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 | 坟墓与浮世之间|夏目漱石|小说|小说家|虞美人草|陀思妥耶夫斯基

▲夏目漱石（1867.2.9 — 1916.12.9），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 ，日本近代作家，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一个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他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1916年12月9日，夏目漱石因病去世。

01.

心

二楼的栏杆上晾着浴后的手巾，向下俯瞰春光烂漫的大街，只见一位修理木屐的师傅顶着头巾，长着一副稀疏的白胡子，从墙外走过。扁担上绑着一只破鼓，用竹片铿铿地敲着。那声音仿佛突然在头脑里勾出了记忆，很锐利，但总感到有些泄气。老爷子走到斜对面医生的门前，“铿”地敲了一下那只破旧的春鼓，头顶上雪白的梅花丛中，突然飞出一只小鸟。木屐师傅没有在意，绕到青青的竹墙背面，随后就看不见了。小鸟一下子又飞到栏杆下石榴树的细枝上，站了好一会儿。看样子还是有些不安，不住地抖动着身子。这时，蓦地仰头看到靠在栏杆上的我，又忽地飞走了。枝头轻烟般闪动了一下，小鸟精致的足爪早已站到栏杆的横木上了。

这是一只未曾见过的鸟，也不知道名字。但它鲜丽的毛色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翅膀似黄莺而又以素朴稍胜，胸脯近于暗灰色，蓬松松的，似乎一口气就能吹飞起来。小鸟时时轻柔地起伏着胸脯，一直老老实实站立在那儿。这让我觉得，惊吓它就是一种罪过，于是我就这样靠在栏杆上好大一阵子，强忍着没敢动一动指头。看到小鸟非常沉静，我便下决心，悄悄后退了一步。同时，小鸟一下子又飞到栏杆上，落到了我的眼前。我和小鸟相隔不过一尺远。我下意识地将右手伸向美丽的小鸟。鸟儿仿佛将温柔的羽翼、华奢的足趾、荡漾着涟漪的前胸，以及它的命运，全都托付给我了。它轻轻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此时，我从上面凝望着它那浑圆的小脑袋，想象着，这只小鸟……然而，除了“这只小鸟……”，其后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只是心底里潜藏着这个“其后”，总体上显得单薄而模糊。我用一种奇怪的力量将浸染于心底的东西集中于一处，用力地审视，那形状——此时此地，定和自己手中的鸟儿一模一样吧。我立即将手中的鸟儿送进笼子里，一直眺望到春天的太阳向下倾斜。我想，这小鸟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望着我呢？

▲电影《其后それから（1985）》剧照，改编自日本文学名家夏目漱石的同名小说，被导演森田芳光拍成一部怀旧色彩浓厚的文艺佳作，对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的伦理人情有十分深刻细腻的刻划。

不一会儿，我出去散步。欣欣然无目的地随处溜达，穿过几条大街，走到闹市，道路左折右拐，陌生的人后面又出现无数个陌生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派繁华热烈、欣欣向荣的景象。自己几乎想象不到，会在哪儿同这世界接触，而这个触点会使自己局促不安。和不认识的几千个陌生人相遇，这让我高兴，但也仅仅只是高兴，这些使我高兴的人的眼神、鼻官都没有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不知何处，宝铃掉在檐瓦上发出了声响。我惊愕地抬头向远方张望，前方十多米远的路口，站着一个女子。我几乎不记得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绾着什么样的发髻，映在眼里的只是她的一张面孔。她的那张脸，眼睛、嘴唇、鼻子，很难分别叙述——不，眼、口、鼻、眉和前额，都集合于一处，恰恰是一副专为我而长成的脸庞。她从一百年前就站在这儿了，这张面孔上的眼、鼻、口都一起等待着我。这一百年里，不管我走到哪里，她都永远跟我在一起。这是一张寡言少语的面孔。女子默默回头张望，追上去一看，原来的小路竟是一条小巷。路面又窄又暗，颇令优柔寡断的自己犯起踌躇。然而，女子却默默走了进去。我默然不语。“跟我来！”她竟然朝我喊了一句。我紧缩着身子走进小巷。

