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是秦南海郡治、南越国都，自西汉中期以来历代官署所在。南越国宫署遗址是以南越和南汉宫殿与御苑等遗迹为核心，堆积着从秦汉到唐宋至明清和民国各个历史时期文化遗存，是广州两千多年城市发展以及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重要物证。

南越王宫博物馆自2014年第一期建成对外开放以来，开始着手整理历年发掘资料，在合作机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选择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分专题编辑出版。这本《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选录》即是其中一部。南越国宫署遗址多年考古发掘，出土建筑构件多不胜数，历代瓦当数以千计。本图录共选取各朝代的瓦当标本134件、瓦当祖范1件，试图通过瓦当这种特殊的建筑构件，反映从秦代到清代广州（番禺城）建筑规格及其样式的发展变化。

瓦是中国古代大型木构建筑屋面的重要构件，主要作用是防水、排水，保护木构的屋架部分。瓦当是建筑物屋檐筒瓦的下垂部分，其功能是利于屋顶排水，起着挡水保护檐头的作用，在建筑的外檐有相同的构件，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和美感。瓦当样式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图案纹饰取材有云头纹、几何形纹、动物纹、植物纹等，还有以文字为饰，是中国建筑特有的构件，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品。

迄今为止，瓦的实物最早见于西周早期。中国最早的瓦当集中发现于陕西扶风、岐山周原西周中晚期宫殿建筑群遗址。东周时期，瓦当成为大型建筑的构件，发展迅速。各诸侯国瓦当纹饰具有浓郁的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尤以齐、燕、秦的瓦当纹饰最具特色，以动物纹瓦当、云纹瓦当、树木云纹瓦当数量最多。

秦代云纹瓦当

岭南地区出现和使用瓦当从秦代开始。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建筑官署，北方中原地区以瓦为顶的土木梁架结构建筑随秦军南下，岭南地区开始生产和使用板瓦、筒瓦和瓦当。秦汉之际（约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在都城番禺兴建宫室，屋顶大量使用瓦当，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官署都安装瓦当。岭南的瓦当自秦汉到明清，规格上从大到小变化，纹饰也不断演变，脉络非常清晰。

岭南地区发现瓦当实物的时间很早，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州市东郊东山龟岗开建广（州）九（龙）铁路发现大量陶瓦。广东南海人潘六如收集、整理并考释这些“残瓦虫书”，发现了“长寿”、“万岁”等文字瓦当，写成《南越故宫残瓦记》、《南越故宫残瓦文字》等文，汇编成《潘六如南越瓦文稿》。他认为这些陶瓦文字字体介乎篆隶递变特征，__考为南越国时期。潘六如等绅士以文字等考证为南越古瓦，确实精当。以考稽古，虽与现代考古学不同，属典型的金石考古典范例，毕竟是考古百年之先声。这是最早在地下发现南越国时期文物，激发了广东文人的家国情怀，拉开南越文化、岭南文化研究的序幕。

1975年广州市中山四路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考古试掘，在船台遗址层（第⑨层）出土绳纹筒瓦和宽弦纹板瓦。覆盖在第一号船台上面的西汉初年堆积层（第⑧层）也发现造型相同的筒瓦和板瓦，还有瓦当16件。瓦当的当面图案为云树纹，其制法与陕西咸阳发现的秦瓦当相同。在南越砖石走道（第⑦B层），道面及南侧有大量残瓦和瓦当。这是建筑物被毁，走道被破坏以后形成的地层，除了大型印花砖、砖雕脊饰等建筑材料，也有“万岁”文字瓦当。这次发掘出土的秦汉云纹瓦当的主纹为卷云，以双直线分隔，作三分或四分法布置。“万岁”文字瓦当与东山发现的完全一致，以科学考古发掘的地层学与类型学验证了1907年发现瓦当考证的准确性。

