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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无不可

中国式管理有科学也有哲学,因为管理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是哲学,如果你认为管理是科学,你一辈子在基层,你连干部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基层的员工,他可以讲我一切照规定,我管你是谁,可以,这是好员工。一个人当了主管还说我一切照规定,这个人连起码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一切照规定的事情,基层都已经办完了,不会找到主管。凡是去找到主管,就是按规定办不通的事情,才会找主管,就这么简单,但是很多人一辈子想不通,很奇怪。

有人到了四五十岁,还在讲规定就是规定,就是不能改,那这个人他什么事都不要干了,而且可以证明他是毫无经验的。

凡是一切照规定就办得通的事情,用不着主管出面,基层就轻松地把它办完了。基层之所以办不通,一定要找到主管,就已经证明依法行不通了,才会来找你,那如果当主管的还讲,照规定办,不要找我,老实讲部署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你当什么主管?你连起码的素养都没有。

一个人只要你当上主管,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是照规定行不通的,凡规定必有例外,例外就叫做权,规定就叫做经,随时可以发现这些问题。

因此可变跟不可变要同时存在,不能分开来看,很多人现在就是很喜欢分,一分,你就得不到整全的东西。我们现在不可以说某些事情是可变的,某些事情是不可变的,我们应该说可变的部分里面有一部分是不可变的,不可变的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可变的。

把可变跟不可变合在一起,就成了这句话,叫做无可无不可。不要分开来说可、不可,西方的观念是分开来,可、不可,中国人是同时,也可也不可,也不可也可,这是高难度的。

管理本身是个整体

所以当我们嘴巴讲可的时候,心里头会想不可。当我们嘴巴讲不可的时候,我心里想可,中国人就是这么矛盾,这么复杂。

这样各位才能了解,人家给你香烟的时候,你一定说不要,然后他再说不要客气,你就顺手拿来抽了,就是当你说不要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有多的,我一定要,如果只有一根,我当然不要,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听起来含含糊糊,这是在中国社会要生存的一个最起码的素养,否则你一辈子很痛苦。

经权是把不可变的部分当作经来处理,把可变的部分当作权来变通,权就是变通,叫做权宜变通。

管理本身是个整体,它有它的连续性,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一定要有规定,但是规定本身就应该要有弹性。

我来举个例子,我在大学教书几十年,大学老师几乎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的这种表现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老师监考的时候抓到学生作弊,他就送给学校处理,学校就按规定,凡是考试作弊者退学,就把那个学生退学掉了。

结果学生往往没有什么话讲,学生退学就退学了,老师反而有话讲,为什么要退学?如果早知道退学,我根本就不抓,因为人家都没有抓,只有我抓了,那我不是害人吗?

每个老师都觉得自己监考最严,别人都是放水的,很奇怪,你去看,都在作弊,也没有人抓,我一抓你就退学,那我不抓就好了。我或者我抓了不送给你,我自己处理,反而是老师来抗议了。

我们就说那要怎么办呢?要看情节的严重不严重,我抓得紧,他稍微一动我就抓,你就扣他几分就好了。他很严重已经超了一大堆了,那当然要退学,你看他讲的都有道理。

中国人是天生会讲一大堆道理的民族,你永远讲不过他。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照规定办理,他都很不服气,我们最后只好修改法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