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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的农牧民冲突

在过去十年，尼日利亚已成为西非或中非农牧民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这一趋势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有2000人死亡。尼日利亚牧民和农业社区之间的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中部地带和与之相邻的南部各州。

为了应对日趋增多的暴力，尼日利亚埃基提、埃多、贝努埃和塔拉巴四州政府于2016年制定法律，反对开放放牧，要求牲畜必须通过交通工具运往市场，禁止步行，以减少与农民之间的潜在冲突。该法律被解读为禁止游牧，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

随着农牧民冲突向南方蔓延，尼日利亚南方17个州也于2021年5月发布了一项联合决议，禁止在其辖区开放放牧。

这些法律和策略被一些人解读为是对富拉尼牧民的敌对，使得尼日利亚长期的农牧民冲突更加难以缓和。尼日利亚政府和其他政治团体强烈支持实施2019年国家畜牧业转型计划(NLTP)，该计划旨在通过将牧民安置在牧场，减少农牧民冲突，改善安全状况。但这项计划实际作用有限，只对当地土著居民中有意养牛的农民有利，对那些半游牧牧民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对土地使用和获取造成了进一步的障碍。因此，它没有解决农民和牧民社区之间两极分化的潜在驱动因素。

如果NLTP能够包含牧民利益，那么就有可能减轻一些与牧民有关的不安全因素。但这些计划是否能够有效执行还有待商榷。类似的法律规定还有贝努埃州的《公开禁止放牧和建立牧场法》，该法令要求没有资格成为土著居民的个人（其中包括牧民），在使用土地时，要获得土地所有者授权等一系列许可程序。这类法律不太可能促进生计转变，减少对牧民流动。同时，这类法律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两族间的怨恨。

有意减少半游牧牧民放牧可用土地的政策也可能潜在地助长武装暴力的循环。为寻找放牧土地，越来越多的牧民被迫进入犯罪团伙和极端组织藏身的森林保护区，这使牧民面临偷牛和其他形式的不安全，许多牧民对此作出反应，武装自己寻求保护当地居民。同时，这也使得牧民越来越难以与极端组织区分开来。它还加剧了社区间的紧张局势。在阿达马瓦州的马达加利地方政府区(LGA)，与萨姆比萨森林的部分地区重叠，“博科圣地”的存在迫使牧民离开森林，导致更多的农作物受损，与当地农民的关系恶化。

马里的农牧民冲突

在马里，自2015年以来农牧民暴力越来越致命，仅2020年就造成近700人死亡。马里大多数农牧民暴力集中中部地区与布基纳法索北部接壤的莫普提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纠纷，这也成为诱发农牧民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该地区农牧民暴力事件激增的最直接诱因是伊斯兰武装组织。由富拉尼牧师AmadouKoufa领导的马西纳解放阵线(FLM)巧妙地利用了两族间的分歧，利用牧民的不满作为推动招募的手段。因此，富拉尼族人现在是该地区伊斯兰武装力量的主要成员。FLM利用民粹主义政策，例如禁止收取放牧费用、响应马里中部地区年轻牧民对现有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不满，获得了一些地方的支持。但并不是所有富拉尼人和牧民都支持FLM，据称，该组织还依靠胁迫和恐吓来招募新成员（尼日利亚的武装组织也会采取这种招募策略）。尽管如此，还是有将富拉尼和FLM混为一谈的言论，让人觉得所有富拉尼人都是恐怖分子。

传统领袖或宗教领袖、以社区为基础的武装民兵团体和一些地方的激进伊斯兰组织之间通过签订关于农作物破坏、土地占用以及牲畜盗窃等协议的短暂休战，减少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暴力冲突。马里中部Ténenkou区就是鲜明的例子，该地区是FLM的首要目标之一。Ténenkou协议得到马里安全部队和FLM分子的默许，将冲突调解掌握在当地酋长和伊玛目手中，并通过FLM来执行。