1995年以来，南越国宫署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云纹瓦当最早出现于秦代的地层和水井等遗迹中。1997年南越国宫署遗址清理曲流石渠遗迹，在南越王宫被火烧毁、宫室倒塌形成的堆积层（第⑩层）之下的有南越国早期建筑垫土层（第⑪层），发现绳纹瓦和云树纹瓦当。第⑫层出土少量陶碗、器盖，也有绳纹瓦和云树纹瓦当，年代推断为秦代至南越国早期（本书第004～006页）。南越国时期仍流行云纹瓦当，云朵加三角形树枝（形如箭镞，故亦有称之为云箭纹）继承着秦代的特征（本书第007～011页）。偶尔也会有一些新的样式出现，如四叶纹瓦当等（本书第012页）。

目前广州发现的南越“万岁”文字瓦当数量众多，书法变化丰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南越国时期无疑是岭南瓦当的发展和繁荣时期。

南越国“万岁”文字瓦当

文字瓦当绝大多数为“万岁”二字，阳文，自右向左篆体横书。“万岁”二字依字的结构、字划笔势和布局之不同，分为三种：第一种字划复杂，笔势流丽匀圆，类似龟蛇体（本书第020～021页）、有的为铁线篆（本书第024～027页），从局部的笔画变化来看，可有14款不同的写法；第二种笔势方折，字体宽博，乃成熟典型的缪篆（本书第015～018页），也可以分成13个款式；第三种有一“歲”字的“戈”部下面的一划饰成箭头形。在“万岁”文字瓦当上饰箭头纹，福建崇安汉城遗址也有出土。另外，南越“万岁”文字瓦当有少数反文，即把右向横书改为左向。南越国宫署遗址共发现“万岁”文字瓦当几十款，或完整，或残损，有的可以看得出来是同范制成。

“万岁”文字瓦当在其他地方也常有发现，虽然这种“万岁”具有吉祥语的意义，却只是在较高规格的建筑遗址出土。如陕西省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千秋万岁”、“万岁未央”，宝鸡羽阳宫遗址“羽阳万岁”和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遗址的“常乐万岁”、“万岁”等。然而像广州南越宫署遗址这样，如此大量且单一地使用“万岁”文字瓦当是极为罕见的。同时，“万岁”二字布局严谨，而又富于变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除了南越国宫署遗址，番禺城内外也有发现南越瓦当。近20年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中山五路新大新公司、北京路步行街、中山五路原新华电影院、地铁一号线公园前站和广百新翼工地以及惠福东路光明广场等地点发掘南越国的建筑遗迹，都有瓦当出土。2020年，广州市中山六路考古工地将军东路与六榕路之间地块，出土南越板瓦、筒瓦和云树纹瓦当。

清末至民国时期，东山发现南越残瓦甚多。2005～2006年考古人员在东山口发掘西汉井7眼。出土物多为汲水罐，在井中填土里还出有三重菱格纹方砖、粗绳纹板瓦、云树纹瓦当、夹砂陶釜、纺轮和扇形井砖等，具有典型的南越国时期的特征。此外还有西汉灰坑，多为不规整小坑，填土为灰褐土，土质疏松，只有少量的板瓦、筒瓦残片，极少有生活用品的残片。南越国时期水井的数量较多，说明广州城的东郊在南越国时期就已经有较大规模的聚落。井中发现砖和瓦等建筑构件，与中山四路南越宫署遗址的相同。农林下路曾发现过瓦片堆积坑，出土大量板瓦和筒瓦。此外，中山二路某工地发掘的一口水井出土秦“半两”铜钱和菌形陶拍。广州王贵忱先生捐赠广东省博物馆的南越残瓦中有“□贫”陶拍残件。陶拍为灰褐陶，残片呈不规则形，拍上有圆点纹和“□贫”字样。这些可能都与东山一带南越窑场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对南越宫苑遗址出土砖瓦进行测试分析，检测结果显示南越砖瓦Al2O3含量较高，含有铁铝氧化物或三水铝矿等，与广东其他地区陶器的元素组成相似。质言之，其原料来源于本地，砖瓦在本地烧造。

