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中国组建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调查统计，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其中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这些只是查明有据的，没有统计的数量只会更多，尤其很多家破人亡的私人收藏的文物，更是无法统计。

作为二战胜利国，中国自然有权力讨回被劫文物，即便不能全部讨回，至少也应该讨回一部分才对。然而事实上却是只讨回107箱古籍等极少文物，其他一概没能讨回。那么，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劫掠的数百万件文物，为何会“近乎彻底失败”，背后有着什么原因？

1946年9月的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见上图）对王世襄说：“刚接到南京来信，‘清损会’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又不懂外语，必须带个翻译，这样便加大了编制。你懂英文，派你去如何？”

王世襄（见下图）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书画、文物、玩鹰、烹饪、玩鸽、玩蛐蛐等无所不精，几乎全都精通古代纨绔与顶级文人的必备技能，是一个古今极其罕见的奇才，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科长，年仅32岁，新婚燕尔。

马衡认为王世襄可以胜任，这也没什么，真正的奇才不能看年龄，但马衡话中透露的意思是经费极其紧张，徐森玉不懂英文，必须要带一个翻译，这样会加大编制预算，而王世襄精通英语。也就是说，派王世襄赴日追讨文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懂英语，可以节省翻译的费用。泱泱大国，真穷到了连一个翻译的钱都舍不得的地步？

二战之后，中国百废待兴，经费的确紧张，但要说组建一个几十人的队伍赴日追讨，相信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1945年年底，政府拨款500万，“清损会”拟定了一份名单，计划派张道藩等13人赴日追讨文物，包括团长1人，顶级文物专家6人，职员4人，英日秘书各1人，王世襄并不在其中。他们去日本的任务有三个：一是调查在日本的中国文物，将之编制目录；二是对在日本的中国文物提出处置建议；三是与驻日盟军总部洽谈，尽一切可能保全在日的中国文物，并使之完璧归赵。

派13人的追讨团队，不是幻想一次就将在日本的几百万计的中国文物全部追回，而是先调查清楚情况，针对性地提出处置办法，并与驻日盟军总部商量，尽一切可能追回文物。文物追讨，一直都是世界级难题，更何况涉及到几百万计的文物，因此不能说当时决策不对。

然而在1945年12月，“调查追讨团”临行之前，驻日盟军总部发来一封电报：

“目前如果派一两名专家隶属于总部联络员之下，从事工作就较切合实际。”

又有密电转告说，“只派一两个专家”是麦克阿瑟将军本人的意思，他认为“目前不便从事大规模调查活动”。

我们都知道，当时政府期待美国支持与援助，自然不敢得罪羁傲不逊的麦克阿瑟。于是，“赴日调查追讨团”计划搁浅，经费锐减到10万元。之后，中国派张凤举作为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李济（中央博物院筹委会主任，“清损会”副主任，见下图）作为专委会委员，操办被劫文物的调查和归还事宜。

张凤举与盟军总部协商，但屡受挫折，后来在报告中说：“美国人大权独揽，且麦克阿瑟对盟国对日委员会日渐冷淡，收回古物事必须谨慎进行，希望亦不能过大。”

李济在日本奔走了一段时间，参观了一些文化研究所，并与一些日本收藏家交流，总算得到了一些线索。但盟军总部在追讨文物上毫无动静，以“北京人”头盖骨为例，这是世界知名的文物，张凤举与李济多次到盟军总部询问，但日本坚持说头盖骨弄丢了，而盟军总部似乎就“相信”了，之后没再调查，最终李济只能无功而返。

至此，追讨被掠文物的阻力已经明显体现，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总部根本不配合，甚至是不希望看到中国文物被追回，否则尽管李济工作是以调查为主，但也不至于一件没能追回。

“清损会”知道美国从中作梗后，重新拟定了追讨计划，但无奈经费实在太过紧张，于是在半年之后，只能派“毛头小伙子”王世襄赴日。王世襄去日本，“清损会”提出了三个目标：

