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出土大批集中埋藏的佛像。本文根据遗迹现象和遗物状况将佛像埋藏分为A、B、C三类。A类埋藏以破坏佛像或是将寺院土地改作他用为目的。B类埋藏是为避免废佛、战争等灾难，僧侣或佛教徒为保护佛像而进行埋藏的行为。C类埋藏则是为处理不再使用的佛像，由寺院或是佛教信者主导实施的佛像瘗埋，与舍利瘗埋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活动。对中国佛像埋藏的分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适用于其他地域。

佛教以佛像为神圣之物，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发布诏书，将毁坏及偷盗佛像视为“不道”，沙门毁坏佛像视同“恶逆”。在崇佛时期，有意破坏佛像的可能性很小。而佛教在中国并非一直稳定发展，以“三武一宗”法难为代表，佛教的发展在崇佛与废佛之间不断循环。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土了大批佛教残像，引发学界对于集中埋藏佛像这一现象的极大关注。

关于佛像埋藏的原因众说纷纭，较多发掘报告推测其为北周武帝或唐武宗灭佛时埋入。或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地方性埋葬佛像的活动，北宋时主要流行于山东地区。或有观点以临朐明道寺为依据，推断大部分佛像埋藏是将佛像视为法舍利。也有研究者认为将佛像视为舍利进行埋藏的行为不是发生在废佛时，而是一种护法行为，是北宋时期流行的法事活动。

发掘出土的佛像除集中埋藏的以外，也有寺院荒废后形成的废弃堆积，并不能简单的将出土佛像都与埋藏佛像相对应。本文使用的佛像埋藏，指多件佛像集中出土于同一遗迹单位中的情况，如青州龙兴寺、邺城北吴庄、泾川大云寺、成都下同仁路等佛教造像埋藏坑。笔者共收集46例佛像埋藏，详见表一。通过分析发现埋藏佛像的遗迹现象并不完全一致，下文将通过遗迹现象和遗物状况对佛像埋藏进行分类与比较，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埋藏的意识与理念。为使行文简略，各例均用出土佛像地点的市县级名称加出土时间来表示。

　　一、佛像埋藏的考察与分类

（一） 佛像破损程度

出土佛像破损程度不一，常见有脸部受损、背光断裂、手腕断裂等局部损伤，严重的头部与身体分离，或已残碎成块。根据埋藏佛像破损程度可分为：①均为残损像的埋藏；②破损与无损像一同埋藏；③无损像或微损像的埋藏。

（二） 遗迹单位形式

佛像埋藏较常见的遗迹单位有土坑、井和地宫。多数金铜佛像出土于陶罐中，陶罐埋放地点大多情况不明。土坑平面呈现各种形状，壁面有经过修整的，也有未加修饰的。井在置入佛像时，已丧失其原本功能，与废弃坑性质相同。地宫则是建筑而成的空间，有直接将佛残像置入宫室的，也有置于宫室之上的。埋藏佛像的遗迹不能单纯的从建筑形式来区分，但从根本上来看，遗迹单位呈现两种形式：①规整，②不规整。

（三） 佛像安置状态

遗迹单位中佛像的安置状态分为：①规律，②杂乱。规律指佛像摆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并不遵循同一规律。杂乱则指佛像摆放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明显是将佛像随意投掷入遗迹内。

（四）佛像埋藏的分类

通过以上三点，可将佛像埋藏分为三类：

A类：埋藏的佛像为残损像，或包含无损像。遗迹呈不规整形式，其内的佛像杂乱放置。

B类：埋藏的佛像无损或微损，规律摆放。

C类：埋藏的佛像残损严重，且不含无损像。遗迹规整，且佛像规律摆放。根据遗迹形式，可进一步细分为2类。

C1类：非地宫的埋藏。

C2类：与舍利地宫相关的埋藏。

　　二、中国中古佛像埋藏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

（一） A类埋藏

破损及完整的佛像均被杂乱放置于不规整土坑或井内。（图一）除部分遗物不明外，常伴出建筑材料或生活用品。可判断为A类的共有13例，分别为宁县1999、南宫2006、临漳2012、新乡2013、昌邑1996、平顺1987、西安1986、西安1998、西安2004-2、西安2007南坑、成都1995、成都2014H3和H6。通过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可推测出其分属于三个埋藏时期。