广东五华狮雄山遗址、徐闻二桥遗址，广西全州洮阳城址、兴安秦城遗址、贺州高寨城址、武宣勒马城址、贵港贵城遗址、合浦草鞋村遗址、南宁三江坡遗址、龙州庭城遗址均发现了秦汉时期的瓦当。以云纹瓦当占大多数，有的遗址发现“万岁”文字瓦当。从广西、广东这几年的发掘情况来看，瓦当主要发现于县级以上的城址中，这是当时秦汉中央政权在岭南地方实行有效统治的表现。

广州南越王宫、五华狮雄山和广西合浦的云纹瓦当的当面中心多为乳丁，有的放大成圆纽，外为围绕圆圈，双线格界分为两条（上下对半分）、三条和四条分格不等。基本不见中心圆以网纹、花叶纹为饰者，形成南越特色。东汉至三国时期“万岁”文字瓦当，在广西贵港贵城遗址、广东徐闻二桥遗址以及越南北部的菊浦遗址和陇溪城址也有发现。其中广西贵港和越南北部的一些款式与南越宫苑遗址的相同，徐闻的“万岁”文字瓦当则别具一格，徐闻县五里乡二桥、仕尾一带采集“万岁”文字瓦当字体独特，与广州所见差异很大。

“万岁”文字瓦当在南越国灭后的西汉中期沿用到东汉。“万岁”文字瓦当渐趋简化，东汉晚期新出现蘑菇形云纹瓦当。番禺城的万岁瓦当和云纹瓦当沿用到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直到晋南朝时期被莲花瓦当取代。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后，番禺已由南越都城下降为汉南海郡治，西汉时期番禺作为岭南最主要城市地位不变，在番禺高规格的建筑用瓦一直沿用不断，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番禺城址未曾改变。

魏晋时期，瓦当装饰主力的云纹简化变形，形成渐被莲花纹和兽面纹取代的趋势。南北朝时期，莲花纹瓦当已经成为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建筑构件。莲花纹样造型丰富，有单瓣和重瓣的变化，边轮常饰联珠纹。南北方的莲花纹瓦当具有较高相似性。仅从形状上看，唐代初期莲花纹瓦当与南朝的差别不大，同样有肥润的与纤瘦的并存。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

南朝莲花纹瓦当

三国晋南朝时期，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管理加强，尤其是几次人口迁徙，江南文化涌入岭南，隋唐统一之后南北方文化面貌更加接近，反映在瓦当上面也是这个情形。

唐、南汉至北宋宫殿、衙署，以及城外的陵园和寺院等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莲花纹瓦当，但尚不能确认民居庶宅是否使用莲花纹瓦当。

广州六朝以莲花纹瓦当为主，一直到五代才出现双凤、对鸟鸳鸯等题材，宋代以后花卉纹占据主要地位。五代十国的南汉则肥润的莲瓣纹几近消失，纤瘦的异化图案化如颗粒状的莲瓣保留延续，动物纹新出——兽面纹、龙纹、凤纹等及充满生活情趣的双凤纹和鸳鸯对鸟纹。南汉兽面纹瓦当中山六路等工地也有发现，与南京兽面纹瓦当出现于六朝不同，但见于南汉宫殿及皇家庙宇。

宋代以后虽然仍有莲花纹等余绪，但日趋简化，当面直径变薄变小，艺术性大为减弱。莲瓣越发纤细，失去莲花丰满形态，失去莲花的原样，趋向简化的机械的图案化。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花叶纹瓦当，时间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主体纹饰常见缠枝花叶，以菊花纹和牡丹纹为主。自宋代开始出现花叶与文字结合的纹样，通常是当心字体模印“千秋万岁”、“大吉”等吉语，外围饰花草、联珠纹等。清代以“寿”字最多，也常见“金玉寿”。这个阶段瓦当的直径逐渐趋小，明清时期的直径不到10厘米。瓦当的艺术性和美观性大不如前。

