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9日上午，日军为庆祝淞沪战役的胜利以及庆祝天皇的生日，在上海虹口公园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11点30分，随着一声巨响，检阅台轰然倒塌，数名日本海陆军高级将官被炸死炸伤，这就是著名的虹口公园爆炸案。

参加会议的日军高级将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决定成立伪“满洲国"。日本为了转移世界各国的注意力以及舆论，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经过日本一系列自导自演的策划之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对十九路军发动了攻击，也就是一·二八事件。

但日军此次进攻遭到十九路军的强烈抵抗，日本在数次派兵增援后，最终以十万大军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攻占上海。

当时，“宁粤分裂”刚刚结束，粤方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非常不满，但又不便明说，陈铭枢在与部下秘密商量后，才决定趁日寇在4月29日举行联欢会放松警惕之时，进行爆炸袭击。

但这件事关系重大，非同小可，必须找到十分可靠的人才能进行。陈铭枢表示，此事由他负责解决。于是在三月中旬的一天， 上海陈铭枢的寓所内出现了神秘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二人详细策划了这起重大的爆炸袭击事件。

提起王亚樵，也是个出名的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辛支革命中起过作用，资格比蒋介石老得多，但他与蒋介石一直不和，一直在进行反蒋活动。

王亚樵是安徽帮的首领。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暗杀，手下有庞大的情报网和行动人员，组织极为严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度也是王亚樵的部下。

1931年春夏，蒋介石和广东不和，闹起“宁粤分裂”，广东的孙科，就曾出大洋5万元，请王亚樵暗杀蒋介石。

王亚樵曾派人的庐山太乙峰下开枪刺蒋，但没成功，后来又改刺宋子文，也告失败。所以，王亚樵与广东的关系十分密切，陈铭枢是粤派，与王亚樵非常熟悉，二人约见后，陈铭枢就坦率说明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愤怒，想在4月29日日本庆祝胜利时爆炸袭击虹口公园。

王亚樵一听，举双手赞成，当场说定由陈铭枢拿出40000元，作为活动经费。

王亚樵考虑到这一天日本的高级将领都要到场，公园的警戒肯定十分森严，中国人根本无法进入。王亚樵再三考虑，决定找朝鲜在上海的流亡爱国人士，由他们选择人员扮作日本侨民，混入会场。对于这个安排，陈铭枢完全同意。于是，王亚樵就去找朝鲜在上海的流亡爱国人士，由他们选择人员扮作日本侨民，混入会场。对于这个安排，陈铭枢完全同意。于是王亚樵第一个找的就是安昌浩。

自从日本并吞朝鲜后，朝鲜志士的抗日复国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例如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就是1909年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炸死的。辛亥革命后，朝鲜爱国人士和孙中山、陈英士等均有密切联系，一直接受中国方面的经济援助。

1919年4月，流亡在上海的朝鲜复国运动各派领袖，在法租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安昌浩与金九被推举为主要领导人，在二人的领导下，工作很有起色，渐渐成朝鲜复国运动的中心，至今在朝鲜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安昌浩在得知任务后，立即与金九商量。因为二人是日本特务非常关注的一个人物，接受任务后如果亲自出马，必定自投罗网，所以要物色一个可靠人员并制造特种炸弹。

他们得知，凡参加“祝捷大会”的所有日本人，每人只能携带一个饭盒和一个军用水壶，进场时要进行严密的搜身检查，因此普通的炸弹和手榴弹等均无法使用。

在人员方面，金九物色到一个反日复国的爱国朝鲜青年尹奉吉。此人不足三十岁，刚从朝鲜经青岛，流亡到上海，尹的全家都被日寇杀害，他孤身一人在上海，以沿街叫卖杂物度日，对日本人的仇恨极深。

他听说要他进行虹口公园大爆炸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十分高兴地说：“为了反日，牺牲我一个人的性命是值得的。”他的决心，使安昌浩十分感动。

尹奉吉

特种炸弹则由在国民党上海兵工厂工作的“韩国独立党”党员王雄制造。王雄的朝鲜名字叫金弘一，青年时因不堪日寇凌辱，流亡到中国从军，毕业于贵州讲武堂和陆军实习学校炮科，北伐后，来到上海兵工厂任兵器部主任。

王雄全力支持朝鲜志士的义举，最后由留美工程师林继庸试制了二十个外形和便当饭盒及军用水壶完全一样、威力极大的炸弹，经过仔细的测试，挑出最好的一对，配上定时器，由王雄秘密交给金九。

1932年4月29日，日本人按计划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天长节”。日本在沪的高级军政人员纷纷到场，参会的有白川义则陆军大将、植田谦吉陆军中将、野村吉三郎海军少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驻沪总领事村井仓吉以及大批中高级陆海军军官。

会场戒备十分森严，凡进场的日本侨民，除水壶和饭盒外，都要受到搜身检查。大会在上午9点开始，会场气氛，十分严肃紧张。

尹奉吉一早赶到金九寓所，拿了“饭盒”和“水壶”，二人商量后，决定将爆炸时间定在上午11点30分。根据情报，阅兵要在11点30分左右结束，这时台上的日军将领未散，庆祝联欢会即将开始，日本人必然会放松警惕。

尹奉吉身穿和服在8点半赶到会场，他大大方方地将“饭盒”和“水壶”放在地上，自己解开衣扣，接受搜身检查。因为他刚到上海不久，日语又极好，就不费吹灰之力，冒充日侨，进了会场。

上午11点20分左右，阅兵结束，庆祝“天长节”的联欢会即将开始。此时日本侨民在场内自由走动，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尹奉吉趁机悄悄地挤出人群，来到阅兵台下，避开别人注意，将“饭盒”和“水壶”塞进了木台的缝隙内，看到尹奉吉动作的日侨，因为都在吃饭，还以为他嫌拿着麻烦，随便放放，根本没有多想。

在11点30分时，当全部日方高级人员均在台上时，突然轰隆一声，“饭盒”和“水壶”爆炸，声音天崩地裂，木台立即倾倒，场面大乱。此时，日本宪兵及陆战队立即戒严，尹奉吉已来不及离开会场。

尹奉吉被捕现场

倒塌的检阅台上浓烟滚滚、血肉横飞。河端和村井，被当场炸死；白川大将全身多处被炸伤，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到了5月20日，终于死亡；野村少将一只眼睛被炸瞎；植田中将和重光葵，各被炸掉一条腿，此外还有6个日军中高级军官，也当场被炸死，其余在台上的人，几乎都受了轻伤。

在一片硝烟中，日军立即将侨民包围，逐个检查。尹奉吉此时身上已经没有饭盒和水壶，并且有人见到他在台上放了饭盒与水壶，当场揭发了他，尹奉吉随即被捕。

日方事后一查，发现尹奉吉是“韩国独立党”人，就残酷刑讯，追问情况，但尹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不久即被枪决。

日本宪兵照会法租界当局，到马浪路普庆里4号搜查，但已人去楼空，一无所获。后来安昌浩不幸被捕，也未有口供，就被送回汉城处死。重要人物金九，得到美国牧师的帮助，逃到浙江嘉兴，一直隐居在海盐乡下幸免于难，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才重新出来活动。

虹口公园的大爆炸，当时震动中外，哄传一时，中国人拍手称快，日本人胆颤心惊。这一壮举虽不能消灭日本法西斯，但却对日本方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对日本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直接参与此事的朝鲜爱国人士金九、安昌浩和尹奉吉的英勇行为和牺牲精神，也被现代史所记载，至今受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