图一　A类佛像埋藏

1.南宫2006（《河北南宫后底阁遗址发掘简报》图3）　 2.临漳2012（《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图4）　3.成都1995（《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图2）　 4.成都2014H3（《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5）　 5.成都2014H6（《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7）

南北朝末期的埋藏　成都1995为一土坑，开口于唐宋地层下，打破汉代地层。坑内填土分两层，下层出土石陶像、瓷器残片，上层出土包括莲花纹瓦当在内的大量砖瓦、陶器残片。建筑材料均为南朝样式，出土佛像亦为南朝样式且没有修复痕迹。由于覆盖埋藏坑的上层填土夹杂着建筑废弃物，最早可将埋藏时间上溯至南朝末期。（见图一，3）

西安2004-2地层堆积简单，仅为耕土、扰土、生土。坑口径约8米，深约2.50米。土坑内杂乱地埋藏着31件北周时期的佛像及部分残块。佛像未见修复痕迹，残存大量贴金彩绘痕迹，应是毁坏后即刻埋藏。

唐代埋藏　南宫2006为一土坑，开口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2.10米，南北1.90米，深1米。坑内杂乱地填埋着279件东魏至唐代的石、陶佛造像，并混有瓦片。佛像没有修复痕迹，最早纪年为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最晚为唐天宝七年（748年）。埋藏坑开口于④层下，打破生土。④层中夹杂有大量砖瓦碎块、少量陶瓷片及石、陶质佛像残块。同样开口于④层下的灰沟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填土中还混有红彩白灰墙皮，附近应有毁废的寺院建筑。出土建材中年代最晚的一件鸱吻仍带有唐代特征，佛像埋藏与寺院建筑的废弃应为同一时期。这种彻底破坏寺院建筑及佛像的行为，应与晚唐压制佛教经济的政策有关。（见图一，1）

临漳2012埋藏坑开口于第②层下，该层出土典型的磁州窑白地黑花残片，年代应不早于北宋。打破第③～⑤层，④层出土较多砖瓦残块，⑤层出土青瓷片，从出土遗物的类型和特征来看，第④、⑤层应不早于北朝。土坑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长约3.30米，深约1.50米。坑内杂乱地埋藏着编号2895件（块）北魏至唐代的佛像及大量残块，其中存在无损造像，伴出砖瓦等建筑材料。造像贴金彩绘保存较好，唐代造像不见修复痕迹。造像或经过多次损坏和修复，最后一次毁坏与埋藏时间应相距不远。（见图一，2）

不早于北宋的埋藏　成都2014H3与H6，均开口于明代层位下，打破东汉至蜀汉地层。发掘部分平面均呈不规则形，H3长14.10米，宽11.50米，深1～1.20米。H6长4.45米，宽3.32米，深1.30米。两坑内均杂乱埋藏着南朝至隋唐时期的残石像、五代至北宋的瓷片、建筑材料等，埋藏时间不早于北宋。（见图一，4、5）

埋藏目的　A类埋藏从现象来看是将佛像与废弃物一起杂乱地填埋，埋藏之人不信仰佛教或是迫于形势表现为不信仰佛教，可认为这一行为与抑佛政策相关。这一类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末期，最晚至宋代以后。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圆仁记录的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向前有勅，焚烧内里佛经，又埋藏菩萨、天王像等”，埋藏可被视为破坏佛像的一种方式。《佛祖统纪》载：“（隋炀帝大业）五年，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道。寺院准僧量留，余并毁折。”又《历代三宝记》载，北周武帝灭佛时“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寺院被废之后，多数变成王公贵族的宅邸。此外，《新唐书》记载李德裕在四川“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在抑佛政策之下，寺院之地会被当作非佛教性质的土地再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清理原有的寺院遗留物。综上所述，A类埋藏是为破坏佛像、废弃佛像而埋，其本质是以土地宅院再利用为目的的废弃物处理。

