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慈善，人人享有慈善，仁爱触手可及

“慈善理念”是仁爱慈善推出的一个专栏，将在每周与大家见面。这个专栏旨在分享古今中外的慈善理念，形式内容不拘一格。文章观点并不代表仁爱立场，目的也绝非盲目照搬，唯望以他山之石开阔我辈眼界，怀着学习的态度进行参考。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慈善家杂志”，李小云著《公益的元问题》序言，作者：徐永光。有删节。

本质上，我们都坚定行走在公益慈善的“朝圣”路上，前方就是公益文明的灯塔。

《公益的元问题》说了些什么?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公益”“问题”和“元”。讲公益问题的人很多，讲公益“元问题”的只有李小云。因此需要先解解这个“元”字的意味。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元，始也”；元亦可解释为头部，元还有大的意思。所以，小云讲的公益元问题，即关于公益起始的、基本的问题；还是头部的、大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慈善”一词的内涵可小可大，小到邻里互助是慈善，属于传统的私益慈善，大到《慈善法》规范的也是慈善，属于现代的公益慈善 。

李小云说：“中国虽然在传统里也有丰富的慈善思想，但进入新中国后，传统文化的断裂使我们在概念上很少有这些传统捐赠的理念，加上客观上国家主导一切的现实……使传统慈善没能继续发展成为现代公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传统慈善观没有深入意识形态的理念和价值中，最多也不过是在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层面上，即便在没有这种文化断裂的台湾，捐赠文化也不像欧美。并不是说我们要通过宗教来改善捐赠文化，而是普遍性捐赠价值的缺失是我们公益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虽然在为‘99公益日’摇旗呐喊，但是除了依靠每个人朋友圈的扩散，真正大众意义上的捐赠有多大比例，我对此是有疑虑的。如何让捐赠慢慢成为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确是中国公益发展面临的挑战。”

李小云说，如何让捐赠慢慢成为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是中国公益发展面临的挑战。

关于中国的慈善与公益，李小云发现，“直到今天，我们的慈善公益实践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传统慈善‘私益’和‘公益’的问题，未能有效地将中国传统的慈善资源转化为回应现代慈善与公益需求的新思想资源”。

此言甚是。同样是借助信息化工具的互联网募捐，由水滴筹等几家公司发动的个人求助筹款高达五六百亿元；而《慈善法》规范之下的互联网公益募捐，投入政府指定的二三十个平台和数百家基金会、慈善会，筹款总额才为个人求助捐款的20%。前者是私益慈善，后者是公益慈善。前者印证了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依然强势，潜力无限；后者反映了中国现代公益文明仍处于弱势，任重道远。李小云说的“我们的慈善公益实践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传统慈善‘私益’和‘公益’的问题”，是很有解释力的判断。

“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正在重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单单依靠国家无法很好地加以解决，公益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不可能通过宗教来建设中国的公益文化，但是我们需要寻找属于中国的公益社会资源。从中国文化里寻找中国公益的传统社会资源，从中国发展的实践中寻找新的公益资源，这都会促进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人人公益”是公益文明的重要标志。

中国慈善公益的进步发展，取决于公众参与水平的提升。公众参与，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精神认同、伦理构建的过程。李小云认为，“公益不是简单的慈善行为，而是一个基于平等、和谐伦理的社会行动。在中国，那些直接救助型的公益比较容易得到支持，我称之为‘显性公益’或‘问题公益’。这类公益能够马上触动情感。但是，我们在募捐从事解决问题的公益项目时就很难筹到资金，这类公益我称之为‘隐性公益’或‘方案公益’。‘人人公益’不仅是指人人参与，更重要的是指他们能够识别那些能够实现社会公平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实践”。 如何引导公众深度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我与小云的答案是一致的：公益募捐不单单是筹款，筹人比筹款更重要；情感驱动容易，但热情难以持久；需要引导公众从接受“显性公益”“问题公益”到关注“隐性公益”“方案公益”，识别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长远影响的社会问题，理性参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这就是李小云定义的“人人公益”。可以说，“人人公益”是公益文明的重要标志。