▲电影《虞美人草》剧照。改编自夏目漱石写于1907年的同名小说《虞美人草》，它是夏目漱石作为职业小说家之后创作的第一部著作。

黑色的短幔飘飘荡荡，显露出白色的字迹。接着，屋檐的灯笼从头顶掠过，正中央画着“三阶松”纹样，下边是树根。接下去，玻璃箱内装满了薄饼。再下面，屋檐下吊着五六只四角形木框，里边摆着小小的印花布片。接着，能看到香水瓶。在这里，小巷被仓房黝黑的墙壁挡住了。女子站在二尺远的前方。此时，她蓦然回头朝我看看，然后迅速向右转弯。这会儿，我的头脑里突然出现了先前小鸟的那般心情，尾随女子立即转向右边。只见比刚才还长的小巷逼仄又晦暗，绵延不绝。我只管像小鸟一般，遵从着女子的沉默思维，始终跟着她，沿着这条晦暗而无限延长的小巷，一直走下去。

02.

白发人生

青年时代我失去过两位兄长。他们两人都长期卧床，临终时肌肉刻印着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影子。但是那长了很长时间的头发和胡子，直到死后依然浓黑如漆。头发尚不太显眼，不能随时剃去的胡须一味疯长，脏兮兮的，看上去怪可怜的。其中一位兄长那又粗又硬的胡子的颜色，我至今还记得。死时他的脸显得很凄凉，憔悴而瘦小。可唯独那副胡须长势旺盛，胜过健康的男人。两相对照，使人感到既可怕又可惨。

身罹大患，我的生生死死被弄得满城风雨，而且有那么奇怪的几天好似是在非生非死的空间里度过的。等我稍稍明白了存亡的场域之后，出于确认一下自我存在的愿望，赶紧揽镜自照一番。这时，几年前去世的兄长的面影猝然从冰冷的镜面一掠而过。形销骨立的双颊，失去体温的清黄的皮肤，深深凹陷毫无动感的眼睛，还有任其蔓延的头发和胡须，——不管怎么看，这些都应该是属于兄长的。

只是哥哥的头发和胡子临死时依然乌黑，而我的却不知何时夹杂了缕缕银丝，想来哥哥应该是在生出白发前死去的。死，也许这样更为好些。鬓角和两颊渐渐为白发所冒犯，仍然一心一意想活下去的我，和那些青春年少就舍世而去的壮士比起来，总有些羞羞答答，割舍不得。映入镜中的我的表情里，不用说流露着人生无常的困惑，也多少带有老而不死的惭愧。《为了青年人》一书中写道，人不论活到多大年纪都不会失掉少年时代的性情。我赞成这个说法。想起阅读这本书的情景，我真想回到那个时代。

《为了青年人》的作者，虽然长期为病苦所折磨，但直到临死始终保持快活的性情，是个不说谎话的人。然而可惜的是头发乌黑就死了，倘若他能活到六七十岁的高龄，也许不会说得这样绝对。想到这里，我还是有些可回忆的事。

自己二十岁时，见到三十岁的人就觉得有很大隔阂，等自己也到了三十，才明白其心情是和二十岁的往昔一样的。我在三十岁时，一接触四十的人，感到差异很大，可到了四十，回忆起过去三十岁来，才明白自己依然是以同样的性情生活着的。所以对史蒂文森的话深信不疑，因而经世到今天。但是，从几茎白发可以看出外部萌生的老颓的征候，病里揽镜也和健康时的意趣迥然各异，在那一刹那的感情里，再也找不到年轻时的影子了。