（二） B类埋藏

B类佛像埋藏共11例，出土佛像不见人为破坏痕迹，并且摆放规律。该类埋藏所出佛像有明显的材质之分。

铜像埋藏　铜像埋藏共8例，分别为河间1982、河间1983、临漳1985、诸城1978、博兴1983、武乡1983、寿阳1986、西安1970。埋藏不见铜像与其他材质造像混合的情况。会昌废佛时铜像均被熔化用于铸钱，埋入地下是资源的浪费，并不是一种毁佛的形式。金铜佛像均是偶然发现再进行回收的，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埋藏情况不明确。其中4例出土时佛像位于陶质容器中，可见埋藏者埋藏时加强了对佛像的保护，比如博兴1983。

石像埋藏　石像埋藏有3例，西安1975、西安2004-1、汶川1989。西安1975无遗迹图，简报描述17件无损的北朝佛龛像“两两相对、整齐叠放在地下”，据此可知当时埋藏者埋藏的十分细致。西安2004-1同样没有现场图，5件通高2米左右的北周时期巨像埋藏于南北2.90米，东西3.80米，深约4米的土坑中，除1件平放外，余均直立放置。造像仅局部受损，面相及整体保存完好，不见人为破坏痕迹。汶川1989埋藏坑中出土数件南朝石造像，文管所征集到4件，除一件风化严重外，余均保存完好。

埋藏目的　B类埋藏不掺杂其他遗物，且埋藏者仔细地将无损或轻微损伤的佛像埋入地下，推测这类埋藏出自佛教信者之手，在灭佛、战争等灾难来临之时，由僧侣和信者自发进行，是保护性质的埋藏。这种情况下，金铜佛像较常见。B类埋藏均没有地层和伴出遗物的相关资料，故难以确定埋藏时间。

（三） C类埋藏

C类埋藏中的佛像受损程度最为严重，但遗迹单位规整，并且佛像放置规律。（图二）

图二　 C类埋藏

1.泾川2013H1第③层（《甘肃泾川佛教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图2）　2.曲阳1953甲坑（据《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图3重新描图）　 3.青州1996（《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图1）　 4.临朐1984（《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佛教造像清理简报》图3）

1.C1类埋藏

C1类埋藏均用规整的土坑埋藏佛像，共有9例，分别是泾川2013H1和H3、曲阳1953甲坑、博兴1976、诸城1990、青州1996、济南2003、忻州2013、广元1983。埋藏坑中的遗物一般较为纯净，不混入其他杂物。较多材料因为发掘年代较早或是抢救性发掘，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埋藏时间。现有材料之中可大致判断出存在早于北宋的埋藏与不早于北宋的埋藏。

早于北宋的埋藏　曲阳1953甲坑上部叠压着明代、宋代和不晚于五代的三层建筑遗址，可见佛像的埋藏不晚于五代。埋藏坑平面近方形，南北2.50米，东西2.60米，出土北魏至唐的2200件石造像及残块，最晚纪年为唐天宝九年（750年）。根据相关发掘报告，佛像几乎都是损坏的，但目前看到的造像基本上都经过修复，无法判断其出土时的状态。发掘者认为埋藏者将已毁的石像散乱地投掷进去，但也提到小型像多集中在上面，大型像多集中在下面，并且除佛像外没有混入任何遗物，可见其埋藏具有一定规则性。（见图二，2）

不早于北宋的埋藏　青州1996埋藏坑开口于金元层下，埋藏时间早于金元。土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8.70米，南北6.80米，偏东部有一条南北向斜坡，应是向坑内运送佛像的通道。土坑内出土400余件北魏至北宋的佛像残块，其中最早的纪年为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最晚的纪年为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残像在土坑内大致分三层，呈东西向排列。较完整的身躯放置于中部，头部置于坑周边，较残的像上部用较大的造像碑覆盖，陶、铁、泥、木质造像均置于坑底，造像顶部残留席纹。此外还撒有从唐开元通宝到北宋崇宁通宝等各时代的铜钱，斜坡北部东侧放置1件北宋瓷碗。（见图二，3）埋藏坑位于青州龙兴寺遗址之内，龙兴寺于北朝开始营造，经过隋、唐、五代，北宋时增筑了殿舍，于明代废弃，佛像埋藏之时，可以确定寺院尚存。