公益慈善的另一方是受益者。李小云强调不能把受益者定位于被动施与对象，而应让其成为主动参与者，成为公益主体。李小云在河边村所做的精准扶贫的公益实践，正是努力跳出传统慈善的窠臼、追求现代公益文明的探索过程。从“撒币”式扶贫到以村民为主体的参与式发展，这是李小云借鉴西方NGO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的成功应用；而由开发性扶贫的中国经验到把扶贫投入的住房改造，转化为能为村民带来财产性收入的“瑶族妈妈的客房”——我在那里住过，实现公共和公益扶贫资金投入的有效性、可持续性，则是李小云的独到创造。但是，他一直很警惕、很清醒，常常反思慈善公益的两面性。

“慈善公益的两面性是一个悖论。我们不能因为所从事的事业在道德上无可非议就失去了对该事业产生负面影响的警惕性。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性的关键在于提升公益组织对自身道德性和基于道德性产生的非道德性结果的认知。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积极的，那么有可能我们所做的事情其结果会产生消极影响。”

“我这几年在河边村做公益扶贫已经开始体会到了这样的负面性。村民收入提高了，有的农户都买了汽车，但是让他们提供幼儿园的所需费用难度就很大，在他们的印象中，解决幼儿园的事情似乎是李老师的事情，因为从一开始幼儿园的建设到孩子们的营养早餐以及老师费用都是由李老师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已经形成了慈善依赖，所以我和同事在另外的村建设乡村幼儿园时，从一开始我们就设计如何让农民承担起他们力所能及的责任。慈善公益是公益人的社会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慈善公益的两面性有深刻的认识。”

李小云在书中多次讲到自私是人的本质特点，而慷慨则是人的一个社会特点。

李小云认为，当慈善和公益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时，慈善公益究竟解决什么问题，慈善公益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结果，不同的公益人、不同的学者就会产生争议。为此，他提出了“朴素公益”的概念。他所讲的“朴素”，其含义主要是指公益大众性的问题。而公益大众性是指公益文化更大程度的包容性，也就是说，大多数公众能从公益活动中找到自身的认同。

李小云对公益行业庸俗化表现出少有的犀利批评。他强调，公益文化不应该专属于某些阶层，公益需要搬走头上的“三座大山”：一是“钱”，缺钱的焦虑，资金的困境；二是无所不在的“权”，政府、官员、行业“大咖”；三是“学”，搞一些活动都要沾上知名大学、知名学者的牌子。“三座大山”一边压得草根NGO喘不过气来，一边被压迫者又对其恋恋不舍；而“大山”们一直高高在上，缺少谦卑，很少反省自己的哪些行为是在给公益添乱。

谈“公益的元问题”，不能不涉及公益的“利己与利他”之争。李小云在书中多次讲到自私是人的本质特点，而慷慨则是人的一个社会特点。他指出，慷慨是一种行为，而非一个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私和慷慨好像并非在同一个结构关系中。自私的人有时会慷慨，而利他的人也未必处处都慷慨。因人性使然，公益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遏恶扬善。这是李小云多次和我讨论的，我深表认同。

李小云的“公益改良主义”认为要形成自利和利他相平衡，自立和互助相结合的现代公益社会，强调要在公益文化，公益与国家、市场的关系，防范公益组织异化等方面加以变革。对于公益与国家、市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公益是具有自主性的，不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发展主义的奴隶。从这点来看，公益改良主义与公益原教旨主义保持了一致性。

关于公益与市场的关系，李小云看到了企业向左重视承担社会责任给公益带来的巨大挑战：公益很可能会被企业在社会伦理约束下尝试采取的社会行为所迷惑、所俘虏、所消灭，但是社会需要一个元公益伦理驱动的公益。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公益改良主义认同公益市场主义对公益的市场化改造，学习市场的手段，但不能破坏掉公益的元伦理价值。 毋庸置疑，李小云坚守的中庸之道有理有据、左右逢源，代表了公益意识形态倾向的最大公约数，故很有“卖点”，颇为“畅销”。无论如何，这些思想的碰撞都是当下中国慈善文化的反应；探讨争论，不足为怪；思想碰撞，有益无害。本质上，我们都坚定行走在公益慈善的“朝圣”路上，前方就是公益文明的灯塔。

李小云给公益同侪提出的中国命题有些沉重，也许需要数年、数十年方可破解。正好，小云的纠结思考，可以装进“解慈善文化，释公益文明”这个“筐”里，供大家一起商榷讨论。文明的进程并非直线上升，跌宕反复再正常不过，但发展大方向是不会变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公益组织的使命是改造人类和社会”；公益文明创造的最大价值是“社会资本”，也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与马克思描述的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这何尝不是公益文明的美好图景！

（作者系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国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

（图片来自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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