▲电影《夏目漱石之妻》剧照，改编自由夏目漱石的妻子镜子与女婿松冈让著成的《漱石的回忆》。

为一头白发所迫，狠狠心老老实实跨进老迈的门槛呢，还是掩盖这头白发依然在青春的街巷徘徊呢？揽镜的瞬间没有想得这么多。在还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病中的我便疏远了年轻的人们。生病前和一位朋友一起吃饭，那朋友看了看我剃得很短的额角，问我是不是苦于此处为白发所侵才越修越高的。看我当时的神情，人家有充分的理由这样问。但是罹病后的我，变得十分达观而宁静，已经顾不得考虑什么白发不白发的事了。

今天病愈后的我，是活在病中自己的生命延长线上呢，还是回到了和朋友共餐时那种病前的青春年代呢？是打算阔步于史蒂文森所说的道路上呢，还是否定这位英年早逝者的话，决心进入老境呢？迷惘于白发和人生之间的人，在青年们眼中肯定是奇怪的，然而，对于他们来说，立身于坟墓和浮世之间而难以决定去留的时期，不久也会来临的。

桃花马上少年时，笑据银鞍拂柳枝。绿水至今迢递去，月明来照鬓如丝。

03.

疾病的幽趣

作为超越屠格涅夫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进一步赢得了各界人民的尊敬。众所周知，他孩童时代得过癫痫病。我们日本人一听说癫痫，立即联想到口吐白沫，但在西方这病自古被称作“神圣之疾”。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这种“神圣之疾”时，也许是稍早些时候，便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快感的支配。这种快感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有欣赏一场大型音乐会才可获得。据闻，这是在自己和外界实现圆满调和的境地下，从天体之一端，双足滑落进无限空间的心情。

未曾罹患“神圣之疾”的我，直到现在这般年纪，也未曾有过于一瞬间捕捉到这种情趣的记忆。大量呕血后的五六天——于将要经过又尚未经过之际，时时陷入一种微妙的精神状态之中。接着，每天重复出现同样的状态，终于在来临之前有所预感。我暗暗想象着同自己缘分甚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享受的不可理解的欢乐。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想象，那是因为我的精神状态已经飞越寻常。德·昆西细加描述的令人惊奇的鸦片的世界，浮现于我的脑海。但是，他那使得读者眩惑的妖艳的叙述，是由暗淡无光的可鄙的原料经过加工而产生的。一想到这里，我就立即不愿用它同自己的精神状态相比较了。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著名散文家和批评家，被誉为“少有的英语文体大师”，有生之年大部分时间被病魔纠缠，几乎无时不同踌躇、忧郁和吸毒的惧作斗争。他的代表作《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来自作者吸食鸦片后所产生的狂热梦境。

我当时充分体验到同别人谈话的烦躁。声音变成在耳畔震响的空气之波，传到心里，更加搅乱了平静的心情。想起“沉默是金”这句古老的谚语，只是仰面躺着。幸好房间的房檐和对面三楼屋脊之间，可以看到一带蓝天。眼下这个时节，这片天空经秋露洗涤，逐渐变得高爽起来。我每天都默默凝视着这片天空。这没有任何事、又没有任何物的太空，将倾斜着的宁静的影子悉数映入我的心中。于是，我心中也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物了。透明的两种东西紧紧贴合在一起，共同留给自己的，是一种可以用“缥缈”加以形容的心情。

体内心灵的一隅，不知何时笼罩起一层薄雾，照耀着这片地方的意识的色彩渐渐微弱。轻纱般的烟霭，千万遍静静地向四面八方扩展。于是，总体的意识变得稀薄，再也不像普通的梦境那样浓烈，也不像寻常的自觉混作一团，它也不是纵横其间的重叠的影像。要说灵魂出窍，已经有了语病。这是灵魂到达纤细神经的末端，使得泥捏的肉体乃至内脏，轻轻地、远远地游离于官能实感的状态。我清醒地知道，我的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同时，我也知道我所认识到的是一种窈窕的、不带味道的特别的东西。就像地板下流水萦绕，榻榻米自动浮起一般，我的心同自己的身体一起从被褥里漂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接触着腰、肩和头颅的坚硬的被褥，不知到哪儿去了，但心和身体却安然漂浮于原来的位置。发作前产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欢欣，据说有着这样的性质：为了赢得这一瞬间，需要赌上十年乃至整个生命。我的这一瞬间并不十分强烈，生活的全部倒是轻巧而深刻地印上了恍惚而幽邃的趣味。另外，我未曾感受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因忧郁而引起的反作用。我从早晨开始屡次进入此种状态，过午依然情趣荡漾，余味无穷。每当一觉醒来，总是快乐满怀，感到无比幸福。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享有的境界，乃是他生理上即将患病的预兆。我的淡化半条生命的兴致，或许单单只是贫血的结果。