泾川2013H1开口于宋代地层下，平面近长方形，南北2.40米，东西1.90米，深1.20米。出土210余件北魏至宋代的造像，造像均破损。佛像残块摆放较为整齐，共分三层，大型像大多背向西面朝东横向安放，小型像和残块多填在大像之间或沿土坑四周安置。在坑内最上层出土了大宋淳化三年（992年）铭砖，可知埋藏时间是在北宋淳化三年以后。在埋藏坑东约7米处发现宋代地宫，出土砖铭，以及与舍利瘗埋相关的陶棺、琉璃瓶等遗物。砖铭载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于龙兴寺文殊菩萨殿内葬“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据此可知埋藏佛像的地点位于龙兴寺内，但也可以看出佛残像与舍利瘗埋具有差别。（见图二，1）

埋藏目的　C1类埋藏的遗迹单位均为规则的土坑，佛像摆放规律，并多见法事仪式痕迹，如青州1996埋藏坑内可见撒钱铺席痕迹，济南2003佛像全部面朝坑内中心的平台。目前发现的北宋以降的佛像埋藏附近有寺院的情况较多，并且是规模较大的寺院，这些大寺所埋藏的残损佛像数量较多。佛像并非一直固定于同一地方，比如会昌废佛时，长安、洛阳的十寺及全国上州各留一寺外，下州寺院均被废毁，寺院中的铜、铁等金属质佛像被熔解之后转铸他器，而石像则转移至大寺中保存。再比如后周废佛时，废除没有敕额的寺院，将佛像与僧尼一起转移至保留下来的寺院中安置。这一行为，造成了佛像向大寺集中的现象。此外，可以推测大寺内存在保存旧像及残损像的仓库。C1类埋藏是寺院定期选择无法进行修复，或不再使用的佛像集中进行埋藏的遗存，埋藏时举行一些仪式，可以称为佛像瘗埋。

2.C2类埋藏

C2类埋藏与舍利地宫相关，共有6例，分别是亳县1965、北京1977、登封1988、临朐1984、兖州2008、彭州1994。按埋藏时间是否与舍利埋藏同时，可分为两类。

与舍利埋藏同时北京1977是砖塔下覆盖地宫的石板之上立着石经幢，经幢附近散布着20件北朝至五代的佛像残块。地宫中发现辽重熙二十年（1051年）的舍利函，内有完好的石造佛涅槃像和舍利。佛像应是建塔时埋入，同为辽重熙二十年。

临朐1984是所有佛像埋藏中唯一记录其缘由的实例。佛像位于一座六角形砖塔下的地宫内。20世纪30年代砖塔尚残存初层，西壁嵌有《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20世纪40年代塔已被毁，在清理发掘之前，地宫曾数次被打开，1965年村民在取出部分造像残块之后又将其封堵，1984年再次打开。地宫中藏有北魏至隋的佛像残块1200余件，均破损，且风化严重。佛像大致分三层安置，上层是中小型佛像的残块，中、下层是大型佛像和背屏式佛像的残块。大部分面朝下，沿壁面平摆。碑文载：“睹石镌坏像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锞……镕宝作棺，固至地平。方命良工砌垒塔……”除残损造像外，原本应有容纳感应舍利的棺。宋景德元年（1004年）建造舍利塔，将残损旧佛像与感应舍利一同埋入地宫。（见图二，4）

与舍利埋藏不同时　兖州2008陶佛像置于八角形塔下地宫北甬道的竖井以及封堵墙内。根据地宫内出土碑文，该舍利塔建于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地宫有南北两条甬道延伸至塔基外，甬道内的佛像是最后封闭地宫时放入，根据北甬道的地层叠压关系，最后封闭时间大约在北宋中晚期。

亳县1965是在八角形砖塔的塔基下发现舍利地宫，地宫内出土舍利石棺，棺内有宋代铜钱及天圣五年（1027年）《释迦如来砖塔记》。发掘报告原文记录造像出土于地宫封土内，有可能与北京1977相类似。但清理时塔已无存，具体情况不明，暂不进行分析。登封1988是在塔下地宫内填土中出土了北魏及唐代的12件佛像。地宫年代为唐代，但曾被数次打开，留下墨书题记，最晚为清乾隆八年（1743年），佛像何时置入不明。