以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中心的考古发现，我们以瓦当为代表探讨岭南地区建筑构件的发展演变过程。然而各历史阶段瓦当的分期、演变形式等都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在此提出，以期引起学者的重视。

从目前考古发现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岭南地区使用和烧制瓦件从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始。秦代以后，更加流行云纹、葵纹瓦当，而关中地区盛行各种动物图案的瓦当却不见于岭南，反映出南越工匠有所取舍。

广东博罗银岗遗址是大型制陶工场遗址，可明显划分为早晚两期。二期发现“十”字卷云纹瓦当。简报作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银岗遗址两期文化的差异有着一定突变的因素。我们认为这种突变因素就是以瓦当为代表的秦文化因素。从简报看到至少有两件云纹瓦当，虽然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与北方地区的秦瓦当相比，博罗银岗的瓦当纹样明显地简化，由此可见，这些瓦当就在窑址烧造。这些瓦当未必是为南海郡治番禺制作，可能是新的文化因素引入了越人的传统窑场。

云纹瓦当从秦代开始运用于岭南建筑，一直沿用到东汉。其早晚演变形式样式，尤其是秦汉之际和南越国时期，能否区分早晚，都亟待深入研究。南越国灭亡后，汉置初郡，番禺城使用瓦当的变化从制作工艺到文字结构都有迹可循。西汉中期“万岁”文字瓦当基本延续南越的书法和结构，字体仍相似，但制作已经显得粗糙，不精细。字体卷曲更甚，更近鸟虫书。这与北方中原地区西汉中期文字流行的鸟虫书（本书第029页）风格接近。西汉晚期“萬歲”二字开始简化，卷曲、潦草，歪斜不正。到了东汉时期有的“萬歲”二字的“山”形“草”字部首连成一体，二字相连。字划减少，“萬”字仍可识别，“歲”字简化减笔严重，单独不可训读。这是“万岁”文字瓦当摆脱南越影响的反映。海幅寺窑场遗址出土一件（T2⑧∶060），与南越宫苑遗址的B型瓦当相同。

“万岁”文字瓦当除广州外，广西贵港和广东徐闻也有发现。贵港市郁江北岸发掘汉代护城壕及基槽，出土的“万岁”文字瓦当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南越国时期的云纹文字瓦当，其以界格分为上下区，上下书“万岁”二字。云纹文字瓦当广州南越国宫署未见，但在福建城村遗址和福州冶山遗址都有发现，只是布局不同。另一种为东汉时期与南越宫苑遗址报告之B型瓦当如出一模。“萬”下部的虫形的“彐”加大如“曰”形，“歲”字简笔严重。