首先，日本在香港劫掠一批国宝级的善本，目前已在日本帝国图书馆被发现，“必须安全回国”。之所以第一条是追回一批善本，且还用“必须安全回国”，因为这批书实在太珍贵了。

其次，各地公私上报的文物损失材料，如今正在整理，之后陆续发到驻日代表团，“须依据材料，向日方交涉，追查赔偿”。

第三，凡日本无法用原件偿还中国，或者原件已经损坏，或长期无法查清下落的，将指定日方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作“以类赔偿”。

王世襄到达日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处理107箱的善本问题。

这批善本包括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等，非常非常的珍贵。上海成为“孤岛”后，为了防止日本劫掠，郑振铎（上图）将这批善本一点点的寄到香港，准备再转寄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但后来因为许地山突然去世，以及日本占领香港，于是这批书就被日本人抢走了。不过，当时为了防范美国人不认账，所以每本书上加盖了中央图书馆藏书章和中英庚会的印记，而这些印记成为日方无法抵赖的关键证据。

1946年，据说中国学者顾毓琇（见下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中，见到盖有上述印记的书籍，后来经过驻日代表团深入调查，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搜获了两万五千册古籍。随后，在伊势原乡下又起出一万册珍品，这一万册古籍是战后日本人偷偷运到乡下藏起来的。

当时报告中写道：“驻日代表团查明真相后，限令日方编造目录全部归还，共3286部，34970册，于1946年8月18日正式交接。”

然而在此之后，文物追讨陷入了绝境，而之所以这样，与当时所谓的“规定”有关。规定要求：首先，必须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在抗战期间被劫掠或被盗窃的；其次，被劫掠的文物要有完整的资料，比如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甚至最好要有照片；第三，被劫掠文物的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掠，劫掠日军的番号等。只有资料完整，驻日盟军总部才会督促日本去追查。

毫无疑问，这一规定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却忽略了战争年代的实际情况，别说当时落后的中国了，就是发达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遭遇日本那样大规模侵略后，也基本不可能提供如此完整的资料。比如劫掠日军的番号，但番号向来是军事机密，一般人怎能知道？即便提供了完整资料，也只是“督促日本”去追查，能不能认真查都是问题。总之，这种规定对日本大为有利，对中国大为不利。

其实，当时麦克阿瑟对日本已有“别样”感情，计划扶持日本了，自然不允许日本吃亏。而且，1945年日本计划以从他国劫掠的文物为抵押，从西方贷款换取粮食，美国资本家对此自然赞同，如果让中国追回文物，就打破了美国资本家赚钱的计划了。另外，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文物商人极为活跃，怎能让中国人来破坏他们的赚钱机会？王世襄就在美国遇到过不少美国古董商人，明目张胆地交易中国文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物追讨只能“近乎彻底失败”。

由于难以追回文物，“清损会”提出的第三条计划，即“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以此逼迫日本交出文物，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公开转为扶持，甚至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1949年，远东委员会召集11国表决“文物补偿案”，中国、英国、法国、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都投了赞成票，苏联弃权，但美国投了反对票，导致“文物补偿案”搁浅，中国对日文物索赔已失良机。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日文物追讨不了了之。

有人说，二战已经过去70年了，不用始终记着过去的历史，一切也该过去了，不需要再提了。但仅以数百万件的文物至今未能讨回来看，我们怎能忘记那段历史？

与日本大不相同的是，德国战后相对比较负责任。德国法律规定，被盗窃物品的追诉期只有30年。二战结束已有70多年，当年被抢走的很多文物，但因为已过追诉期，让很多人公然持有当年抢来的文物。为此，前几年德国巴伐利亚州准备修改法律，取消被盗窃艺术品的追诉年限，为追讨二战时纳粹劫掠的文物铺路，以展现德国的“政治良心”，以表现德国对历史问题负有特殊责任的态度。

不管德国真正的“诚意”有多大，效果有多大，至少在态度上要比日本好得多，也更容易得到二战受害者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