埋藏目的　C2类埋藏是佛教信徒发愿营造舍利塔或是寺院利用地宫现成的空间，将无法修复或不再修复的破损佛像置于塔下供养的行为，亦为佛像瘗埋，虽均与舍利地宫相关，但残损佛像并不等同于舍利，是两种瘗埋行为的结合，多发生于北宋以后。

C类埋藏是为处理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佛像的埋藏。由寺院主导，或由僧侣、信者发愿，实为佛像瘗埋。C1类埋藏最早可追溯到北宋之前，北宋之后C1类埋藏和C2类埋藏并行。通过分析C类埋葬的两种类型，可以将舍利瘗埋与佛像瘗埋这两种宗教行为区分开来。

　　三、结语

佛像埋藏并非罕见，各例表面上类似，但背景复杂，并不一定是同一类行为。佛像的埋藏方式，可以反映出参与人的意志。从佛像破损程度、出土佛像遗迹单位的形式、佛像安置状态这三点可将佛像埋藏分为三类，并且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A类埋藏以破坏佛像或是将寺院土地改作他用为目的，将佛像视为废弃物的一部分，这从文献记载的角度也可以得到证实。B类埋藏是为避免废佛、战争等灾难，僧侣或佛教徒为保护佛像而进行埋藏的行为。C类埋藏则是为处理不再使用的佛像，由寺院或佛教信徒主导实施的佛像瘗埋，并可进一步分为非地宫埋藏的C1类埋藏和与舍利地宫相关的C2类埋藏。C2类埋藏伴随着舍利埋藏，但并不是将埋藏的残损佛像视为舍利，不能将舍利瘗埋与佛像埋藏视为同一种宗教活动。从时间上看，A类埋藏从南北朝出现一直延续到北宋之后，B类埋藏的时间无法明确，C类埋藏中C1类埋藏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北宋之前，北宋之后C1类埋藏和C2类埋藏并行。

佛像埋藏既非仅存于某一特定区域，亦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日本奈良县川原寺里山遗址一土坑中曾出土大量残损的塑像、砖瓦及佛教法器，该遗址被推断为埋藏焚毁的川原寺遗物之处。因为没有出土情况的图片，只能据纲干善教介绍该遗址的文章去推测遗迹的形状及佛像的安置形式。纲干氏认为遗物是从东侧“投入”，并且土坑东侧斜面上部小型、轻量的遗物较多，越向底部残块的体量越大。此外，井上正在对埋藏坑内出土塑像进行详细观察之后，推测塑像残块在最开始就经过挑选，仅选择能辨别出形象的部分进行埋藏。可见，该土坑内佛像的安置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属于C1类，是寺院参与的埋藏。此外，朝鲜半岛也有类似的实例，益山帝释寺遗址也曾发现埋放大量被火焚烧后的塑像和建筑材料的土坑。

2001年柬埔寨吴哥窟遗址群的班蒂呵黛寺出土了274尊佛像。这些佛像大多数是11世纪至13世纪前半叶制作的石佛，推测是在13世纪中叶灭佛运动时被破坏的。但从方形土坑中佛像被细心的埋藏这一现象分析，其也属于C1类埋藏，极可能是佛教信众或僧侣有意识的行为。在信仰佛教的国家及地区中，类似这样埋藏佛像的实例时有所见，因此对中国佛像埋藏的分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适用于其他地域。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佛像的制作展开了各种讨论，但是对佛像退出其使命之后的阶段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佛像自身的历史，从其被制作到安置于寺院，再到被破坏废弃，各个阶段均同等重要。遗憾的是，埋藏佛像被发现之时，更多的关注点往往是出土佛像，而忽视了对遗迹现象及埋藏情况的观察和分析，导致能够全面综合研究的实例较少。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理念的进步，今后关于佛像埋藏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作者：黄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载源于《华夏考古》2021年第5期，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