徐闻县五里乡二桥、仕尾一带采集可断为东汉时期的“万岁”文字瓦当，字体独特，其书法在福建、广西和广东的其他地方都未曾见过。西汉中期到三国时期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瓦当，尤其是“万岁”文字瓦当的分期基本清楚，可是南越时期瓦当的分期却没有考古地层学的支撑。虽然从地层堆积可以判断云纹瓦当早，“万岁”文字瓦当出现稍晚d，但是南越国近百年历史，云纹瓦当有无早晚变化，“万岁”文字瓦当的字体又是怎样发展，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下面我们说一下莲花纹瓦当。公元元年前后莲花纹已成熟地运用于佛教艺术，尤其是独具印度本土色彩的佛塔。公元前2世纪左右印度巴尔胡特佛塔（Bharhut Stupa）等为代表，其栏楯上装饰盛开的莲花。随着佛教东传，莲花图案也进入中土，多应用于陶瓷器和铜器或银器之上，后来成为瓦当的主要纹样。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汉地使用莲花纹瓦当不晚于东晋早期。这与魏晋以来汉地僧人西行求法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自从法显赴天竺求法，陆去海回之后，从海路来华译经的印度高僧，以及从交广赴西域和去天竺的中国僧人史不绝书。除了佛经外，必定带来不少佛教艺术的资料和信息，随商舶来华的应当有工匠。当然，东传的莲花经过中土工匠的改造，很难找出与印度完全相同的造型，但其范本母本总是印度的艺术。据研究，南京地区莲花纹瓦当最早出现的时间是东晋晚期到南朝早期。汉魏洛阳城出土的莲花纹瓦当自北魏开始盛行。瓦当的纹样主要是单瓣莲花纹和复瓣宝装莲花纹。然而广州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基本不见复瓣莲花纹，有的只是在莲瓣中脊或划线或起筋隐约分为两瓣（本书第050～051页），偶尔也可见宝装莲花纹（本书第062～063页）值得注意的是广州东晋地层出土了一种线条勾勒上下两层重叠的莲瓣纹瓦当（本书第046～047页）。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度发掘的晋代地层、2000年发掘的东晋水井（J8）都有出土。2004年广大路停车场工地的晋、南朝遗存发现莲花纹瓦当多件。当心浮雕六莲瓣，主纹为上下两层各六瓣交叠，构成十二莲瓣。瓦当背面平，无粘接筒瓦痕迹，应是用铁钉或竹林由当心穿孔将瓦当固定在檐椽上。这样构图的莲花纹不但用于瓦当，在条砖上也有。以细线条表示花瓣的手法在南京的六朝瓦当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瓦当中所未见，为广州独有。预示着一种可能，即其意匠经海上丝绸之路由印度传至广州，或许是广州的工匠创造出独特的构图。对其渊源的考察无疑是有趣的课题。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最早的瓦当年代为秦代，应当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统一岭南随军工匠南下制作。以云纹为主，明显受秦和齐及三晋风格影响。最先的瓦当应当应用于秦南海郡治的官署建筑。到了南越国时期则大量应用于宫室、官署以及宫城各种建筑。目前可以明确大多数有屋面的建筑都使用瓦当，数量相当庞大。除了宫殿外，连接宫殿的廊道、亭台、榭阁、井亭以及宫墙墙头都有瓦当发现。

经过数十年考古发掘，东山1907年以来发现的南越陶瓦，有一部分是都城廓外行宫的建筑用瓦，也有的或许为民国学人所考证的南越瓦窑工场，由于迄今未发现窑址，故尚待证实。从大量堆积瓦片和瓦当的情形看，瓦窑工场存在的可能性很大。

以南越国宫署遗址为核心的广州市区出土的六朝莲花纹瓦当与洛阳、南京等地的相近似，然而莲花纹造型也较为特殊，与其他地方不同，显示出自创的特征。莲花纹瓦当发现于东晋晚期到南朝早期，南京和广州考古发掘的地层证实都是同样的情况。这应当与东晋时期汉僧西行求法及天竺高僧来华译经有密切关系。

小小的圆形瓦当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结合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遗迹、遗物，充分显示了秦汉统一岭南，南越国一百年的开拓，岭南地区跟上中原发展的步伐，融入中华文明，形成多元一体下独特的岭南文化的状况。瓦当见证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本文由 樊鑫 郑佐一 摘编自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博物院编《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选录》之全洪 序。序注释略，内容有删节、调整，相关学术观点及引用以书中内容为准。

（审核：孙莉）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选录》

ISBN 978-7-03-069588-8

定价：218.00元

本书整理、收录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历代瓦当。南越国宫署遗址最早发现于1975年，此后，在1988～2009年又陆续进行多次的考古发掘。发掘工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5年至1998年，为配合城市建设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第二阶段是2000年在广州市儿童公园内进行的考古试掘；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至2009年，在原儿童公园内进行的有计划按步骤的主动性发掘。南越国宫署遗址上下叠压有秦、西汉南越国、汉、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南汉国、宋、元、明、清、民国等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的瓦当不但数量大、品种多，而且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清楚的地层关系。系统整理瓦当资料并进行辑录和研究，对建立起广州和岭南地区古代瓦当发展的基本序列、丰富中国古代瓦当资料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适用于从事瓦当相关的历史、考古、文博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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