仰卧人如哑，默然见大空。大空云不动，终日杳相同。

04.

我们的社会

我活在人情淡薄的社会，感到十分尴尬。

人们对自己尽到相应的义务，这当然很难得。但所谓义务，即是忠实于工作的意思，根本不是针对以人为对象的语言。因此，我沉浸于义务的结果中，固然感到庆幸，但对于完成义务的对方，很难产生感谢的念头。要是出于好意，对方的一举一动皆以我为目的而动，因此，这一举一动尽皆适应我这个活物。这里有相互联动的热线，使得机械的世界变得更加可靠。较之乘坐电车瞬间跑过一个区域，被人背负着渡过浅滩更具有人情味。

▲电影《少爷》剧照，根据夏目漱石创作于1906年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小说最初发表于《杜鹃》杂志。

一个没有人老老实实尽义务的社会，一个连自己的义务都不肯尽的社会，要求存在如此的豪奢，未免太过分了。虽然明知如此，但我还是感到活在人情淡薄的社会中，自己确实太尴尬了。——有人在文章里写道：世道太艰辛，凭着节约自用车的品格，将自己的良心典当。典当良心，只能求得一时的融通。如今的大多数，甚至连具有应该典当的好意的人都很少了。不论花多大工夫，都别想获得这种好意。虽然觉悟到这一点，但活在人情淡薄的社会，依然觉得自己很拙笨。

当今的青年，提笔作文，开口讲话，动辄均以“自我的主张”为根本。整个社会充满这种语言，整个社会都以此虐待青年。假如正面接受“自我的主张”，颇多可憎；但如今的世界，有人迫使他们肆无忌惮地实行“自我的主张”，尤其是当今的经济事业。“自我之主张”的内里，有些类似自缢和献身，其中包含着悲惨的烦闷。尼采是个懦弱的人，多病的人，又是个孤独的书生。查拉图斯特拉这样呼喊。

▲电影《夏目漱石之妻》剧照

虽然这么解释，但我活在人情淡薄的社会，依然觉得自己很尴尬。尽管自己继续以尴尬对待他人，我还是感到别扭。因而，我病了。病重期间，我竟然忘记了尴尬。

护士在杯子里盛了五十克粥，掺上鲷鱼酱，一勺一勺送到我的嘴边。此时我的心情就如一只小麻雀，或者一只小鸟。随着疾病的远离，医生平均每隔五天为我制作一份食谱。有时制作三种或四种备选，比较一番后，再选择最适合病人的一种，其余作废。

医师是职业，护士也是职业，既收取红包，也接受报酬，不会白白地服务于人。但如果因此以为他们单为金钱才忠实地履行义务，那实在太机械、太空泛了。在他们所尽的义务中，溶进了一半的好意。这种好意通过病人的观察，真不知是何等尊贵啊！由于他们带来的一点好意，病人迅速活过来了。我当时这样一解释，独自很高兴。听了我这种解释的医师和护士，看来也很高兴。

大人和孩子不同，他们能够分辨出一件东西是由十条或二十条花纹组成的，但他们却很少恣意吸收作为生活基础的纯洁的感情。一生中究竟有过几次真正的欢乐、真正的幸运、真正的尊严呢？算起来寥寥无几。尽管不很纯洁，但当时为自己增添活力的这种感情，我还是愿意长期完好地保存在心中。我很害怕这种感情不久就会退化成一片记忆。——因为，我深感活在人情淡薄的社会，自己太尴尬了。

▲电影《其后それから（1985）》剧照

天下自多事，被吹天下风。高秋悲鬓白，衰病梦颜红。送鸟天无尽，看云道不穷。残存吾骨贵，慎勿忘磨砻。

05.

