漠边疆的戈壁滩。

随着出征列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杨元喜开始了离开家乡的步伐，也开始描写人生新篇章。

1973年美国建立了国防卫星系统，而此时我们只能用脚步丈量大地。

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的无图区，这时国家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消灭无图区。

1975年所有的测绘兵都深入高山、走进平原、迈进峡谷、穿梭沙漠、风餐露宿，杨元喜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农村长大的杨元喜，有的是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但是提及那段时间的生活，还是忍不住流下了泪，那是苦，更是落后的无奈。

那时测绘的仪器是进口的，每天背着仪器生怕磕了碰了，休息的时候也要用布好好包起来，可以伤害自己的眼睛，但是不能伤害仪器。

山路比想象的还要崎岖狭窄，开不了车，进不了骆驼，为了完成测绘任务，只能徒步。

一天下来，杨元喜和同事们平均徒步50公里那都是日常。

有时需要趟着河流勘测，站不稳只能用相互扶持，用树枝固定自己。

遇到恶劣天气只能蜷缩在山脚避寒。

吃喝更是一大难题，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喝又咸又苦的水，吃有羊屎蛋的粥。

在一次执行测绘任务时，由于山路过去崎岖，杨元喜脚一滑摔了下去，病情严重，在床上躺了大半年。

躺着休养的时候，学习更成了他的精神粮食，翻烂了随身携带的数学课本。

也是在这个期间，他明白了科技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的数据是通过卫星系统直接发回，而我们还在人肉探测。

自己的切身经历明白这些需要改变。

1977年改革的春风春满地，9月恢复了高考，杨元喜听到这消息时泪流满面。

那年他21岁，第一时间报名了考试，成为第一批考生。

那个时候的他是激昂的，有斗志的，人生又有了光芒。

当时老师拿着试卷进教室，杨元喜用水瓶盖画圆，用书画辅助线，三十分钟的样子就完成了考试。

自己在检查时，后面的老师说：“不用检查了，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满分考生。”

1977年，杨元喜以满分成绩考入郑州测绘学院，开始正式学习大地测量。

后来他回忆时骄傲地说，高考的题都太简单了，我只需要画一条辅助线就可以证明出来，因为这些题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进入大学，他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好像要把这几年错过的时光都给学回来。

毕业后，杨元喜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做了一名老师，完成了他儿时的梦想。

接下来又想考研，但因为一直没怎么学过英语，尽管总成绩第一，没有被录取，于是杨元喜开始强攻英语。

他又开始发挥自己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

排队吃饭拿着自制的学习卡片，正面是英语背面是汉语，反复强化自己的记忆。

听着英语睡觉，周末为了练习自己的口语和听力，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也会请外国人吃饭，后来英语不仅过关，还成为班级第一名。

杨元喜埋头学习的时候，一位叫王志红的同志关注到了他。

在王志红眼里他虽然长得其貌不扬，但是他那份学习的劲儿就是最帅最阳光最优秀的。

王志红开始主动追求杨元喜，杨元喜也被王志红的开朗和懂事吸引，两人步入婚姻殿堂。此后，他有了坚强的后盾，不仅精神上鼓励，在生活上也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为了一解杨元喜的乡愁，经常给他做烧粯子粥，虽然并不地道，但生活却更加美满幸福。

有了坚强的后盾他开始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有一次一个课题是跨省三角网络数据处理，需要大量的计算，郑州学院只有一台电脑。

为了计算，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工作，他主动提出值班，别人都下班了，他开始满心欢喜的计算。

由于门被锁住了，王志红就从门缝给他递一些吃的，勉强果腹之后就继续工作，就这样反复几天，直到算出结果，他才心满意足的回家。

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到最后不回头的精神，杨元喜先后留学美国、德国，获得著名的 “洪堡奖学金”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也成为学院里第一个只用两年时间就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又用两年时间从副教授晋升教授的老师。

1993年7月23日，美国无端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局部关闭了该海区的GPS，滞留三周之久。

国家决定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杨元喜是测绘专业，背着仪器爬过高山平原，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的想法，在他心中早已扎下了根，于是他的研究方向从大地转向了苍穹。

北斗星是为人们指引方向的一颗星星，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天山的星星参北斗啊！”

于是科学家们将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命名为：“北斗”。

1994年我国开始研制北斗一号，从研发开始北斗人就承载着一个词，就是把“命脉”握在自己手里。

然而北斗之路，道阻且长。

刚开始就遇到一个大难题，北斗的核心是原子钟。

举个列子A把定位发送给B，必须基于同样的时间，那怕只是一秒的时间差，定位都会偏差30万公里。如果时间差卫星导航就是空谈，原子钟就是保证时间统一的核心。

开始研究北斗之前原子钟都是进口的，但是开始研究之后，进口被迫中止。

在一次和外商的洽谈时，杨元喜问：“为什么不给我们？”对方说如果给你们我们就会被制裁。

此路不通我们就开始自己研究。

在实验室里杨元喜带着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列出方程式开始解答，算出来之后再试验。