这些协议的长期可行性有待考量，虽然富拉尼牧民在Ténenkou区的牲畜偷窃行为有所减少，但班巴拉农民拥有大量牛群的社区的情况却没有改变。而如果对此情况放之任之，那么富拉尼牧民当地定居点势必会再次出现土地纠纷，最终导致暴力回归。

这种脆弱的平衡主要体现在马里中部地区，自2012年马里危机开始以来，一些司法管辖的地区当局一直没有收税。中非共和国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牧民与武装团体建立协作关系，牧民向武装团体上交费用，获得土地使用权利。这种强制性的协定不可能长久持续，它势必会导致资源竞争等长期结构性压力，也将导致涉及牧民的暴力回归。

安全部队的作用

安全部队在缓解农牧民冲突和打破其与地区不安全因素的联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安全部队在当地民众中享有较高信任度的国家，如贝宁，通常安全部队在中断暴力和防止冲突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马里Sikasso的Yanfolila地区，当地安全部队通过与社区领导人密切合作，成功平息了农牧民暴力争端。即使是在公众对安全部队的信任度最低的尼日利亚，也有报告显示，安全部队的迅速反应也能够使农牧民冲突局势迅速平静，将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将至最低。

安全部门首当其冲要做的是，区分当地农牧民冲突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袭击，并加强调解机制，在保护社区的同时减少暴力升级的风险。例如，个别事件或土地争端可能会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情况，地方当局和安全部队必须迅速、公平地处理这些事件，防止它们加剧社区间的紧张局势，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招募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社区利益攸关方应利用土地纠纷作为机会，重新评估现有的资源获取协议，并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安全部队可以在遏制暴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这些对话的进行提供空间。

建议

土地争端有可能迅速升级为广泛的社区冲突，因此农牧民暴力事件激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种冲突是由身份、种族、宗教和文化等各种因素引起的，因此解决这些冲突必须要农牧民、政府、民间社会行为体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解决。

区分当地的不满情绪群众和高风险地区的武装极端组织。毗邻受保护森林的社区和年轻牧民等弱势群体特别容易受到武装团体的暴力剥削，并通过招募或胁迫成为武装团体的成员。一旦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在一个地区建立起来，他们就会改变政治环境，当地的斗争就可能成为其极端主义的工具。

安全部队在平叛行动中需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保护暴露在外的社区和弱势群体。安全行动执行者应该效仿社区治安，通过制止和惩罚增加不安全的犯罪活动来赢得当地人的信任。

投入政治资本和财政资源，改善土地管理基础设施。在可预见的未来，西非和中非部分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土地压力将继续存在。土地管理基础设施，如地图和物理标记，对于解决这些压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促使社区遵守和尊重商定的土地法规。当社区领导人传统协调、宗教和民间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努力，处理土地使用侵占和资源使用不当行为的地方公约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培训当地领导解决争议的技巧。在信任度不足，社区紧张局势严重的社区，有效的争端解决取决于恢复信任度的推进和社区利益攸关方的接纳。投资培训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领导人作为农牧民纠纷的独立调解人，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此类培训可以借鉴替代争议解决机制，这些机制的功能类似于尼日利亚有效和包容性的卡巴拉委员会。这些培训的协调人专注于调解策略、沟通动力、积极倾听技巧、跨文化能力、共识建立、以及如何实现公正的争端解决。训练有素的调解员更有机会确保双方之间的信任、信心和富有成效的沟通。

优先考虑在社区和安全部队之间建立信任。没有更可靠和有效的安全干预，就无法减少暴力。在相对安全的地区，应收集更多的信息，以了解安全部队在中断暴力方面是如何发挥及发挥着怎样的有效作用。建立机制，加强安全部队的问责制和效力，特别是在其迅速应对暴力爆发的能力方面。在当地社区相信安全部队将以公正的方式迅速作出反应时，他们便不太可能再采取法外行动。这样便可以有效避免冲突，加强安全部队稳定地区和防止争端升级为更广泛暴力的独特能力。

深港海事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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