病愈回归

起初只是漠然望着天空躺着，过了一阵，开始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有时恨不得马上就走才好，但一个连从床上起坐的力气都没有的人，怎经得住火车的颠簸和半日的远行？一想到这儿，就觉得归心似箭的自己是多么傻气。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向身旁的人打听何时能回去。这会儿，秋已卷着几多昼夜在我心头飘过。天空逐渐高邈，湛蓝，遮盖在我的心头。

到了动一动也无妨的时候，从东京另请两位医生来，征求他们的意见，约定两周以后出院。从听到这话的第二天起，我就对自己的住地、睡的房子，感到难舍难分。我希冀这约定的两周时间慢悠悠地过去。从前在英国时，我曾十分怨恨英国，就像海涅怨恨英国那样，打心眼里憎恶它。然而真到了起程的那天，当看到伦敦街头涌动着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汇集成了人的海洋时，我立即感到，包围着他们的灰色空气的深处也蕴含着适合我呼吸的气体。我仰望天空，伫立于大街的中央。

如今，两周后我就要离开此地。但现在我还横卧着病躯，不得不独自在床铺之上。于为我特制的高一尺五寸的大稻草垫上，于划破庭院寂静的鲤鱼跳水的声音里，于被朝露润浥的屋瓦上摇头摆尾、远近散步的鹡鸰上，于枕畔的花瓶旁，于廊下潺潺流动的水声里。我继续低徊于围绕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中，等待着这两周时间的过去。

这两周既非长久难耐、无可期盼；也非稍纵即逝、意犹不足。它和普通的两周一样到来，又像寻常的两周一样离去。那一天，上天还赏了我一个细雨濛濛的拂晓作为最后的纪念。窥伺着阴暗的天空，我问下雨了吗，人们回答我，下雨了。

他们为了搬运我，造了一个奇怪的装置。它长约六尺，宽不足二尺，颇为窄小。设计很精巧，一头可以向上掀起，离榻榻米一尺多高，而且全部裹上了白布。我被人抱起，背靠在高起的前头，把脚伸平在另外一头。当时我想，这不就是送葬呀。对着活人说送葬，这话有些不妥，但我总觉得，这白布包裹的玩意儿说床不是床，说棺不是棺，横卧在上面的人不是活活被当作死人被埋葬吗？我口中不住念叨“第二次葬礼”这句话，谁曾想到别人一生一度的葬礼，唯独我必须举行两次才能罢休。

▲电影《夏目漱石之妻》剧照

抬出屋时是平衡的，下楼时架子倾斜，我险些从肩舆上滑落下来。走到大门，同住的浴客一起簇拥过来，左右两边站着目送这白色的肩舆。大家都像送葬一般静候着。我的寝台穿过人群，抬出了防雨的庇檐。外面也围着好些看热闹的。不多久，肩舆竖起，被放上马车，前后架在两张座位上。因为事先量好了尺寸，所以正好卡在车厢之中。马在雨里走动了。我躺着倾听雨点打在车篷上的声音。所幸驭者席和车篷之间露出一点狭窄的空档，从那儿可以望到巨大的岩石、松树和片断的流水。我看到竹园的颜色、柿树的红叶、山芋叶和木槿花篱笆墙，嗅到了黄熟的稻香。当我看见这一切情景时，感到欢欣鼓舞，仿佛又获得了新生。本来这就是我也应该拥有的季节呀！再向前行，就是我回归的处所，那里也会展现一片崭新的天地，等待着古老的记忆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吧？我独自陶醉于想象之中，直到昨日我所留恋的稻草垫、鹡鸰、秋草、鲤鱼和小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