反复试验，反复开始，反复失败，杨元喜和团队的研究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理清了原子钟的物理原理。

最后他们研究出来的原子钟精度远高于国际，几乎是300万年差一秒。

终于造出了我们自己的原子钟，而北斗也有了自己的中国心。

在航天领域有句话说：“测绘是导航的基础，导航是测绘的升华”

杨天喜把研究领域从测绘拓展到导航，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有扎实的基础都能一点点攻克。

多的时候一天要开18次会议，随时都思考遇到的问题，那怕上厕所的时间都在想试验的结果，确定哪个环节可以提升。

有一次压力太大，工作强度太高，杨元喜还没走到厕所就吐了出来，稍作休息就又回去继续工作，因为生怕灵感错过了。

更难得的是外界压力，来自于国外的声音。

作为中国北斗的代言人，杨元喜经常参加国际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某国会议代表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世界没有任何作用，只会增加噪音。”

这点在杨元喜看来是非常荒唐的，但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还是被打的措手不及，杨元喜只是说你的观点有点偏颇。

第二次又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两次会议离的很近，杨元喜还没有来得及计算出相应的数据。

每次说到这事，杨元喜还是有很多遗憾，没有及时拿出反对的数据。

第三次在圣彼得堡举行的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会议上，北斗无用论的问题再次被提及。

杨元喜听到这个发言，起身走到会场中间说，“我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计算告诉你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贡献有多大，我们贡献率是23.6%，即使国外的三大卫星导航系统都同时开启，我们也可以将导航的精度提高23.6%以上。”

做完了报告，随后杨元喜把自己的论文发表在国外的刊物上，希望外国读者知道中国的贡献是多少。

从那儿之后，中国北斗没有做出贡献的论调终于消失了。

回国后的杨元喜依旧忙碌在工作岗位上，那怕是电视里播放北斗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王志红高兴的让他一起看时，他也只是随口迎合一下，因为他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很多报告需要要写。

对于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科学上的失败和成功，而他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只有拼命的研究，才能胜券在握。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
2018年北斗三号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
2020年，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搭建完成，也就意味“北斗”全部搭建成功，55颗卫星开始给我们提供实时的数据，这些功能慢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

杨元喜再次代表中国参加“一带一路”的相关会议，他身穿西装，胸口带着国徽，脸上堆的是骄傲的笑容，那是一种荣耀。

印尼人和菲律宾的科研人员报告，他们说：“经过我们的监测在这个领域，中国北斗的精度是最高的。”

这是杨元喜最想听得到一句话，因为这是中国千千万万的北斗人，刻苦专研出来的成绩。

2007年，杨元喜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事业有成的杨元喜私下里却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他从没有忘记老家的兄弟姐妹，除了工作，他最惦记的还是兄弟姐妹的身体和家庭。

杨元喜的大弟弟过世得早，他把小侄子供到大学毕业，三弟玩鞭炮受了重伤，他会第一时间拿出自己的存款。

大姐杨龙英说：“兄弟姐妹的事永远是第一位，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有买房子。”

杨元喜却说：“没有大姐，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记者采访杨元喜的老师周以法，82岁的他颤颤巍巍的从荷包里掏出一封信，那是杨元喜写给老师。

信里面说到：“周先生，您好！师母好！这次巧遇老师十分高兴，这些年回家少，加之工作的确很忙，请见谅！十分感谢老师对学生的教诲……”

周老师没想到只教到他三年级的，他居然没有忘记他，还清楚的记得他的名字，他说：“杨元喜真的很朴实。”

他又何尝不觉得亏欠王志红呢，两人分居差不多15年，每次相聚的时候，杨元喜都会主动做家务，虽然会被王志红制止，一点没因为自己取得的成就，就高人一等。

今年65岁的杨元喜，面容消瘦，科研之余也会哼唱一些歌曲，伟大的背后就是一个普通的心。

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在福州开幕。

大会颁发了2019年中国航天基金会“钱学森杰出贡献奖”和“航天重大项目奖”，杨元喜院士荣获“钱学森杰出贡献奖”。

颁奖典礼上他发言时说：

让我发言可能是因为我有特色，我年龄最长，长得有特色，普通话也有特色。
关键是我干的北斗事业更有特色，作为代表，不是讲特色，而是发表共同心声。

这一番发言，真的好朴实亲切。

很难想象，身为院士，有非常卓越的成绩，但他就像一个可爱老头。

而这个让人尊敬的可爱老头，是理工男，也并不都是直男，也很浪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